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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理論的話語轉向

“話語轉向”，這是近年來在社會知識中發生的最重要的方向轉換之一，也是近年來文學理論發生的最重要的方向轉換之一。20世紀文學理論在“語言學轉向”的總體背景下經歷了“形式轉向”與“話語轉向”兩個階段，前者以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符號學為代表，而后者由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生態主義、審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新潮理論唱主角。如果說前者的主旨在于研究語言形式本身的話，那么后者的要義則在于尋繹社會、歷史、文化、政治等的實際狀況對于話語的構成和運用的制約作用，它關注的并不僅僅是純粹的語言形式和結構，更是深藏在語言的形式和結構背后的社會歷史語境和權力關系。可見話語是語言但又超越了語言，“話語轉向”生成于“語言學轉向”，但最終對“語言學轉向”實行了消解，這種超越和消解標志著文學理論從形式主義走向了歷史主義。

對于話語理論作出最大貢獻的，當數法國學者福柯。20世紀60年代末以降，福柯的話語理論經歷了從“考古學”到“譜系學”的方法論演變，對于知識話語、權力關系、身體話語、微觀政治等問題進行了開掘和建構。福柯的話語理論表現出一種強烈訴求，力圖為話語問題提供一種制度化的背景，一種權力關系的基礎，在制度化、體制化的層面上將話語視為歷史語境和權力關系的表征，并形成一種特定視角，在話語問題上打開一條通往歷史、社會、政治、文化的路徑。而這一切對于晚近文學理論的“話語轉向”都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為審視中國當代文論的話語問題提供了方法論的眼光。

中國當代文論中的話語問題

世紀之交，話語理論在中國文學理論界曾引起一場軒然大波，那就是關于中國文論“失語癥”問題的爭論。最早是曹順慶在1995年提出了這一問題，其主要觀點是，“中國現當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論話語，而沒有自己的話語，或者說沒有屬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學、文學理論、歷史理論等等）表達、溝通（交流）和解讀的理論和方法。”“有人將這種西律中式的套用稱之為中國文化的失語癥。試想，一個患了失語癥的人，怎么能與別人對話！”這本來是一篇對于文學理論現狀進行反思的文章，由于后來季羨林先生參與了討論，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一時間贊同者有之，反對者有之，遂成熱點。其中的核心在于如何著手重建中國文論話語，意見也很是分歧。

以上關于中國文論“失語”與“話語重建”問題的討論雖然眾說紛紜，但有一共同之處，即基本上未涉及話語的社會歷史語境和權力關系等問題，雖然討論后期也有學者關注到相關問題，也試圖用福柯的話語理論來加以闡釋，但總體上并未深入到文學理論話語的深層問題作進一步的審視和考量。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近代以來中國文論一直致力重建自己的話語系統而從未停息，從未懈怠，一批又一批的有識之士在新知與舊學、現代與傳統、域外與本土、高雅與通俗等多種力量關系之間作出抉擇、尋求出路，推動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系統的事業，在若干重要的時間節點上樹立了一個又一個輝煌的里程碑，如中國最早一批接受西學洗禮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等對于“新學語”的吸納和輸入；高舉“文學革命”大旗的五四弄潮兒胡適、陳獨秀、魯迅等對于白話文學的倡導；30年代左翼文學對于蘇聯及日本左翼文學的文論觀念的接受；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理論創新；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文學觀念的發展和“兩結合”的提出；新時期文論向文學審美本質的回歸及新方法的引進；世紀之交“全球化”浪潮的沖擊激發了文學理論話語的本土自覺；90年代中后期以來文化研究取代文學研究之勢造成理論話語的蛻變與更新；當前網絡話語的爆炸對于文學理論話語的滲透和浸潤等等。總之，無論是時代變遷、體制更替還是社會思潮的激蕩，其中種種歷史語境的轉換和權力關系的博弈都會在文學理論話語的嬗變中及時得到回應、引起反響。

“關鍵詞批評”的歷史主義取向

這里不可能對近代以來中國文論每一次話語嬗變作出逐一分析，只擬對于近來迅速崛起的“關鍵詞批評”進行分析。

毋庸置疑，“關鍵詞批評”現已成為風靡一時的文化風尚和文學熱潮，自從1990年代中期“關鍵詞”概念進入中國以來，已經成為知識界、讀書界普遍的認知方式和思維習慣，人們甚至到了“言必稱關鍵詞”的地步。如果從學術層面上來說，它對于文學理論的影響之大絕不遜于上述任何一次潮流，特別是它是以話語概念為標幟的，此前只有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與之略同。而它所及之處謂之“語詞爆炸”毫不夸張：文學理論的著作稱“關鍵詞”，叢書稱“關鍵詞”，刊物專欄稱“關鍵詞”，研究論文稱“關鍵詞”；研究領域中文學作品有“關鍵詞”，文學類型有“關鍵詞”，文學流派有“關鍵詞”，文學史有“關鍵詞”，文學新學科有“關鍵詞”。如果打開“中國知網”搜索一下，那么“關鍵詞”就無所不在了。其中應予重視的是，目前已經出現了關于“中國文學理論關鍵詞”的研究著作。

那么，“關鍵詞批評”為何引起如此之高的關注度呢？看來還是要回到事情的源頭去探究原因。1976年，伯明翰學派的領軍和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雷蒙·威廉斯出版了《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一書。該書在1990年代中期影響我國學界，《讀書》雜志最先將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及其研究方法介紹過來，汪暉在該刊1995年第2期發表了《關鍵詞與文化變遷》一文，文章力圖彰明的正是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批評”的歷史主義取向。隨之《讀書》雜志開辟專欄，組織了多期討論關鍵詞的專文，后來又波及其他出版物，一時間“關鍵詞批評”攪動了整個學界，以至在十數年間國內學者對此熱情不減。至今“關鍵詞批評”在中國已走過了二十余年的發展歷程，回顧以往，就文學研究而言，總體上是對于“關鍵詞”的梳理和提煉多，對于“關鍵詞批評”的總結和反思少，偏于將“關鍵詞”作為一種操作方法來使用，而對于“關鍵詞批評”推動觀念變革的精髓把握不力。因此從中國文學理論重建話語體系著眼，進一步尋繹“關鍵詞批評”的淵源和學理，以期得其精髓、揚其精神，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雷蒙·威廉斯將他的“關鍵詞批評”稱為“歷史語義學”（historical semantics），其中始終浸潤著福柯的精神，威廉斯接受過福柯的影響，當時有個刊物《新左翼評論》，雷蒙·威廉斯從一創刊就是核心撰稿人，該刊大量翻譯包括福柯在內的新銳理論家的文章。而福柯的《知識考古學》于1969出版，威廉斯的《關鍵詞》于1976年出版，這種影響也有跡可尋。可以說威廉斯所說“關鍵詞”與福柯所說“話語”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互換的概念。

威廉斯對于“關鍵詞”的定義大致有以下要點：其一，“關鍵詞”是一個運動、變化、發展的過程；其二，“關鍵詞”是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演變的地圖；其三，“關鍵詞”的演變體現權力關系。總之，威廉斯將“關鍵詞”理解為在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演變中穿行，在不同歷史語境的轉換和各種權力關系的博弈中被形塑的動態過程，而這一點，正是福柯的話語理論所大力揭揚并反復論證的。

個案分析：以“文化批判”為例

威廉斯的上述解析，完全適用于文學理論的“關鍵詞”，這里就以當今文學理論的熱門關鍵詞“文化批判”為例說明之。如果將從德國古典美學到馬克思恩格斯到法蘭克福學派再到今天的文化批判的學術史視為一樁學案的話，那么“批判”概念就是貫穿這樁學案之始終的一條紅線。最早是康德建立了“批判哲學”這一龐大的體系，使得“批判”概念成為西方近代哲學的核心范疇，康德所說“批判”是指學理性的考察、分析和探究。黑格爾自己很少使用“批判”概念，取而代之的哲學話語是“否定”概念。因為在黑格爾看來，“批判”概念還不足以達到哲學話語的地位。從康德到黑格爾，邏輯顯然是向前走的，如果說康德開創了“批判理性”的話，那么黑格爾則建立了一種“否定理性”。二者相比，黑格爾揚棄了康德的知性思維，將“否定”或曰“批判”提升到了辯證思維的高度。馬克思的“批判”話語可以說是對于康德的“批判”概念與黑格爾“否定的辯證法”的綜合，它是在對于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進行科學改造的基礎上，繼承了康德的概念，借鑒了黑格爾的邏輯，將二者加以重鑄的結果。而馬克思與康德、黑格爾的不同之處在于，他是將“批判”概念運用于社會歷史場域，成為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和封建專制制度、變革現存社會關系的利器。“批判”一詞在馬克思的著述中是一個高頻詞，而且多部重要著作均以“批判”為名，可見他對于這一“利器”的重視程度。他繼承了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學說，將其用于對資本主義現存事物的否定。“批判”一詞也是法蘭克福學派學說的核心概念，他們力圖以此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本質，提出所謂“批判理論”，將矛頭直指發達工業社會的現存文化。但他們所處的是與其德國前輩們截然不同的時代背景，該研究所的成員大多為猶太籍，且出身于中上等的猶太家庭，加之他們崇尚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因此在1933年希特勒上臺掌權之后，該研究所及其成員便一下子陷入了噩夢。同年3月研究所以“對國家的敵意”的罪名被關閉，財務被沒收，圖書被查封。5月霍克海默等人被法蘭克福大學解聘，接著所有成員都離開了法蘭克福，滯留德國的遭到逮捕、監禁、投入集中營甚至被處死，其他成員四散流亡到倫敦、巴黎、日內瓦等歐洲各地，后大多數人又輾轉到了美國。當年霍克海默、阿爾多諾等人逃離法西斯鐵幕籠罩之下的德國而流亡到美國，面對滲透著深厚商業氣息的大眾文化產生了巨大的文化心理落差，阿爾多諾大聲疾呼：“在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正是這種文化心理落差導致了他們對于大眾文化的嚴厲批判。

中國學界對于當代大眾文化的“文化批判”是隨著1990年代的社會體制轉型而興起的，當時遇到兩個方面的尷尬，一是對于市場經濟背景下的文化轉型缺乏心理準備，二是在應對新型的當代大眾文化時缺乏理論工具。這種尷尬導致對于大眾文化產生很多誤判，造成對于法蘭克福學派“文化批判”理論的照搬和套用。這就使之對于當代大眾文化的評價總體上是貶抑超出褒揚，排斥勝過接納，批評多于贊同。晚近以來，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文化批判”的基本價值立場才得以改觀，其用法遠非此前那樣狹仄和僵硬，特別是新世紀十余年來提倡多學科的交叉和融合，吸納和整合各種新興學科和新潮文類，評價更加公允，心態更加從容，理論更加成熟，“文化批判”已然顯示出向相對純正相對超越的學理探究回歸的勢頭。

總之，“文化批判”概念的內涵是在川流不息的時間過程中不斷迭加、增殖起來的，它穿越了兩百多年，跨越了眾多國家，經過了多個語種的翻譯和多種文化的傳遞，一波三折、山重水復，鑄成了今天中國文學理論的關鍵詞。它就像一個主題的多重變奏，也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但在每一個時間節點上，都可以見出社會歷史語境和權力關系的影響。由此可見，關鍵詞的成長史其實并無關乎“中體西用”或“西體中用”的爭鋒，也超越了“厚古薄今”或“是今非古”的分歧，我們原不必在這些紛爭中糾纏，需要著重關注的，應是關鍵詞在時光隧道中穿行的軌跡，以及在穿行過程中社會歷史語境和權力關系對它的規定和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