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藝術領域，當我們談“講述中國故事”的時候，我們在說些什么？

首先，為什么要“講述中國故事” ？

其一，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而中國當代文化在全球的影響卻很難與之匹配，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問題日益凸顯。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和地位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們的文化產品在全球中的份額、影響和滲透力是遠遠不夠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與一個民族的偉大復興相伴的，往往是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無論是漢武帝時的漢大賦、“兩司馬” ，還是包蘊著盛唐氣象的唐代詩歌，文化強盛是民族振興的重要標志。文化的振興與經濟的繁榮相得益彰，文化軟實力與經濟“硬”實力并道而馳、缺一不可。因此，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要實現文化上的全面振興，就要做好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工作，用民族元素向全世界講述好中國故事。

其二，百年前，在西學東漸和救亡圖存的背景下，我們引進西方文藝復興之后的文藝傳統，并由此開辟了中國現代文藝的道路。時隔百年，這一道路在當下出現了種種問題。究其原因，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作家藝術家用了短短四十年的時間，將西方文藝復興后所走過的五百年的路重走了一遍，其諸多的技法、精神、言語已為他們所熟知，西方文藝資源可供我們挖掘的富礦已然不多。另一方面，西方的現代性話語自身也已困難重重，其頗多理論資源尚不能解決自身問題，更遑論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了。換言之，西方話語的“靈丹妙藥”救治不了當下中國文化的某些弊病。鑒于此，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中國百年來的文藝經驗，走出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重新講述中國故事。

其次，如何講述中國故事？

一是要借助時代的話語體系。這是前提。新近五百年的歷史，是神圣祛魅、走向世俗的歷史，這一歷史進程是不可逆的。雖然20世紀60年代后，隨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人們重新反思現代理性的盲區與弊端，但現代理想和現代價值觀念依然是我們現代話語體系中核心的東西。因此，要用民族元素向世界講述好中國故事，必須要借助這一話語體系。

二是要向中國傳統文化求資源。這是基礎。將目光和視野由向外轉向向內，這并不意味著復古，而是要在揚棄的基礎上，將中國文化的精髓發揚光大。就文學藝術而言，在向傳統求資源的過程中，有三樣東西值得重視。其一是語言。比如今天的文學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語言的問題，大量文本中有諸多雜糅、生硬和不接地氣的地方，且深受西式語言和翻譯體的影響。對于許多作家來講，用一種生硬的語言，去呈現一個純熟的敘事，力所不逮。而但凡有野心的作家，一定會在自己的語言風格上有所建樹。五四一代的作家，沈從文、廢名也好，張愛玲、蕭紅也罷，其作品在今天依然有強大的生命力，和他們接續中國古典文學的傳統而形成自己獨特的話語風格與言說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在今天，這個問題依然非常嚴峻地擺在作家面前，向傳統的語言、向民間的語言求資源，依托古典語言的凝練雋永、民間語言的生動形象，尋求新的話語言說模式，或是緊迫的任務。其二是形式。近年來，莫言、賈平凹等人的小說在挖掘中國傳統敘事文學資源上做了大量的工作，類章回、類傳奇、類話本模式的運用，昭示著他們在向漢語小說的傳統復歸。中國傳統的書寫模式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相接，或對解決作家言說形式與內容相抵牾的問題不無裨益。其三是精神和世界觀。美美與共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心性自由的思想等，這些古人的思想和世界觀值得我們重新思考與反思。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與古人的思維方式和話語方式對話、與古人的審美趣味和價值觀念對話，以對話的方式，從中華優秀文化傳統中尋求關照當下的精神資源。

“向外求形式，向內找資源” ，用民族元素、世界語言向全球講述好中國故事，這或是一條有效途徑。

（作者為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