記得我到德國后第一次去理發店剪頭發，女理發員居然特地在我腦后留下一撮頭發不剪，還說“你們中國人不是都要留一條辮子的嗎？我看電影里的中國人都是那樣的”。

這已經是上世紀80年代，可在很多普通德國人的印象里，中國，仍然是一個從前的、貧窮落后的中國。

我多想向他們介紹一個真實的中國！但當時我的德語不夠好，我要找機會多練習。于是我決定到柏林工大食堂的信息墻上貼條子找語伴，用漢語交換德語。可是我一連貼了5張尋找交換語言的條子竟然都毫無反應。為什么？我問我的中國朋友，她直接回答我：“誰要學漢語呀！你還不如寫‘愿意用擦窗戶交換學德語’呢！”我又去問我的德國同學，對方很婉轉地說：“中國離我們太遠了，我們學漢語有什么用呢？”不光德國人，那時我還見到一個華人母親訓斥她剛帶到德國的女兒：“漢語好有什么用，以后還不是照樣找不到工作，趕快給我把德語、英語學好！”

幾年以后，這樣的情況開始改觀。1990年上海浦東新區開發，1992年我就有了愿意學漢語的德國語伴——一位要去上海浦東實習的大學生。“如果我去青島旅游，中國人會不會打我？”這是他問我的第一個問題。可見當時中德兩國人民之間多么缺乏了解。

隨著中國的逐步崛起，學漢語的德國人漸漸多了起來。1995年，一位原東德地區的學生家長對我說：“我要讓兩個兒子的漢語水平達到能當記者的程度！”原來，兩德統一以后這個家庭曾陷入夫妻雙雙失業的經濟困境，后來因妻子找到了和中國有關的工作才得以緩解。“希望在中國！”這是我第一次從一個德國人口中聽到的說法。又過幾年，這個地區的一所小學請我去教孩子們漢語。據說這個地區是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地方，家長中律師、醫生、教師比較多。我去上漢語課的時候，德國電視臺、德國之聲電臺紛紛前來采訪報道。

與此同時，我在柏林的成年大學漢語班的學員背景也逐漸有了變化，最早的學員多是短期去中國的游客或記者，后來有了很多企業經理。更多的時候，我是直接到德國大中企業給他們即將派往中國的駐外代表上漢語課和中國文化課。連波斯坦工商局也請我去為小企業的老板們教課，包括漢語知識和基本禮儀等。有一次，我還和德國同事一起受邀乘飛機去慕尼黑講課，介紹中國的企業文化。“這對我們太重要了！”這些德國企業的負責人表示。

華人家庭對子女學習漢語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在中國駐德大使館的幫助下，1992年成立的漢語小組，后來逐漸發展成有近200名學生的柏林華德中文學校。

2001年起我擔任該校教務長，曾帶著校董會和全校師生的囑托回國參加海外華文教育工作大會。在大會發言中，我講述了海外華校急需漢語教材的情況，立即獲得國僑辦、國家漢辦領導的關注。

不久，大批合適海外教學的華校教材通過中國駐德大使館送到了我校學生們手中。為了表彰孩子們學習漢語的熱情，國僑辦還為他們送來一批《新華字典》。華德中文學校的學生由此猛增到500多人。

2004年7月，我帶領15名華德中文學校的學生到北京參加國僑辦舉辦的“尋根之旅”夏令營，和他們一起在天安門廣場漫步，在人民大會堂參觀，在萬里長城遠眺。這些9到13歲的華裔少年，親眼看到了祖（籍）國的大好河山，看到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內心充滿了作為一名華夏兒女的自豪！

2004年12月， 我作為漢語教師接受德國《時代報》（Die Zeit）的采訪，我終于有機會在該報“2004年回眸” 欄目中，向德國人介紹我的祖國，介紹改革開放后經濟騰飛的中國。中國，早已不是那個人人腦后拖著辮子的貧窮落后的國家，中國，正在以嶄新的面貌崛起在世界的東方！

如今我在上海同濟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繼續我的對外漢語教學工作，我教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個國家，他們在中國學習漢語，也學習建筑、醫學、法律、國際關系等專業，其中有不少是碩士生和博士生。

如今在很多外國人眼中，中國不再遙遠，學習漢語越來越有用。我曾問意大利青年馬克為什么要學漢語？他說“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相信10年后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學好漢語，就有更多的創業機會。”

中國強，漢語熱。作為一名對外漢語教師，我親眼目睹了漢語在海外從被冷落到受歡迎的過程，由此，我可以自豪地說，我與祖國的對外漢語事業一同成長，并為之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為上海同濟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對外漢語教師、德語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