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我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文化名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詞作者田漢先生誕生120周年、逝世50周年，讓一起來我們回溯田漢與上海的不解情緣。

創辦“南國”，痛失愛妻

1922年,田漢與夫人易漱瑜從日本返國,來到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北里40號。此時田漢已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與創造社的社員，他幫著編輯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刊物《少年中國》，而與創造社的關系逐漸疏遠。他又效學日本思想家山川均與菊榮夫人的先例,與其妻易漱瑜合作創辦一種文藝半月刊，取名“南國”,于1923年1月創刊。他在刊物的宣言里說：“欲在沉悶的中國新文壇鼓動一種清新芳烈的藝術空氣。”刊物除了刊登他與易漱瑜的作品外，還刊載了與郭沫若、宗白華、郁達夫諸友的通信。這一時期田漢在該刊發表的劇本有《獲虎之夜》《鄉愁》等，并在《創造》上發表了《咖啡店之一夜》《午飯之前》等劇本。《獲虎之夜》寫一個富農的女兒蓮姑愛上了流浪兒黃大傻,蓮姑父母卻要把女兒嫁給地主,貧富懸殊造成了這對青年人的悲劇。《咖啡店之一夜》以他的朋友李初梨為原型，描寫感傷青年林澤奇與白秋英的愛情故事，揭露和鞭笞了帶著舊封建烙印的資產階級市儈對青年愛情自由的戕害。

辦刊物，工作極其繁重，何況僅由田漢與妻子兩人艱苦支撐呢。用田漢的話來說，“這時期‘南國’的社員就是我與漱瑜夫妻兩人”。因為被工作和一家的生活負擔弄得心力交瘁，易女士終于累得病倒了。后來病勢愈重，田漢只得送她回家鄉長沙養病，誰知不到3月，易女士竟香消玉殞。《南國半月刊》出到第四期就告停刊，田漢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

“魚龍會”轟動上海灘

1925年，上海新少年電影公司要把田漢的劇本《梵峨璘與薔薇》拍成電影，頓時引發了田漢對電影的興趣，他還為影片公司寫了一個叫《翠艷親王》的電影劇本。不久，他與唐琳、唐越石等幾位朋友干脆自己創辦了南國電影劇社，影劇社設在斜橋徐家匯路新少年舊址。當時田漢受到19世紀70年代俄國青年“到民間去”運動的影響，想運用電影的形式抒寫中國的一些到民間去的運動。影片描寫了一個熱情、愛幻想卻又容易動搖的小資產階級青年的人生探索。但因經費等問題，未能拍成。

1927年暑期，黎錦暉邀請田漢主持上海藝術大學文科。原來上海藝大的校長叫周勤豪，因負債累累，逃之夭夭。田漢毅然接受了藝大的邀聘。不久，田漢又得學生會選舉，出任藝大校長。他在藝大創辦了戲劇科，并改組南國電影劇社，成立了南國社，擴大范圍，包括文學、繪畫、音樂、戲劇、電影等部門。南國社的宗旨是“團結能與時代共痛癢之有為青年，作藝術上的革命運動”。

南國社成立后開展了許多創作和演出活動。

1927年12月，田漢在藝大舉辦了“魚龍會”演出。當時藝大校址在善鐘路87號。田漢把一個大客廳改造成可容百余觀眾的小劇場，15平方米的平臺算是舞臺，人們戲稱為“窗洞”舞臺。在漢代的百戲中，有一種由人裝扮成巨魚和巨龍進行表演的假形舞蹈，叫作“魚龍曼延”，魚龍會便是取其意而名之。田漢說：“我們這些人是魚，就請兩條龍來，周信芳、歐陽予倩，他們是京劇名角。”魚龍會演出共7天，演出劇目中有《父歸》《未完成的杰作》兩個外國戲，有田漢創作的五個短劇：《生之意志》《江村小景》《畫家與其妹妹》《蘇州夜話》和《名優之死》。《蘇州夜話》通過老畫家劉叔康父女的奇遇，反映了軍閥戰爭致使老百姓流離失所，揭露了軍閥戰爭的罪惡。《名優之死》以晚清京劇名角劉鴻聲為原型，描寫一代名優劉振聲嘔盡心血培養女弟子劉鳳仙，可鳳仙成名后被流氓化紳士楊大爺所引誘，日益墮落，劉振聲與流氓斗爭，終于被逼死，倒在舞臺上。劇本抨擊了流氓化紳士玩弄坤角的丑惡行徑，揭示了鬼狐橫行的社會風氣和藝人的悲慘命運。

在魚龍會上演出反響最為強烈的是歐陽予倩編寫的六幕京劇《潘金蓮》。這個戲大膽地把潘金蓮作為叛逆女性來描寫。在戲中，周信芳飾武松，歐陽予倩飾潘金蓮，高百歲飾西門慶，周五寶飾王婆，唐槐秋飾何九叔，唐叔明飾鄆哥，顧夢鶴飾張大官人的家人。這是話劇演員與京劇演員同臺演出的一次盛舉。周信芳扮演的武松演到追問何九叔時，用真刀往桌子上一戳，兩眼一瞪，手提何九叔，逼真的形象使同臺的演員都驚住了。臺下報以熱烈的掌聲。當武松舉刀，欲割潘金蓮的心時，潘金蓮挺胸跪近武松，說：“二郎，這雪白的胸膛里，有一顆赤誠的心。這顆心已經給你多時了，你不要，我只好權且藏在這里。可憐我等著你多時了，你要割去嗎？請你慢慢地割吧，讓我多多地親近你。”田漢看了演出，對周信芳、歐陽予倩說：“聽到那段最后的臺詞，我完全陶醉了。”并稱贊周信芳真把武松演活了。徐悲鴻看后，欣然命筆寫道：“翻數百年之陳案，揭美人之隱衷；入情入理，壯快淋漓，不愧杰作。”整個魚龍會的演出表現了當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動搖與苦悶”的心聲，以及對于革命朦朧的向往，加之表演真率，自然感人，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找周信芳想辦法

南國藝術學院的經濟極其困難，田漢經常四處告貸來維持大家的伙食。有一次因欠了電費，被剪斷了電燈線，田漢只能在燭光下寫作。1928年暑假以后更加拮據，難以為繼。到了冬天，南國藝術學院終因經濟和其他原因而停頓，但學生們仍依依不舍，不肯離去。于是田漢就仍以南國社名義活動。那時困難重重，沒有劇本，沒有演員，沒有資金，沒有劇場，沒有觀眾。但是，田漢還是千方百計在兩三年時間里進行了三期公演。

當時，劇場難借，好的劇場索價昂貴，租不起。于是田漢去找周信芳想辦法。周信芳當時是上海伶界聯合會負責人，經過他的周旋，終于免費借到九畝地梨園公所樓上的場子。周信芳陪田漢一起去看，原來是一個擺神像的破樓，連臺也沒有。可是第二天就要演戲，連票也已部分賣出。這可把周信芳急壞了。田漢卻說“不要緊，有辦法！”田漢馬上設法借了一筆錢，由他弟弟田洪去買了一批木料，連夜開工，通宵達旦。周信芳不放心，第二天一清早又來看，只見戲臺已經搭好，而且燈光、布幕都裝好了，他真對田漢嘆服了。于是南國社開始了第一期公演。

那次演出了《古潭里的聲音》《蘇州夜話》《生之意志》《湖上的悲劇》等。雖然劇場地處偏僻的南市，舞臺也很簡陋，然而卻贏得了眾多觀眾的歡迎。

通過演出，不少好演員脫穎而出，如唐槐秋、孫師毅、陳凝秋、顧夢鶴、萬籟天等。女演員俞珊因演《莎樂美》而成了名。在《莎樂美》里演敘利亞少年一角的金焰當時還是一個無名小卒，生活十分清苦，可是田漢慧眼識人，看出這是一個很有前途的演員，常常周濟他，悉心培養他。南國社這兩期公演，使京滬道上充滿了戲劇的空氣，而南國社也因這兩期公演而聲名大振，受到許多愛好話劇的青年的歡迎，在社會上的影響日益擴大了。

《卡門》被禁，租界避險

1930年是田漢思想上突進的開端，是他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過渡的一個轉折點。1930年3月2日，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田漢作為發起人之一出席了成立大會，在會上田漢與魯迅、馮乃超、錢杏邨、沈端先、鄭伯奇、洪靈菲等七人被選為“左聯”執行委員。田漢還參加了中國自由大同盟等革命團體。

1930年6月，南國社舉行第三期公演。田漢毅然拋棄了《莎樂美》，而公演由他自己根據法國作家梅里美小說改編的六幕話劇《卡門》。6月11日，《卡門》在上海中央大戲院首演，由俞珊、洪深、金焰、孫師毅、鄭君里等主演。當時，上海正籠罩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由于《卡門》這個戲以充沛的革命熱情和英勇氣概，歌頌了西班牙的人民革命，對人民革命發出了熱烈的呼喚，只演了三場，第四天就遭到國民黨當局的禁演，理由是“鼓吹階級斗爭，宣傳赤化”。

9月，南國社又被查封，國民黨還到處搜捕田漢。那天田漢的母親本來要他回去吃雞，但田漢讀書讀得太晚，睡過了頭，因此沒有回去。不一會，金焰等人來給他報信。田漢在電燈匠與木匠工友保護下到天蟾舞臺后臺找周信芳。那時，周信芳、王蕓芳等正在扮戲，田漢把情況告訴了他們，大家都很焦急，劇場后臺又無法藏，只有走。田漢穿的是西服，王蕓芳就把自己一件長袍換給田漢穿，周信芳又拿出二十元錢給田漢，讓他乘上自己的汽車，駛向日租界。田漢躲進日租界的一位朋友家里，才安全脫險。至此，南國戲劇活動暫時偃旗息鼓了。

南國社被迫解散，但南國戲劇運動已經在全國產生了重大的、積極的影響。稍后的1932年，田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擔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參與領導了左翼戲劇活動和上海文化界的革命活動、進步活動。1937年“七七事變”后，田漢在上海從事戲劇文化界救亡工作。后來又輾轉武漢、長沙、桂林等地，曾擔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第六處處長，負責藝術宣傳工作，開展抗戰戲劇活動。1946年春回上海，投入了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民主運動，寫作了《麗人行》等劇作，并領導了進步的演劇活動。

新枝依舊翠云垂

新中國成立后，田漢在北京擔任了全國文化、戲劇的領導工作，曾擔任文化部戲曲改進局局長、文化部藝術局局長等職。1963年12月，華東地區話劇觀摩演出在上海舉行。作為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的田漢專程到上海參加會演。

上海是這位老戲劇家長期奮斗的地方，上海有不少他的戰友和學生，他們都尊稱他為“田老大”。可是領導這次會演的是張春橋等人，他們一方面提出“大寫十三年”的口號，一方面在文藝界大抓“階級斗爭”。他們散布流言蜚語，說田漢有歷史問題，宣布他為不受歡迎的人，對田漢大肆進行誣陷與打擊。為了反對張春橋及其后臺否定中國革命話劇運動歷史和“大寫十三年”的謬論，田漢憤而寫了一首題為《江南——你中國話劇的搖籃》的新詩，詩中寫道：“從王鐘聲的熱情洋溢，到陸鏡若的經營慘淡，舞臺革命家的面貌，成了當時人們學習的典范。”“從宗暉犧牲在雨花臺下，到戰士們前仆后繼戰斗在城市和民間。江南——你留下革命話劇的無數傷瘢！”一位老朋友前來報訊，說大會馬上要舉行閉幕式，秘書處傳達上級決定，主席臺上沒有你的座位。根據這樣的情況，幾位老朋友勸田漢提早離開上海。

在1964年一月下旬一個陰雨的早晨，于伶等二三知己依依不舍地送田漢上了火車。火車開了，田漢看著窗外江南雨色，黯然神傷。這位在戲劇戰線上戰斗了半個世紀的老人，如今卻被迫離開他戰斗的陣地。他在上海曾出生入死，如今卻沒有他的立足之地，這是為什么？車到蘇州，他不禁想起1935年2月的事情：因中共江蘇地下省委遭破壞，田漢被捕，以“通匪嫌疑犯”解往南京。囚車經過蘇州時，他寫下了“淡煙流雨過蘇州”的詩句。這次又到蘇州，真是感慨萬千。田漢準備在蘇州逗留寫作。一下火車，在蘇州城內街頭，田漢看到了《楊立貝》的演出廣告。楊立貝告狀的情節，使他聯想起黨提倡的剛直不阿的海瑞精神，跟前又浮現出謝瑤環不畏權貴、為民請命的形象。田漢深有所感地說：“要發揚楊立貝的精神。”到了蘇州，田老逐漸擺脫了悲涼的心境。1月27日田漢在蘇州老作家周瘦鵑等人陪同下到光福司徒廟去游覽。他凝視園中“清、奇、古、怪”四株古柏，它們盡管歷盡千年風霜摧折，有的遭到雷擊而主干劈裂，然而仍然虬枝舒展，碧葉葳蕤，枯木中生出新枝，顯得生氣勃勃。田漢觸景生情，口占一絕：“裂斷腰身剩薄皮，新枝依舊翠云垂。司徒廟里精忠柏，暴雨飆風總不移。”

這首詩借物詠懷，言簡意賅地表達了自己對黨的忠誠和百折不回的戰斗精神，這四株古柏正是田漢人格的寫照。詩中還表達了他對張春橋一伙的強烈憤慨。另外田漢還寫了兩首詩贈給同去的友人。

“太湖波靜鄧山高，奮步梅亭展望遙，白萼正色紅萼綻，一天香雪看明朝。”

“山農個個是專家，培出疏枝影本斜。豈是六朝煙水氣，人民今日要梅花。”

田漢一行還去瀏覽了蘇州名勝靈巖山，在靈巖寺會見了當年與葉挺將軍交誼深厚的凈持法師，又揮毫贈詩兩首。

詩人身處困境，然而仍滿懷著對革命的追慕，對人民的熱愛之情以及笑對未來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這是他最后一次的上海、江南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