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影響的世紀”，橫向的交流更甚于縱向的承接。王充《論衡·謝短》說：“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我則更進一言：“知中不知外，謂之不浮江海；知外不知中，謂之不辨西東。”夏仲翼教授在《二十世紀中俄文學關系》“序二”中指出，中俄文學關系“是兩個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通過一定的政治關系，形成的頗有‘偶然性’，而又有著不可忽視影響的文學歷史關系。這種關系建立的紐帶與其說是文化，還不如說是時代和社會進程，是政治和革命的變革”。正如李建軍在《重估俄蘇文學》“小引”中所言，俄國所帶給中國的影響，“是社會關系和制度層面的巨大變革，是道德意識和生活觀念的根本改變”。俄蘇文學對于中國政治、文化、社會產生的影響要遠大于世界其他國別文學對中國的影響，這是由于中俄（蘇）兩國在現當代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具有某種相似性，而兩國在文學觀念、文學思潮以及審美標準等方面也具有某種對應性。這種相似性和對應性，使中國人在接受俄蘇文學時有一種心理上的親近和時勢上的認同。當時代跨入新世紀以來，當俄蘇文學對當下中國的影響由顯趨隱、由強轉弱、由狂熱歸于理性之際，全面深刻地審視俄蘇文學與文論本身，并檢討其對于中國文學與文論的影響，既實事求是地對歷史負責，又正本清源地向未來交待，這是當代中國學人責無旁貸的權利和義務。李建軍研究員以一人之力，為我們捧出近百萬字的《重估俄蘇文學》，令人既驚喜又欽佩。

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上》曰：“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章實齋之論，初為史學而發，實亦不妨貫通于學術研究。學術研究不是為了與人爭詳略、異同和輕重而故意“成一家之言”，然而“通古今之變”者則必能“成一家之言”。今人好談學術創新，我以為創新即在于“詳人之略，異人之同，重人之輕”，而后“有以獨斷于一心”，從一己之心得出獨立論斷，通天下之變，成一家之言。由此觀之，《重估俄蘇文學》有意于“詳人之略，異人之同，重人之輕”，深通古人著書之旨，宜其頗多獨得之見。

既然要“重估‘俄蘇文學’”，必然首先要對“俄蘇文學”加以界定。作者把俄蘇文學劃分為“以19世紀文學為代表的俄羅斯古典文學（可以簡稱為‘俄羅斯文學’）”和“十月革命之后形成的蘇維埃俄羅斯文學（可以簡稱為‘蘇俄文學’）”，“俄蘇文學”是對“俄羅斯文學”和“蘇俄文學”的合稱。這不僅是對一個名詞的界定，而且是對兩種不同精神內涵的文學的界定。作者認為，俄羅斯古典文學是高度個性化和多樣化的文學，充滿人道主義熱情，顯示出尖銳的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而蘇維埃俄羅斯文學是高度集體化和單一化的文學，充滿了高昂的理想主義激情和浪漫主義傾向，顯示出對某種絕對原則的服從。這種論斷高屋建瓴而又切合實際，深刻把握了“‘俄’‘蘇’文學”的實質，予人以撥云見日、探驪得珠之感。雖然說人道主義與理想主義并不見得就一定要有沖突，俄羅斯古典文學和蘇維埃俄羅斯文學亦并非水火不容，但是兩者的側重點還是顯而易見的，它們在文學史上所產生的作用及影響也是涇渭分明的。代表著人道主義精神的“俄羅斯古典文學”和代表著理想主義信念的“蘇維埃俄羅斯文學”及其背后的文學理念的矛盾與嬗變貫穿于全書的論述，它們對中國文學與文論的影響也被作者清晰而全面地揭示出來。

該書章名依次為：“精神氣質與偉大傳統”“文本解讀與經驗開掘”“文學批評與理念建構”“觀念異變與路向轉換”和“接續傳統與創造輝煌”。作者首先勾勒出俄羅斯古典文學的精神氣質與偉大傳統，然后通過詳細的文本解讀對形成這種氣質和傳統的文學創作經驗加以挖掘提煉，再由文學文本而進入文學批評，從理論上解剖俄國文學批評家的精神內核。

反思俄蘇文學及其文論的得失固然是《重估俄蘇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因為學術研究本身就需要保持客觀理性的立場。然而一個學者研討此論題而不研討彼論題，則必有其主觀的選擇和情感的考量。作者并非俄羅斯人，作者的所有論述都內涵著深刻的問題意識和緊切的現實關懷，充滿著一個中國文學研究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省思和期盼。當作者贊美別林斯基作為文學批評家的“論戰家”品格和把文學當作“圣物”的純粹態度時，難道不是希望我們的文學批評家們擔當起“不隱惡、不虛美”的實事求是的道義精神么？當作者說托爾斯泰“訓誨死去的拿破侖，就是訓誨活著的拿破侖們”，真正的偉大并非“權力和武力的延伸物，而是人的美好的心靈和精神所發出的光芒”，難道不是提醒手握劍柄和權柄的拿破侖們，文學從來不是權力的附庸么？

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中》曰：“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考索之功與獨斷之學，相輔相成則有相需之益，相悖相離則有兩傷之弊；而理想化的學者，應當是“沉潛者”與“高明者”的完美結合。從《重估俄蘇文學》中，我們不僅見識了作者的“考索之功”，也賞鑒了其“獨斷之學”。作者的精彩論斷，如阿列克謝的“巨型人道主義敘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徙倚乎偉大與庸陋之間”，米爾斯基的一手拿著“戥秤”一手“握著柳葉刀”，不惟形象生動，且發人所未發。尤其重要的是，《重估俄蘇文學》的“獨斷之學”是建立在堅實的考索之功之上的，而《重估俄蘇文學》的考索之功亦以其獨斷之學為旨歸而凸顯其功力。這當然是蘇軾《稼說送張琥》所謂的“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