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閱讀過卡夫卡的人或許都見過一兩張卡夫卡的照片。任何一個凝神靜觀過卡夫卡照片的人都不可能忘記卡夫卡那雙眼睛，正如任何一個用心閱讀過卡夫卡作品的人都不會忘記它的作者一樣。”（曾艷兵：《卡夫卡的眼睛》）同樣，任何一個注目觀察過卡夫卡照片的人都不會忽視卡夫卡那雙耳朵。

耳朵，在直觀的層面上，會對一個人的面部特征乃至整體形象和氣質產生重要影響。卡夫卡是一個特別重視自己形象的人，在我們所能見到的卡夫卡照片中，他常西裝革履，穿戴得非常正式整齊。卡夫卡的肖像被廣泛用于他的作品、傳記以及研究性著作的封面。卡夫卡的耳朵相較于其他作家的耳朵有何獨特之處？卡夫卡的“追隨者”對卡夫卡的耳朵是作何描述的？耳朵對卡夫卡的生活和創作有何影響？卡夫卡在其作品中是如何展現“耳朵”的？卡夫卡的耳朵對他在人群中的被認可度是否有一定影響？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

若對著卡夫卡的照片仔細觀察一番，你會發現，卡夫卡不僅有一雙深邃執著的大眼睛，還有一雙奇大無比的“招風耳”。這對耳朵不同尋常，耳廓比之于常人更長更寬也更聳立，使卡夫卡看起來像一只充滿好奇心的猴子，或童話里怪異可愛的精靈。瓦爾特·本雅明在分析一張卡夫卡小時候的照片時，敏銳地注意到了卡夫卡的耳朵：“在這樣一間屋子里，站著個六歲左右的男孩，他穿著綴滿了流蘇的兒童西裝，衣服繃得緊緊的，好像壓在身上，布景是冬天的花園，作為背景的棕櫚葉紋絲不動……男孩那雙無比憂傷的眼睛看著眼前擺好的風景，一只支楞著的大耳朵聆聽著這風景。”（本雅明：《弗蘭茨·卡夫卡——紀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1934）卡夫卡的耳朵似乎在傾聽一切，但你卻無法猜透他究竟在聽什么。

同本雅明一樣，美國猶太裔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ipRoth）也懷有濃厚的“卡夫卡情結”。他熱衷于觀察卡夫卡，在他的書房中陳列著一張卡夫卡四十歲時的照片。在《“我一直希望你們贊賞我的饑餓表演”，或凝視卡夫卡》（“I Always Wanted You to Admire My Fasting”;or,Looking at Kafka）一文中，菲利普·羅斯將卡夫卡在其最后一張照片中的形象描述為：“骨骼尖銳、棱角分明的、一個穴居者的臉：特別是耳朵的形狀和角度使它們像一對天使的翅膀；眼里流露出一種強烈的、生氣勃勃的、鎮定自若的目光（sharpandskeletal,aburrower’s face: theears shaped and angled on his head like angel wings;anintense,creaturelygazeofstartledcompo?sure）。”羅斯在寫作方面甚至刻意模仿卡夫卡，他的代表作《乳房》是對卡夫卡“變形”主題的繼承和夸張化描寫。

從四、五歲到四十歲，卡夫卡獲得了諸多成長，但他的耳朵并無太大改變，一如既往地向兩側聳立著。“耳朵”作為連接內部身體與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對“聲音”的傳輸與接收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卡夫卡無時無刻不在用他的“大耳朵”聆聽著，這雙“大耳朵”使他具備了敏銳的聽力，甚至令他對聲音有些神經質的敏感。正如首作帝在《卡夫卡與噪音》一文中所寫的那樣，卡夫卡對各種聲音與噪音極為敏感甚至反感，而卡夫卡對噪音的恐懼根本上源于他龐大而復雜的內心世界。在美國導演、編劇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Soderbergh）執導的劇情電影《卡夫卡》（1991）中，掘墓人比茲勒比克（Bi?zzlebek）對主人公“卡夫卡”說：“你的嘈雜在里面（Your reverberationsareinside）。”因此，盡管卡夫卡常給自己的耳朵里塞上棉花或耳塞以抵抗噪音，他仍然感到外部世界在喧囂。卡夫卡對這種無盡的喧囂幾乎無能為力。1910年5月17日至18日深夜，卡夫卡在日記中寫道：“我從自身中走了出來，暫時地聽到了我自己的聲音。”在卡夫卡這里，寫日記這一行為本身就象征著“發聲”，與此同時也意味著“傾聽”。

在木心看來，“卡夫卡這個名字一聽就好像不得了。等到看見照片——這么苦命。從耳朵、眼睛，一直苦到嘴巴。這么苦命，和中國賈島一樣。”（《文學回憶錄》第六十六講：卡夫卡及其他）賈島是我國唐代著名的“苦吟詩人”，官運不濟，常常絞盡腦汁只為得一句好詩，故被稱為“詩奴”。而卡夫卡不顧健康狀況，經常通宵達旦地投身于寫作，亦可稱為“文奴”。使木心覺得卡夫卡“苦命”的直接原因是卡夫卡的照片，最先進入他觀察視野的就是卡夫卡那雙“苦命的耳朵”，這雙耳朵是一種隱喻，一種象征，它非同尋常，伸展著探向世界的深處。

在《卡夫卡全集》中，“耳朵”一詞出現了144次，“傾聽”出現122次，“聆聽”出現了10余次。在卡夫卡較為重要的幾部短篇小說中，都有對“耳朵”與“傾聽”的描寫和刻畫。《變形記》中格里高爾變形的第一個早晨，喪失了語言和表達能力的他，只能依靠“耳朵”來判斷房間外的一切動靜。而后格里高爾用“耳朵”去偷聽妹妹格蕾特拉小提琴，這一舉動透露出他對音樂和美好的渴望，而變形為“非人”的他，最終為這“聲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判決》的最后，是父親命令格奧爾格“聽著”：“我現在就判你投河自殺。”而格奧爾格留給人世間的，只剩落水那瞬間的一聲“回響”。《騎桶者》中的“我”在寒冷冬夜出去賒煤，煤老板“用手捂住耳朵”，卻能聽見“我”的請求；而煤老板娘卻裝作“什么也沒聽見”，將“我”置之不顧。《塞壬的沉默》中，“為使自己幸免于海妖塞壬的誘惑，尤利西斯用蠟把自己的耳朵堵住。”同樣，為使自己幸免于世間噪音的干擾，卡夫卡也用蠟把自己的耳朵堵住。《陀螺》中，一位哲學家試圖通過研究孩子們的玩具——旋轉著的陀螺——來探尋所有事物的規律，最后打倒和趕走哲學家的不是別的，而是陀螺的主人——孩子們——喧鬧的呼喊聲。這些劇烈的聲音“強烈地傳入他的耳朵”，使他感到惡心，令他感覺自己像被鞭子抽打一般，于是踉踉蹌蹌地走開了。在卡夫卡筆下，“哲學家的耳朵”敏感而脆弱，這使他們注定無法真正接近事物的本質，因為他連“自身”這一本質都無法真正接近。

卡夫卡的感官中，“耳朵”是最為靈敏、最為強大的。《地洞》里的“我”豎起耳朵傾聽各種聲音，這“地洞”猶如“耳洞”，盡管苦心孤詣地建造層層堡壘，卻總有外部世界敵人的聲音窸窸窣窣地傳進來。《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似的民族》中“歌者”的歌唱，希望被“聽者”諦聽，換言之，一個靈魂的呻吟，希望能被另一個靈魂所理解——“耳朵”在此象征著“理解的通道”。

卡夫卡書信或日記中提及“耳朵”之處，多描寫一人湊在另一人耳邊，輕聲細語地表達。雖是輕描淡寫，但這種構想或許透露出他對“非噪音”的深切渴望：他希望自己的耳朵能被善待，渴望自己的心靈能被理解。然而，總是事與愿違——城市的噪音，鋼琴的噪音，鄰居的噪音，孩子的噪音，父親的噪音……總是侵犯著他、困擾著他。相較于被（讀者的）眼睛“看”，卡夫卡更渴望被（聽眾的）耳朵“聽”。“看”是簡單而本能的動作，“聽”則需要用心，故而“傾聽”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質。卡夫卡很樂意將自己寫的作品讀給朋友或親人聽，青年時期就將劇本讀給三個妹妹聽，《變形記》《判決》《在流放地》等都曾讀過。

令人感到不解甚至奇怪的是，在卡夫卡自己創作的素描畫中，無論是垂首沉思的“思想者”“牢籠中的男子”“拄拐杖的男子”，還是“頭伏在桌上的男子”“站在立鏡前的男子”，以及“低頭坐著的男子”和“擊劍者”，他們無一例外都沒有被畫上耳朵。在卡夫卡的畫筆下，他們都喪失了傾聽的器官，缺乏傾聽的能力。那么，卡夫卡為什么要忽略那“點耳之筆”？或許是因為卡夫卡的眼睛曾使他對視覺藝術/繪畫產生了某種狂熱，而卡夫卡的耳朵則令他放棄了對聽覺藝術/音樂的興趣。但在卡夫卡給自己畫的素描肖像中，那雙大耳朵卻十分搶眼。

現代漫畫家在對卡夫卡的形象進行勾勒時，他的耳朵幾乎無一例外地被夸張放大，乃至整體感覺很不協調。而這種身體與形象上的奇異特征恰恰與卡夫卡本人及其作品中的“荒誕”色彩遙相呼應。2014年，“方糖泡泡”獨立樂團發行了一張名為《洗耳朵的卡夫卡》的專輯，也將卡夫卡的大耳朵凸顯出來。

卡夫卡的眼睛是心靈的窗口，觀察著冷漠人世發生的光怪陸離之事；而卡夫卡的耳朵則是靈魂的通道，傾聽著荒誕世界發出的嘈雜之音，傾聽著他內心世界迸發的吶喊之聲。總的來說，卡夫卡是一個冷漠的觀察者，一個寂寞的傾聽者，一個熱情的朗讀者，一個悲觀的思想者，一個不受司法約束的自殺者。

本雅明在一封致朔勒姆的信中寫道：“卡夫卡生活在一個需要補充的世界。卡夫卡發現了補充物，卻沒有看到他周圍的一切。如果說，他看到了即將出現的狀況，卻沒有看到當前的現實，那么從本質上講，他是作為遭受今天的個體來體察的。災禍不會涉及到的歡快余地很便于他做出驚恐的舉止。卡夫卡的體驗完全是以他所投身的傳統為基礎的；談不上遠見，也不是‘先知’。卡夫卡聆聽著傳統，致力于聽的人，就不會睜眼看了。”本雅明繼續解釋道：“卡夫卡聽得很費勁，這是因為首先傳入聆聽者耳中的，都是最模糊不清的。”于是，當我們再次凝視卡夫卡的照片，便會不由自主地支楞起自己的耳朵，去聆聽從卡夫卡那里傳來的聲音——盡管它們也是那樣模糊不清。最后，需要反思的是，如果“我們已經沒有了卡夫卡的看與掙扎的能力”（孫郁：《看與掙扎》），我們是否還有卡夫卡的“聽與尋找”的能力？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卡夫卡與中國文學、文化關系之研究”［17AWW00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