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的小說《一切都會好起來》部分情節發生在美發沙龍。在這種環境下，主人公們會發生怎樣的遭遇？

答：我經常講到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寫的一個故事，《自助餐廳》。部分故事情節設置在戰后紐約意第緒語難民聚集地區的一家自助餐廳。我一直想寫一些可以和“餐廳”對話的文字。我喜歡想象故事與故事、書與書之間進行對話。餐廳、美發沙龍雖然是公共空間的一部分，卻允許更曖昧的事情發生。關于欺騙和背叛的流言蜚語在咖啡杯盞之間流轉，愛情與死亡的故事在鏡子前訴說。同時，這些流言與傳奇又具有短暫性和不可持續性，某些人不再出現在某家餐廳中，某位顧客不再去某家美發沙龍。這就像是生活本身：人生在世來去匆匆，沒有什么能留住他們，唯有故事被流傳下來。

問：在某個橋段，敘述者說到“我傾聽、微笑、回答問題——這些都是我身上最乏味的特質，而我卻在不知疲倦地使用它們”。她究竟是想知道問題的答案呢？還是說她的問題只是個幌子？

答：真正的好奇心就像真正的同理心一樣，對于那些有相同好奇心和同理心的人以及希望得到它們的人，都可能會伴隨著慘重的代價。敘述者意識到她不分青紅皂白提出的問題只是一副盔甲，正如她所聲明的——“我沒有故事要分享”——這是一種先發制人的姿態，以此保證她在與莉莉的互動中不受拘束。

問：這位敘述者正在回溯她早年的生活，就如同她的美發師莉莉回顧她自己更久遠的生活那樣。距離感對于這個故事有多重要？你認為在一個過去的時點，我們總能理解當時被告知的事情究竟意味著什么嗎？

答：當我在寫這篇故事時，另一個進入我腦海中的故事是詹姆斯·喬伊斯的《死者》。邁克爾·弗瑞的死只出現在格麗塔·康羅伊的記憶中，她告訴丈夫，這位在她年輕時就愛著她的羸弱的年輕人，在寒冷的雨中為她唱歌，這最終奪去了他的生命。在《一切都會好起來》中，當莉莉回顧她一生中最悸動的愛情時，敘述者也在回想早年失去一個孩子后和孩子們一起度過的時光。沒有這些地理和空間上的距離感，莉莉和敘述者都將會像邁克爾·弗瑞去世后的格麗塔·康羅伊一樣。你可不能指望她們去講故事。

問：敘述者觀察到，她生活并教課的校園給她這樣的印象：“生活可以像我們希望的那樣緩慢地、持久地過下去”，但是，她也意識到這是一個有著潛在危險的地方，這里充斥著汽車槍擊、地震和桉樹林。已知的危險會比未知的危險更容易被考慮到嗎？

答：至少，已知的危險可以為思考提供一個起點。汽車槍擊、地震、桉樹上掉下的樹枝，這些事件雖然真實，但卻并非不可避免。未知的兇險會化成肥沃的土壤供人們想象。而這位敘述者，就像很多幼童的父母，通過將注意力放在已知的危險上來有意否認未知危險的可能性。

問：敘述者思考著寫作的局限性——“如果寫作者不能出于父母的責任而寫一張便條，那么她寫的文字又有何意義。”當你思考這些問題時，尋找敘事框架這一行為又有多重要？

答：通常，我不喜歡將作家寫進故事或者書里，我甚至不喜歡用第一人稱來寫作。而在這個故事中，敘述者是一位作家，《理由之外》的敘述者也是。我認為這是對自己為何依戀寫作的追問，以及這種依戀是否有助于超越個體的探討。一個人永遠無法精確地說出自己想說的話，每一個單詞只是近似值。就像敘述者在故事的結尾說的那樣，寫作的謙遜和意義在于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東西。

（來源：2019年3月4日《紐約客》，采訪人：Cressida Leyshon，編譯：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