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至6月1日，2019年京交會“故事驅動”（Story Drive）板塊的展覽及大會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三樓舉辦。 故事驅動（Story Drive）是以全媒體為關注點的國際性專業盛會，匯集了來自全球文學界、出版界、影視界、設計界、大眾傳媒界等領域的意見領袖。今次故事驅動的第二個核心主題是“跨文化講故事”，5月31日當天，挪威暢銷書作家阿瀾·盧（Erlend Loe）應邀出席該環節，并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

1969年，阿瀾·盧出生于挪威第三大城市，位于西海岸中部的特隆赫姆。這位身高超過一米九的北歐大漢年輕時曾在精神康復中心做過勤務，也當過報社的自由撰稿人，目前為專職作家和劇作家。上世紀90年代，他步入文壇后的第二本小說《我是個年輕人，我心情不太好》（Naive Super）便榮登挪威暢銷小說榜首。這部采用第一人稱講述故事的小說簡直就是彼時他的“自傳”：在小說結尾處，作家甚至毫不避諱地在主人公收到的郵件中透露了自己的名字，借此暗示讀者，以上所述都是自己的親身經歷。令阿瀾·盧沒想到的是，這部僅僅是想抒寫一下青年人“成長的煩惱”的小說竟然為自己博得極大的聲名，英國《泰晤士郵報》的給出的書評是“作者有像塞林格那樣清淡的、漫不經心的筆觸。這是一部迷人的小說”。

《我是個年輕人，我心情不太好》后來曾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在全球出版發行。小說的中文版譯者寧蒙本名俞聞候，是位旅居挪威的上海建筑師。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結識阿瀾·盧的文字還是自己初到卑爾根后學習當地語言，“這本小說的一個章節《樹》被收錄在挪威語教材中當做范文。”之后，他從圖書館借出作家的有聲書，“阿瀾·盧總是為自己的作品錄制有聲書，用他標志性的中部口音，既不像奧斯陸所代表的東部口音那樣抑揚頓挫、曲里拐彎，也不似卑爾根領導的西部口音那樣小舌亂顫、裝腔作勢。無論情節多么生動有趣，他的語調總是像被熨斗燙過一樣，反倒讓人忍俊不禁。” 《我是個年輕人，我心情不太好》在俞聞候的iPod中“單曲循環”多次后，他萌生了將其翻譯成中文的想法，之后還翻譯了作家的另一部小說《我已經結婚了，我心情還不好》（Doppler）。

作為挪威當代作家代表人物之一，阿瀾·盧同前輩正襟危坐、閉門寫作的做派不大一樣。除了早年豐富的社會閱歷，成名后他還涉獵電影短片和音樂電視制作以及舞臺演出等方面。在文學領域，除了小說外他也創作了不少童書作品。《翹胡子》系列童書講述了普通的叉車司機庫特一連串的奇遇，之前曾被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北歐文學專家，著名翻譯家石勤娥女士譯介進國內。去年法蘭克福書展迎來了自己的70歲生日，今年挪威更作為此次書展的主賓國。31號當天，阿瀾·盧在出席“跨文化講故事”對談環節前，主持人不無艷羨地介紹說挪威作家非常幸福，“他們如果寫了一本書，不管怎么樣政府都要先認購一千本。也就是說在挪威當個作家，怎么著都能賣出一千本書。”

“成年人往往選擇忘掉青少年時的困惑”

澎湃新聞：《我是個年輕人，我的心情不太好》很容易讓人想到《麥田里的守望者》，兩者都帶著青年一代的迷茫，也讓而今中國的同齡人感同身受。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有這么句話，“我明白所有的道理，卻依舊過不好這一生。”

阿瀾·盧：小說中的“我”設定在25歲，我本人也是在26歲時寫的這本書。書里主人公的很多想法和困惑，我當時在腦子里已經過了一遍。我從來不覺得青少年是個無憂無慮的年紀，有太多的選擇，太多的機會和可能，反倒會讓你無可措手。當人們年紀大了，成家立業了之后，不是邁過去，而是選擇忘掉那些青少年時代的困惑，并把年輕時的經歷浪漫化。這本書基本上就是我當初思考的一個結論。我認為但凡是給出的既定答案，我都不會相信。

說到抑郁，我承認自己曾有憂郁的傾向，但還沒有抑郁的體驗。挪威卑爾根當地雨水豐沛，經常連綿不斷，北極圈內的部分晝短夜長，其他地方的氣候，天氣還是比較正常的，特別是冬季下雪之后，陽光在白雪上反射光，讓整個世界都顯得非常明亮，在挪威，“我抑郁了”不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澎湃新聞：《我》字頭的兩本小說句子簡單，段落也簡短，中譯版甚至還帶著詩歌般的誦讀感，我很想知道你用挪威語寫作也是這樣嗎？在你看來，挪威語寫作有哪些特色？

俞聞候：阿瀾·盧先生在《我是個年輕人，我心情不太好》以及《我已經結婚了，我心情還不好》中的遣詞造句看起來確實是比較淺顯直白的，也比較簡短。我在最初翻譯的時候，甚至用了一些中國國內的網絡流行語，但后來正式出版的中譯本還是本著盡量忠于原著的原則改回去了。在我看來，他的語言風格是經歷過很多變化的。

阿瀾·盧：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首先會思考用什么樣的文字形式來符合我的主題，我是在經過一番努力后把小說寫得“簡單”、簡潔了，里面是有一些看上去很幼稚的地方，但這并不是說我隨隨便便就可以寫成這樣。我的寫作習慣是一氣呵成，如果我不確定寫下的文字令自己滿意，就不會動筆。寫作過程可能有點慢，但寫完了基本是不做改動的。

澎湃新聞：我們都知道挪威語是一門使用人口僅有五百萬左右的小語種，而且還分“新挪威語”和“書面挪威語”之別，具體的，作家先生如何看待兩者的區別，以及選用哪種挪威語進行寫作？

俞聞候：阿瀾·盧先生在這兩本小說的寫作上用的是“書面挪威語”。所謂“新挪威語”其實更接近古挪威語，就是維京人用的語言。近些年諾貝文文學獎的知名“陪跑者”就有一位挪威作家，約恩·福瑟 （Jon Fosse），他就一直采用新挪威語寫作。

阿瀾·盧：我在幾個星期前剛發表了一部短篇小說，就是采用“新挪威語”寫作，故事是講人死后下地獄跟魔鬼間的對話。新挪威語之所以形成，源于18世紀起挪威獨立運動的興起，當時一位作家收集了西部地區的一些方言，更接近原始的挪威語，并把它提升到一個國家語言的高度。其實“新挪威語”和“書面挪威語”之間非常接近，只有10~15%的詞匯是完全不同的，大多數挪威人都可以輕松地在二者間切換，但它們給人的感覺的確是不同的。我個人覺得“新挪威語”非常重要，這里面有一種民族情結，而“書面挪威語”其實是更接近于丹麥語的官方語言。

“當你在書寫‘天真’時，你就不再天真了”

澎湃新聞：《我是個年輕人，我心情不太好》英文名是“超級天真”，而“天真”也是世人對于北歐高福利社會人們的一種刻板印象，你怎么看？

阿瀾·盧：書名雖是如此，但我不認為我的小說內容很天真，這其實是一個文字游戲，而且當你在書寫“天真”的時候，可以說你就不再天真了。我也不認為挪威是個很天真的國家，我們是個小國家，民族成分也單一，有足夠的歷史長度讓我們建立一種民族信任感，這包括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和人們之間的信任。這種信任感可能會讓我們顯得有點天真，比如在挪威農村，你的汽車是不用上鎖的。另外挪威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很高，如果天真對應的是無知，那挪威絕對是一個“高知”的國家。

澎湃新聞：北歐人是維京海盜的后代，為什么尚武傳統在挪威，或者在挪威文學中似乎并沒有被延續下來？

阿瀾·盧：我認為就文明的進程而言，全世界都大同小異，比如說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人也熱衷征伐，但現在顯然不是。雖然維京人的傳說有不少聽起來很野蠻，但其實在維京時代，北歐已經有了一些民主的雛形。比如每年一個固定的時段，大家都會到冰島去議事，過去誰搶了誰家的糧食，誰殺了誰的親戚，該怎么賠償？賠償過后就一筆勾銷，不得再報復。他們很早就學會了不是靠拳頭，而是靠協商來解決問題。

澎湃新聞：在挪威，如何定義暢銷書？在當下，全球的嚴肅文學都在面對閱讀挑戰，你有何看法？

阿瀾·盧：在挪威，一本書的銷量在5萬到10萬冊，這位作家就會被定義成暢銷書作家，但你要知道挪威的人口只有500萬。我在挪威好像并沒有感覺到嚴肅文學所遇到的困境，當然，類型小說比如說犯罪小說可能更暢銷一些，但很多嚴肅文學的作家也有自己的市場，比如挪威作家卡爾·奧韋·克瑙斯高近些年曾推出了自己一部長達六卷本（近四百萬字）的小說《我的奮斗》。當時剛推出的時候，沒人覺得這會是部暢銷書，但現在它行銷全球，甚至也有中譯版。好的東西總會找到它的市場。

澎湃新聞：小說之外，我也注意到你童書作家的身份，近年還有相關創作嗎？另外，就你所知，挪威人對中國當代作家有何了解？

阿瀾·盧：我已經有好幾年都沒有寫童書了，但未來還有這樣的計劃。我有一套童書，中文譯名叫《翹胡子》。我對中國的現當代文學了解還是比較少的，除了諾貝爾獎得主莫言的作品，其他的作家我知之甚少，估計在挪威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人也比較少。當然我有這個愿望，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國當下的文學面貌，所以我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