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更高視點更開闊視野，寬容地開放地觀察如小小說這種文學形式存在的復雜樣態，需要考量其生活與藝術渾然一體的構成機制和發展趨勢，考察在現實中可實現哪些功能，尤其要鑒別分析其與托舉文藝高峰的關系。文藝理論工作是跨界性的，一條腿跨在文藝實踐領域，一條腿跨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美育效應的認定和判斷主體就需要采用這種“跨界”姿態。反觀和總結文藝實踐，特別是介于生活和藝術之間的特殊實踐，需要實現美學、文學批評和美育的理論創新。

我國當下美學建設有美學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訴求。理論訴求包括美學核心內容改造、美學研究對象拓展和細化等諸多理論任務，以建構中國特色的美學學科，爭取與世界美學平等對話。實踐訴求大致包括兩個主要方面，一是繁榮以及托舉文藝高峰，二是關懷人們現實精神存在，當下則以“生活美學”的實踐目標“讓人人成為美學家”為代表。實踐訴求兩大方面目標有區別也有融合，都與“深耕美育”有內在邏輯聯系，“深耕美育”乃為兼容理論和實踐兩方面任務。回到中國當下復雜性文學存在樣態的某個完整經驗，才能看清“深耕美育”何以可能？如何可能？憑借經驗可向美學乃至美育提出怎樣的問題？有怎樣的理論借鑒意義？考察概括我國30年來作為“某個完整經驗”的小小說活動的中國經驗即緣于此。

審美本能需求在生活與藝術界限中實現

小小說30余年前由民間人士以1500字左右字數的維度提出，以小小說是“平民藝術”定性。這是民間審美訴求的智慧表述：向往崇高的“藝術”，期待小小說進入“藝術”必備標志的文體序列；“短小”篇幅讓人人都有的“先驗綜合判斷”能力產生信心；以“平民”圈概括了參與主體的寬松空間，達成“我們”的書寫/敘述和閱讀/傾聽的心理默契和聯盟；低調務實又潛在地期待審美性質的文學認可。典型體現了民間自然且策略的審美本能需求。

審美本能需求在生活與藝術界限中實現。從生活角度看，小小說即便暫且認定為文學文體，是否實際以審美踐行也是個問題。絕大多數創作者為非職業性的業余愛好者，以此豐富和充實生活，改善精神生活內容，釋放審美激情和寄托文學理想。接受狀態和對象既有小小說刊物的紙媒閱讀，更有零碎時間的手機終端閱讀。敘事的趣味性安撫舒緩心理、獲得快樂，解除疲勞。再次，小小說的敘事性加之短小空間，與現實相似的寫實性因模仿性突出更容易上手。“平民”以“我們”相約定，所敘均為“我們”熟悉、理解和有興趣的人和事。僅以小小說金麻雀獎獲獎作家作品可見，普通凡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的瞬間或橫截面，構成人之故事；某動物植物某人工物件特征以及變遷，構成人之故事延伸的物之故事。“我們”的故事及物也及人。寫實易懂與人們的故事需求吻合，又因及物及人給讀者以草木蟲魚、民間習俗、四季節令、傳統工藝的知識和做人規范。小小說讀寫匯入生活本身筑就了活動閾限：書寫者、短小文字和讀者構成了活動鏈條；民間有意識組織的紙媒發表再加網絡轉載、小小說公眾號推送作品、編輯圖書、年選，發布評論、小小說金麻雀獎、出版小小說選集全集、研討等活動。僅小小說讀寫的一流數字化公益平臺金麻雀網刊，關注人數近3萬，每月推介240余篇作品，每年的閱讀總量約為300萬人次……總體以手機終端為閱讀方式。這種活動性也體現于“藝術”追求方面。

從藝術角度看，小小說文體特性的定位始終在持續進行，民間努力準確地概括出小小說性質和特征，為了得到文學文體確認后置于文學總體序列。究竟是小說家族內部向下向小的延伸文體，還是與詩歌、散文、小說等文學文體平行的獨立文體？小小說作家、評論家和少數理論家等都在說，但理論界尚未有定論，探索過程則印證了追求藝術品質的取向。小小說金麻雀獎是民間的標高性文學評獎，歷屆評獎頒獎辭分析顯示出小小說藝術化趨勢，即追求文學性。魯迅文學獎作為包容性和開放性綜合獎項將小小說納入，可看作小小說獲得體制內文學地位。概覽小小說文體起步的不少人已為審美敏感和藝術水準較高的創作者，但依然為非職業性作家。小小說確為培育文學人才的肥沃園地。

其實，小小說生活藝術的兩面渾然一體無法分開；審美需求實現于生活與藝術不分的狀態。順著“生活美學”理念說，小小說讀寫參與者處于生活狀態，成為或正在成為藝術家。從文藝目標說，培育了大量文學愛好者，加大了文學普及基礎，與“托舉文藝高峰”形成良性循環。“深耕美育”在踐行。

小小說活動“深耕美育”的深層機制和“我們”相聚的審美影響及熏陶機制

小小說活動讓“深耕美育”得以踐行，何以可能？如何可能呢？

在大視野和社會歷史眼光中，暫不以審美而僅以小小說作為大概念的精神活動看，它發生于當下中國社會文化語境，是縱向橫向相互交織影響的產物。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呂西安·戈德曼發生結構主義理論的方法論，“社會精神結構”是某些社會集團的精神框架和系統性的有規律的精神表現，精神結構有意義，必定會映照到文學作品中，“一個作品世界的結構與某些社會集團的精神結構是同構的”。藉此，先看小小說世界的結構，發展中有趣且值得深思的現象是，經民間倡導后，馮驥才、聶鑫森等或以長篇、中篇或短篇小說在文壇發生較大影響的作家，攜帶著長期積累的文學經驗、體悟和熱情加入小小說創作并作出成就，與小小說園地起步的作家匯合。以馮驥才為代表的小小說創作以民間亞文化取材，描畫歷史語境的民俗風情，贊美亞文化的能人、能耐、義氣、友情、誠信等優秀品質，并始終貫穿當代人高度的人文關切和關懷。聶鑫森始終鐘情于中華傳統文化尤其古典文化，發現其無窮魅力并著力刻畫生活于其中的凡人百姓精神世界，贊美溫文爾雅、剛正不阿、信諾不二、自檢自律、熱愛傳統琴棋書畫等品質及其意蘊思想。再看起步小小說且有成就的謝志強，他更多關注和描寫當代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變化、苦惱和困惑，但情感和價值取向則是傳統文化民間百姓經歷史鑄就的本分、仗義、善良、互助等美德，以此延展出深層思考人工智能等現實倫理問題，體現出對和諧、生態、環保、正直、互助等美德的價值認定和贊美。將馮驥才、聶鑫森和謝志強三者代表的文化價值取向融匯可概括為：以藝術的方式形象地呈現了建設中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內涵，建設理路是繼承革命文化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并匯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構成的社會精神結構主體。所以，小小說“作品世界的結構”與主流價值觀的精神結構處于同構狀態，乃為一體兩面：既體現為小小說的精神內涵，也呈現為小小說藝術現象的深層機制。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文學遺產在當代延續也是深層機制之一：起始于先秦莊子的“小說”與“大達”的對舉，給了“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漢書·藝文志》）以合理性；更以“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桓譚《新論》）、“心通短言小說之文”（漢代徐幹）以及劉勰的“意在微諷，有足觀者”等說法，認可口頭及書面短小敘事的作用，并始終為民間的傳統。此外，始于漢人的就小說的文體和功能兩區分的意識和觀念也有深遠影響。功能方面有“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觀風俗、知薄厚”、“以廣視聽”的倫理、知識和政治等、以及“游心寓目”的娛樂審美功能等的傳統。文體方面基于對“短書”的價值認定，從“短小”憑借“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的觀念，從《山海經》《搜神記》《世說新語》《閱微草堂筆記》《聊齋志異》一路而來，乃至《紅樓夢》等四大名著……此脈絡貫穿始終。耳濡目染地或顯或隱地影響著中國敘事文學，實乃小小說形成的縱向機制。

馮驥才等知名作家進入小小說領域具有審美示范的重要價值。馬克思說過，善聽優美音樂的耳朵和能夠欣賞精美繪畫的眼睛，是音樂和繪畫作品熏陶培養的。小小說倡導起步于“平民”，最初實際環境可能是參與者并未有條件閱讀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馮驥才等知名作家的小小說作品，以審美敏感和嫻熟獨特的藝術表達，為“我們”提供了同一文體的最切近并易于接受的優秀作品，熏陶和培育“我們”的審美敏感和藝術表達能力，兩者互為支持。古希臘開始人們就意識到，藝術品是有開頭、中間和結尾的整體。經驗美學則進而認為，對這種整體性的要求，為的就是“滿足一個經驗”，這種滿足體現在創作和欣賞中。美學家則說，人內在的完滿性推動經驗前行而又對經驗進行著評判性的反應。“有過并習慣于‘一個經驗’的人，就被熏陶出藝術的品味來，又進而將這種品味移植到非藝術的各個領域，進入到日常生活之中”。通俗地說，就是馮驥才與“我們”共處中華文化傳統和社會精神結構之中，價值取向和感情方式易于共鳴，訓練并示范人們文學敘事由此可能。再具體點說，就是在同一文體的小小說領域，親切的《俗世奇人》這樣豐盈獨特和趣味盎然的作品，通過“我們”的默契，直接便捷地讓人們接觸到了完整有機體的審美屬性較高的文學作品，滿足“我們”的審美本能，讓“我們”逐步習慣一個“完滿性”的經驗，這個完滿性的經驗既包括審美敏感也包括藝術表達技巧的能力。知名作家進入小小說就是如此實際地“以美啟真”也“以美儲善”方式訓練人們并客觀上實現了示范。這是“深耕美育”最典型的自然狀態。也可以就此說，馮驥才的《俗世奇人》作為首部獲魯迅文學獎的小小說集恰是示范作用的典型體現。

區分小小說活動“深耕美育”的需求和評價之主體及其意義

美育性質應為功用性，這就為不同學科及角度對不同功用認定與評價提供了合理性。通俗地說，功用性的實質是某精神或物質之物對人某方面需求的滿足。價值哲學區分出價值滿足（實現）主體和評價（認定）主體。前者意思是當人與某物形成對象性關系，某物滿足了人某方面需求時價值就產生了，此時的人就是價值滿足（實現）主體。具體到小小說讀寫主體，由于處于生活藝術界限不分狀態，所以不一定清晰理性地意識到自己需求和滿足了什么，僅是感覺到愉快適宜。后者意思是外在于價值客體和價值滿足主體的關系，從更高視點和更長歷史眼光，分析和評價諸如小小說的讀寫滿足了人們哪方面需求？以怎樣形式滿足的？滿足程度如何等。這種主體由評論家和研究者擔當。我們就是在考察小小說發生過程和實際效應基礎上判斷和評價的。同理，“深耕美育”既有美育的實際受益者——被“育”的主體，也有評價者是否實際存在美育深耕的實際效應。“托舉文藝高峰”就是立足文學繁榮發展看美育的。蔡元培提出“美育代宗教”，美育的基本性質是實踐及其過程，所育及其功效則由自外于此實踐的其他立足點及其學科來判斷和評價。康德按“審美判斷力的分析”的質、量、關系和模態四個契機的之三“鑒賞判斷的第三個契機，按照在它們里面觀察到的目的的關系看的”。美育中處于審美關系中的合乎主觀目的性的那個主體就是被育者。同時，康德在“關系契機”機制下還提出存在著客觀合目的性，康德的“客觀合目的性”分為“外在合目的性”與“內在合目的性”兩種。“外在合目的性”指“有用性”，“內在合目的性”指“完善性”，也叫做“完滿性”。這兩者恰恰都是價值認定（評價）主體的任務。具體到小小說活動的美育價值認定（評價）主體，既要認定是否具有完善性，即藝術性；更要看它“有用性”如何。確定“深耕美育”的需求和評價之主體之不同的意義是：站在更高視點更開闊視野，寬容地開放地觀察如小小說這種文學形式存在的復雜樣態，需要考量其生活與藝術渾然一體特質的構成機制和發展趨勢，考察在現實中可實現哪些功能，尤其要鑒別分析其與托舉文藝高峰的關系。文藝理論工作是跨界性的，一條腿跨在文藝實踐領域，一條腿跨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美育效應的認定和判斷主體就需要采用這種“跨界”姿態。反觀和總結文藝實踐，特別是介于生活和藝術之間的特殊實踐，需要實現美學、文學批評和美育的理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