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東方書店出版社，相信關注日本中國學研究的讀者們并不陌生。東方書店素以出版與中國相關的各類書籍聞名，而“東方選書”系列是該出版社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持續發行的一系列以亞洲文化為主題的學術通俗讀物。截止至目前，該系列總共出版或再版了50部研究著作，其中有關中國的作品占據了絕大部分。近年來，由商務印書館推出的“世說中國”叢書則是“東方選書”系列的漢譯版本，至今已出版了12部。伊藤清司先生的《中國の神獣?悪鬼たち——山海経の世界（増補改訂版）》（《中國的神獸與惡鬼：山海經的世界（增補改訂版）》）是其中最新的一部。

在本書中，作者以《山海經》中“山經”所記錄的神獸惡鬼為線索，從民俗學的角度，探討了“外部世界”的山林藪澤與棲息于其中的超自然存在。2015年，東方書店曾從當時已刊行的48本東方選書中，選出了13部評價最好、最受日本讀者歡迎的作品進行推薦，《中國的神獸與惡鬼》便位列其中。雖然距原著的初版（1986年）已經時隔三十余年，但時至今日，書中關于《山海經》的獨到見解，以及對于神鬼異獸的細致分析依然打動著讀者。

能夠擔任《中國的神獸與惡鬼》一書的翻譯工作，筆者深感榮幸。然而，實際上本人的研究領域與《山海經》并沒有直接關系。從研究生階段開始，筆者便以中西文化交流和天主教史為主要研究方向，不論是時代范圍還是研究主題似乎都與伊藤先生的《山海經》研究相去甚遠。但如果說到共通之處，那么首先就是在日本，伊藤先生與筆者的研究都屬于東洋史研究的范疇。我國曾習慣將日本稱作為“東洋”，而有意思的是，在日本的歷史學界，卻將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史統稱為“東洋史”。

伊藤先生對于《山海經》的研究毋庸置疑屬于中國學的范疇，筆者在這里希望強調的是其所具有的史學性質。或許由于研究方法上的差異（當然也與研究對象的時代背景有關），作者在書中提出了許多天馬行空般的聯想和大膽的推測，相當一部分推論尚難以作為定說，這似乎與追求實證的史學研究大相徑庭。不過，從本質上講，《中國的神獸與惡鬼》是以解讀《山海經》這樣一部歷史典籍為中心的著作。此書所力圖展現的，是古代中國人對于圍繞在自身周邊的“外部世界”的認識與想象。伊藤先生認為，這樣的“外部世界”并非是一個虛幻縹緲的奇幻世界，而是處在人們生活領域之外的、真實存在的空間；《山海經》中那些關于妖怪、鬼神的描述，也并非源于人們的憑空想象，而是來自于人們接觸“外部世界”時的切身經歷。

顯然，與此前許多學者的認識不同，伊藤先生并沒有“將《山海經》視為一部荒唐無稽的著作”。在他看來，《山海經》中，或者說至少“山經”中那些光怪陸離的記錄與先秦時代人們的生活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說是人們生活的指導手冊，指引人們如何進入“外部世界”獲取所需的財物，如何分辨鬼神的善惡，以獲得保護或者免遭懲罰。筆者認為，在本書中作者想要探討的重點，并不是那些神獸惡鬼是否真實存在，或者說其外形是否真如文獻描繪的一般可怖，而是在于它們在人們的生活中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這一點從《中國的神獸與惡鬼》的章節設定上便能看出。作者對章節的設定并非只是根據對神獸功能的分類，而是為了從正、反兩個方面呈現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以及“外部世界”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書中對于疫病之神、災禍之怪的介紹，展現了處于古代社會的人們在自然力量面前的無助與畏懼；對于山川恩惠、咒術靈藥的描繪，則表現了當時人們對于改變生活的渴望與努力。如同伊藤先生在書中所總結的，“在村落共同體之外的‘危險世界’中，雖然充斥著各種各樣的百物、怪神，但也蘊藏著各有用的物產吸引著人們。因此，人們明知有危險也要去侵犯妖怪、鬼神的領域。為此，也不得不對百物、怪神產生強烈的興趣，不得不談論怪力亂神，探討對神明的祭祀和咒術。”毫無疑問，《山海經》的確是一本有關“怪力亂神”之書，但同時，它也是當時民眾生活的生動寫照。總而言之，伊藤先生的研究讓筆者看到，《山海經》的故事里不僅有妖怪、有鬼神，更有著古代社會與先民的生活。

伊藤先生的《山海經》研究雖然以中國史為中心，但研究對象卻并不限于中國。在《中國的神獸與惡鬼》中，作者經常會將中國的傳說或民俗與日本的進行類比。例如，在談到青丘山上的九尾狐妖時，作者首先介紹了九尾狐“幻化成奸佞的美女，喬裝成妲己、褒姒”這些在中國膾炙人口的傳說，隨后又言及日本神話中類似的狐妖故事——九尾狐玉藻前的傳說。根據日本的民間傳說，被譽為“天下第一美女”的玉藻前曾憑借美貌獲得鳥羽天皇的寵愛后，又以妖法使其患上重病。最終，陰陽師安倍泰成識破了其九尾狐的真身，并將其擒殺于那須野。狐妖最終化身為散發毒氣的“殺生石”。實際上，在最初的傳說中，玉藻前與中國的狐妖并沒有什么關系，但因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在日本后世的作品中，玉藻前的形象逐漸與中國的妲己、褒姒重合，還發展出唐朝時狐妖乘坐遣唐使吉備真備的船前往日本的傳說。書中，作者所謂“這一妖狐還遠渡日本”一句，所指的便是這段歷史的演繹。事實上，這一后世傳說與最初的傳說間還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唐開元五年（717），與吉備真備一同前往中國的日本留學生中，還有著名的阿部仲麻呂。與吉備真備不同的是，阿部仲麻呂入唐后，“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名為晁衡，再未回到日本。根據傳說，阿部仲麻呂正是平安時代著名陰陽師安倍晴明的祖先，而識破玉藻前真身的安倍泰成則是安倍晴明的直系子孫。

除了類似的神話傳說之外，作者還關注到了中日兩國民間習俗間的異同。例如，在論及民間對于神明的諱稱時，作者既介紹了中國一些地區將虎稱為“虞吏”，將狼稱為“當路君”的習慣，也提到了日本將野狗稱為“山之主”，將狼稱為“大神”的避諱風俗，生動地展現出在未知的神秘自然力量面前，各地民眾共通的忌憚與敬畏心理。

伊藤先生之所以會在書中大量引用日本的神話和風俗，一方面是因為本書最初設定的群體是日本讀者，運用在日本社會廣為人知的神話與習俗來解釋異國文化，能使讀者更為輕松的理解和認同。然而，筆者認為更主要的原因則在于，中日兩國神話與民俗的類比是伊藤先生研究的重心之一。

慶應義塾大學的桐本東太教授曾在伊藤先生的訃告中寫到，“（伊藤）老師的學問以東亞民族學為軸心，延伸發展出了一系列極為豐富多彩的研究。然而，若將中日比較傳說學視為老師研究的出發點，相信應該不會有人提出異議”。事實上，伊藤先生的第一本重要著作《赫奕姬的誕生：古代傳說的起源》（『かぐや姫の誕生 古代説話の起源』，講談社，1973年）所論述的，便是日本著名傳奇小說《竹取物語》與中國藏族民間故事《斑竹姑娘》之間的聯系。《竹取物語》被認為是日本最早的物語作品，一般認為成書于平安時代前期（約公元8-10世紀）。而《斑竹姑娘》是1961年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故事集《金玉鳳凰》中的一篇。該書收錄的多為四川西北部阿壩藏族自治州的民間傳說和故事。筆者初中時期還曾經讀過這本充滿民族特色的故事書。

從故事梗概來看，《竹取物語》與《斑竹姑娘》頗為相似。二者講述的都是一名從竹子中誕生的女孩，短期之內迅速出落成為美麗的少女，巧妙地利用五個難題考驗并拒絕了五位貴族青年求婚的故事。在《赫奕姬的誕生》一書中，伊藤先生通過對《竹取物語》與中國、東南亞等地類似故事的比較研究，作出《竹取物語》與《斑竹姑娘》存在共同故事原型的推論，并提出了《竹取物語》并非日本本土原創，而是起源于海外的獨到見解。

除《竹取物語》之外，伊藤先生對于“妻子的畫像”（繪姿女房）、“開花爺爺”（花咲爺）等其他日本傳說與中國傳說間的聯系也曾進行過探討，并在1979年出版了專著《日本神話與中國神話》（『日本神話と中國神話』學生社）。盡管筆者曾長期留學日本，但由于專業領域的差異，對于日本的古典神話與民間傳說依然知之有限，因此在翻譯過程中，常常會因調查一條典故或風俗而花費大量時間。不過，在這一過程中，筆者也掌握了許多日本或其他國家中與我國相似的習俗和傳說，令人不禁有一種得到意外收獲的喜悅，同時也深感東亞文化間的共通性。

關于中國的神話，伊藤先生在《日本神話與中國神話》中曾如此評論：“僅從留存給世界的資料來看，中國神話和希臘神話或日本神話相比，顯然是貧乏的。像中國那樣，雖然對自己的歷史感到自豪，并為歷史樹立權威，卻對論述過去的神話不甚重視的民族，是相當少見的”。日前，筆者與一位日本學者朋友也曾談及中日神話間存在的區別。這位日本朋友持有與伊藤先生近乎相同的觀點。在他看來，日本的《古事記》、《日本書紀》等文獻中記載著大量日本神話，因此日本神話擁有較為完整的體系，而中國的情況卻并非如此。筆者當時表示有些不解，畢竟我國《詩經》等傳統經典中記錄有豐富的神話傳說，而史書中關于三皇五帝、夏商周的記載也同樣帶有濃厚的神話色彩，似乎與日本并無本質上的不同。然而，在這位日本學者看來，中國史書或經典中所表達的世界觀依然太過“合理化”，中國本應有更多像女媧、盤古這樣真正的神話傳說才是。

有關中日神話區別的問題太過復雜，筆者在這里暫且不做深究。不過，與日本朋友的這次對話讓筆者認識到二人關于神話的標準存在認識上的差異。筆者看作神話的，或許根本不符合日本對于神話的期待。對于鬼神怪談，日本似乎一直擁有著比中國更高的熱忱。從文學、戲劇，到漫畫、電影，展現日本妖怪文化的作品層出不窮。甚至可以說，隨著《山海經》流傳至日本，在中國漸漸淡出民眾視野的一些妖怪、鬼神，在融入了日本的本土元素后，反而開始“發揚光大”起來。據說，日本最著名的兩大妖怪——河童和天狗，背后都有著中國元素的存在。

近年來，有關妖怪的日本動漫與電影在中國的流行，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人也開始關注這一文化主題。并且，伴隨著電腦動畫技術的日益發展，那些傳說中的妖怪得以活靈活現地出現在大熒幕上，為觀眾們帶來一種更為逼真的視覺體驗。這些文化作品給予我們的不僅是感官上的刺激，更推動我們對自己本土的傳統文化作進一步的反思。希望在不久的未來，借助這股熱情，我國的鬼神文化也能得到進一步發掘，并誕生出更多有影響力的文化作品和學術研究。

本書中伊藤先生關于鬼神崇拜的研究，還促使長期從事中日天主教史研究的筆者對于早期中國社會中古代宗教與原始宗教的信仰形態有了新的認識。與成熟的宗教不同，《山海經》中所表現出的宗教觀既未發展出成熟的理論體系，也未形成完備的組織形式。然而，書中描繪的以村落共同體為中心的宗教活動卻揭示了信仰中最本源的因素：信仰產生的動機——敬畏，和基本的表現形式——祭祀。由巫祝主導的鬼神崇拜構成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社會的發展，雖然人們對鬼神的認識不斷發生著變遷，然而一些觀念和習俗卻根深蒂固地保留下來，融入了民眾的生活，成為傳統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

伊藤先生的語言平實易懂，邏輯清晰，在對中國的鬼神文化和民間習俗進行專業分析的同時，也介紹了許多引人入勝的新奇知識，使得筆者這樣一位民俗學與《山海經》研究的外行在閱讀本書時也能覺得興趣盎然。可以說，《中國的神獸與惡鬼》一書的翻譯過程也是一次充滿樂趣的學習過程。

由于本書中引用了大量《山海經》的原文及各種簡帛資料，相信閱讀過本書的讀者們都會發現，從正文到補論，全書中充斥著許多生僻難認的漢字。普通的輸入法難以打出這樣的生僻字，所以編輯的工作就變得更加繁重。在這里，筆者想再次感謝商務印書館負責此書的編輯們的耐心編輯和反復核對，也希望能有更多讀者喜歡并支持這本經典又不失趣味的小書。

責任編輯：于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