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82年，首屆茅盾文學獎獲獎名單揭曉，在6部獲獎作品中，湖南占了兩席:古華和莫應豐兩位湖南籍作家分別憑《芙蓉鎮》、《將軍吟》問鼎折桂，自此，“文學‘湘軍’在中國文壇聲譽鵲起”。[i]而與當代文學幾乎所有的命名一樣，作為新時期“湖南作家群”別稱的文學“湘軍”同樣也是一個后設的命名。長期以來，批評界關注的多是文學“湘軍”的創作得失——即使是后來重振文學“湘軍”的討論，聚焦的也多是創作方法論層面的獻言獻策，抑或從文化和心態上予以把脈分析，且諸多討論大多又限定在了文學和區域文化關系的范疇之內，如此以來，就形成了一個循環論證的闡釋怪圈。而遺憾的是，在此過程中，文學“湘軍”這一極具癥候意味的歷史化命名過程，卻被有意無意地遮蔽忽略掉了，即從最初的“湘軍”到后來的文學“湘軍”，這一命名的生成方式及概念構造過程，是怎樣反求諸己地尋求自我本質化，即文學“湘軍”如何從一個偶然的玩笑比喻化身成為一個極具生產性的批評術語？或在一個更為宏大的視野中說，文學“湘軍”的命名，是怎樣參與并影響到八、九十年代當代文學批評研究格局的形成的？此類種種，都有待我們重返歷史現場，做一番細致的考證梳理。

命名蹤跡：從“湘軍”到文學“湘軍”

所謂文學“湘軍”，前面并無“文學”二字，只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而“湘軍”的原初意則是晚清時期對湖南地方軍隊的稱呼，“湘軍”也稱“湘勇”。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后，清朝正規軍無法抵御，不得不利用地方武裝，晚晴重臣曾國藩1854年創建的“湘軍”就是在此歷史背景下名聲大噪，權傾朝野。“湘軍”以勇猛的戰斗風格和堅強的戰斗意志著稱，“一部中國近代史，一半是由湖南人在斗爭中寫就的，推而廣之，也可以說是由湘軍人物寫就的”[ii]。廣義的“湘軍”，除了指曾國藩于鎮壓太平天國時期一手創建的“湘軍”外，也包括該部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時期的湖南軍隊。直到40年代湖南軍閥何鍵下臺，蔣介石才把湘軍改造為半中央軍。值得一提的是，“湘軍”的命名本身也是開創性的：“有清一代，軍系的出現，實以湘軍首開先例。淮軍崛起之后，發展上多循湘軍軌跡，承其遺風。”[iii]而作為湘軍創辦者的曾國藩，本人又是晚晴名儒，曾國藩治軍不僅以嚴厲著稱，也非常注重文化熏染教養，因此，作為地方政治-軍事集團的“湘軍”具有濃厚的文化色彩[iv]——從這個意義上說，后來的文學“湘軍”一說，也并非是完全比喻性的借用。

作為文學“湘軍”的湖南作家群，在全國的最初崛起，并非源自古華和莫應豐折桂茅盾文學獎，而是緣起于更早些時候的湖南作家連續斬獲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大獎和全國優秀中篇小說大獎。1977—1987年間，湖南作家在這兩大獎項中，幾乎年年都有所斬獲。在1978年至1985年連續七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的評獎中，湖南成為全國唯一的“七連冠”省份。據統計，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全國性文學評獎中，湖南共有55部（篇、首）先后在全國性的重大文學評獎中獲獎[v]。就此而言，文學“湘軍”因獎聞名是不爭的事實：“湖南作家多人多次，長篇中篇短篇連年獲獎，因而惹人注目，引起轟動，文學‘湘軍’也由此而生。”[vi]不過也有論者認為，文學“湘軍”初始主要是一個文學流派的概念，“限指與現實主義密切相關的湖南作家與作品”，后來才“衍化成一個繁榮湖南文學的激勵性口號”[vii]。

我們看到，無論是“獲獎說”，還是“流派說”，文學“湘軍”的命名都從一個側面道出了新時期湖南文學舉足輕重的成就影響：一方面是指湖南作家在全國的成就地位非同凡響，名聲在外；另一方面，新時期湖南文學（主要是指小說）具有某種文學風格意義的整體性。客觀而言，這種以地方來命名某一文學群體現象的做法并不新鮮：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東北作家群”，就是典型的以作家的籍貫地區劃分來界定作家集群現象的；“京派”作家群、“海派”作家群，盡管主要是以相近的文學風格和審美精神而同聲相和，但“京”（北京）“海”（上海）其實也內含有某種地域暗示。就此而言，文學“湘軍”某種意義上也是對文學史既有批評范式的繼承發揚。

從文學批評史的角度說，文學“湘軍”的提法，最早源于何時、何人，恐怕很難詳細考證。現有的資料大多都是籠統性介紹，而沒有具體指明概念說法來源的人物與時間：“20世紀70年代末期，湖南作家群崛起，被時人譽為文學‘湘軍’”[viii]，“上個世紀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期，是湖南文學隊伍異軍突起的黃金時代，一批蓄勢已久實力雄強的青年作家在歷史轉折的關口脫穎而出，各自以厚重的創新力作沖向全國文壇，頻頻奪魁，獨占鰲頭，大放異彩，聲威遠播，享有‘文學湘軍’之美譽。”[ix]那么，“湘軍”或文學“湘軍”這一指稱，究竟最早出現在70年代末，還是80年代初期？對具體的時間，論者大多語焉不詳。據作為文學“湘軍”當事人之一的葉蔚林的回憶，“八十年代頭幾年。由于湖南作家在幾屆全國性的文學評獎中連續獲獎，于是在一次座談會上，我親耳聽到一位有影響，又慣于幽默調侃的北京作家，用夸張的腔調大聲說：‘嗨，湘軍厲害呀！’當時大家都笑。‘湘軍’之說大概由此而生”[x]，葉還特別指出，所謂文學“湘軍”的“文學”二字，是后來見諸文字才加上去的。這是目前為止，在筆者查詢到的所有資料中，唯一一則指明文學“湘軍”作為概念說法出處的文獻，但仍缺乏有名姓的人物和年月考證。

根據筆者在“中國知網”上的搜索，現網上查詢可考的最早以文字形式承認“湘軍”一說的或許該是1985年3月張厚余發表的《我省農村題材小說的癥結》一文，該文討論的是山西農村題材小說的創作得失，“山西小說一向以寫農村題材見長，但近年來卻有落后于他省的趨勢。新崛起的‘湘軍’(湖南作家群)，‘陜軍’(陜西作家群) 就躍居我省之前。在我們‘晉軍’這支不算小、也不算年徑的隊伍中，雖然有幾位曾經建功立業的老將仍以志在千里的精神馳騁于沙場，有幾位嶄露頭角的中、青年作家也以奮進的銳氣沖殺于前陣。但就整個隊伍中的大部分人而言，實力和功底是比較遜色的”[xi]，有意思的是，我們看到該文中首次同時出現了“湘軍”、“陜軍”、“晉軍”的說法；1985年5月，程德培在《文藝評論》上發表《小說創作中的陽剛之美》一文，作者在該文的開篇一段中寫道“被人稱之為‘湘軍’的湖南作家群，很多是得益于沈從文、周立波的”[xii]；也仍是同一年，魏丁在題為《正在形成中的浙江鄉土文學》一文中，也提到“新時期以來的小說創作逐漸擺脫了極左的但化模式，在風格的多樣化方面進展十分迅速。出現了被人們盛譽為‘湘軍’的湖南作家群，以老金為旗幟的北京作家群”[xiii]。我們注意到，以上幾篇提及“湘軍”的論文，都是直接以“湘軍”指稱湖南作家群，還沒有在“湘軍”前加上“文學”的限定修飾——這也印證了葉蔚林的那個說法。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幾篇論文都是非湘籍學者發表在湖南省外的學術刊物上的。換句話說，最遲是在1985年，作為湖南作家群之別稱的“湘軍”，已基本得到全國文學評論界的廣泛接受與認可。

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湘軍”這一批評術語的確立，某種程度上說跟當年的“湘軍”命名一樣，同樣具有領風氣之先的開創意味：從同類批評術語產生的時間順序來看，文學“湘軍”出現得最早，文學“豫軍”、文學“陜軍”（陜軍東征）、文學“魯軍”、文學“浙軍”、文學“鄂軍”、文學“桂軍”等愈演愈烈的地方文學“軍團混戰”，是在文學“湘軍”之后才獲得命名。不妨以“陜軍”東征和文學“豫軍”的出現時間為例，“陜軍”東征最早出現是在1993年，1993年5月25日，《光明日報》以二版頭條位置，刊發了《陜軍東征》一文（作者韓小蕙）；后者則是“在 20 世紀最后10 年的中國文壇上，有一個越來越響亮的名字：文學豫軍”[xiv]。文學“湘軍”的命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了此后各省文學地方軍的生成，情況不一，但文學“湘軍”的命名無疑起到了重要的啟示作用：“二十年前，這種調侃式的玩笑話(指文學‘湘軍’的命名，筆者注)在中國文壇頗為流行。例如，當時也有把北京作家群戲稱為‘中央軍’……延續下來更是名目繁多，有什么‘三駕馬車’、‘陜軍東征’之說。”[xv]而到90年代初，當其他省市的文學地方軍相繼崛起的時候，文學“湘軍”則“已經不再是一支在全國文壇馳騁稱雄的精銳勁旅，只是一支徒有虛名的影子部隊”[xvi]，湖南文學界彼時開始反思的，是如何在創作實績上重振文學“湘軍”[xvii]。

最早專文專題研究文學“湘軍”的，恐怕當屬湖南永州籍評論家胡宗健1987年在《當代作家評論》上發表的《湖南小說家論—關于地域空間意識和藝術變革意識》一文，盡管該文題目并未標明文學“湘軍”，但文章開門見山地指出，“新時期的湖南作家群，是一支意氣踔厲的‘湘軍’，是一個拔群出眾的群落。”[xviii]不難發現，不管是湖南本土的評論家還是湖南省外的學者，這一時期的“湘軍”稱謂，前面都沒有加上“文學”二字。1991年2月，作為文學“湘軍”的第一部研究專著，胡宗健的《文壇湘軍》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面世。在《文壇湘軍》中，作為專章論述的湖南作家就有古華、莫應豐、韓少功、葉蔚林、徐曉鶴、孫健忠等，而作者提到的“湘軍”成員名單則有48位之眾。從這一意義上說，“在‘陜軍東征’后，又冒出了‘豫軍’、‘蘇軍’、‘湘軍’”[xix]的判斷，明顯存在基本的史實誤判，因為且不說早在80年代，作為批評術語的“湘軍”就已廣為人知，1991年也出版有“湘軍”的研究專著，而“陜軍東征”的說法，則遲至1993年才出現。

文學“湘軍”在全國文壇的大放異彩，為湘楚文化的經世致用精神做了最好的注腳，或者說，新時期之初的湖南作家總能在全國性的文學獎項中拔得頭籌，從某種意義上恰恰印證了湖南區域文化的優勢。眾所周知，新時期之初創辦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和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兩個文學獎項，均是計劃經濟體制的時代產物。中國作協或官方文學刊物通過舉辦全國性的文學獎項[xx]，事實上是將作家的組織、管理、培訓納入到一個體制化、規范化的流程中來。不妨以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評選為例，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評選委員會由二十三但作家和評論家組成。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同志或在文藝戰線擔任繁重的組織領導工作，或在進行創作”[xxi]，周揚在后來的頒獎致辭中也說到，“短篇小說是輕騎兵。是哪一種輕騎兵? 我看是偵察兵、是哨兵。偵察我們的補去、革傘, 發生了什么變化……在我們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的新時期，短篇小說要起到它的偵察和探求的作用。”[xxii]也就是說，在新時期之初，恰是在小說起到“偵察和探求的作用”社會功能意義上，湖南作家獨領風騷，“八十年代文學‘湘軍’異軍突起，稱雄一時，是當時歷史機遇、撥亂反正所觸發的社會呼號的時代產物”[xxiii]。因此，從這一意義上說，與其說是全國性的文學獎評選成就了文學“湘軍”，不如說是敢為人先、經世致用的湘楚文化成就了湖南作家群。

隨著中國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動以及時代主題的更迭，政治對文學的目的性征用，即借文學作品來重建新的意識形態的任務基本上已經完成。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的呼應性需求日益弱化，文學的社會功能意義也因此開始遭到瓦解，由此呈現出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全國性文學獎項的影響力大不如前。當然，另一方面，隨著湖南及全國作家隊伍的日益壯大，以及文學刊物的逐漸多元多樣，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的產量成幾何數量級的增長，在完全的意義上來評閱也不太可能。1986年，中國作協創辦魯迅文學獎，整合了優秀短篇小說獎和優秀中篇小說獎。但客觀而言，90年代的魯迅文學獎的影響力，已遠不及當年舉國轟動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及優秀中篇小說獎。我們看到，當代文學外部環境變動以及全國性文學大獎影響力衰落的過程恰也正是文學“湘軍”落入低谷的過程。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九十年代文學‘湘軍’相對沉寂則是社會轉型商業大潮沖擊所造成的陣營分化和文學斷層所造成的結果，它們都有著一定的必然性，又都是時代大背景所決定的。”[xxiv]從“湘軍”到文學“湘軍”，再到重振文學“湘軍”，湖南作家群的命運沉浮深深烙印在了中國當代文學發展變遷的史冊上。

文學“湘軍”的命名影響與90年代的“文化研究”

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湘軍”逐漸沉寂沒落，湖南文學已很難重現昔日的盛景輝煌，但文學“湘軍”的風光不再，但并不意味著文學“湘軍”這一命名方式的壽終正寢。或恰恰相反，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湘軍”的命名方式，對即將展開的90年代的現當代文學批評研究來說，毋寧說倒頗具生產性的啟發意義。

首先，文學“湘軍”以軍團形式集結某一省市作家群的方式，一定程度地改寫了以往作家單槍匹馬闖蕩文壇而獨木難成林的歷史——盡管最初是比喻性的說法，但軍團式命名，從形式上也算得上是有別于現代文學的地方作家群的命名。作家集體出場“捆綁銷售”的方式，無疑具有某種規模效應——正是在文學“湘軍”的集體命名下，很多名不見經傳的湖南作家作品，才贏得了“被批評”的一席之地。以胡宗健的《文壇湘軍》為例，該著除了關注古華、韓少功、莫應豐、葉蔚林、譚談等當時湖南知名作家的創作外，也有專門的篇幅用來討論徐曉鶴、潘吉光、葉夢、龔篤清等名不見經傳的湖南小說家們的創作。這跟現代文學的地方作家群的構造如出一轍[xxv]。

作為一地方省市作家群之別稱的文學“湘軍”的出現，從形式上加速并強化了省市作家群的集體出場意識，生拉硬造的這“軍”那“軍”，其實正是各省、市間作家群角力的表現。到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各地文學造“軍”運動的競爭意識，在市場環境下愈發顯得激烈，且一直延續到今天。筆者在“中國知網”上以主題為文學地方軍進行查詢搜索[xxvi]，據搜索結果顯示，其中文學“豫軍”的條目最多，為106條，其次分別為文學“湘軍”82條、“陜軍東征”62條、文學“桂軍”52條、文學“鄂軍”18條、文學“皖軍”12條、文學“魯軍”11條、文學“隴軍”7條、文學“浙軍”與文學“晉軍”各5條、文學“粵軍”3條、文學“滬軍”與文學“贛軍”各2條、文學“渝軍”與文學“津軍”及文學“遼軍”、文藝“蘇軍”各1條。嚴格說來，很多地方文學軍團并不像文學“湘軍”那樣有真正的“湘軍”為歷史事實憑借，而不過是一種比喻性的托辭而已。從命名的生成時間上看，文學“湘軍”出現的時間最早，而條目數越少的在時間上也越往后，10條以下的結果一般為地方報紙的同題報道，有濃重的大眾媒體的炒作色彩。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說文壇的造“軍”運動，最初是大眾媒體和批評家合謀的結果，那么后來的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則成了官方（地方作協）積極的組織策劃行為，換句話說，造“軍”運動事實上成了地方作協凸顯文壇政績的最直接手段。不唯如此，新世紀以來，還出現了直接以地方文學軍團為名的博士論文和研究專著，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方言視域中的文學湘軍》（董正宇，2002年）、《文學豫軍的主體精神圖像》（李丹夢，2007年）、《文學桂軍論—經濟欠發達地區一個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義》（李建平、黃偉林等，2007年）、《文學豫軍對外傳播研究》（王萍，2011年）、《從“山藥蛋派”到“晉軍后”》（傅書華，2012年）等。這說明當初以軍團命名地方作家群的玩笑性言說方式，在新世紀已經展開了自我本質化、經典化的過程。

其次，作為地方作家群之別稱的文學“湘軍”的命名，很大程度上是以湘楚區域文化為立論依附的，這為后來各省市文學軍團的研究提供了典范，甚至某種意義上在一個更為深遠的層面上影響到了90年代文化研究格局的成形。在《文壇湘軍》的自序中，胡宗健開宗明義地表達了區域文化研究的初衷思考：“一個豐腴的藝術土壤不斷地被開墾，生活的全部豐富性在新時期的楚地文學中被反映出來……一場以楚文化為底色的民族藝術‘造山’運動已經開始”[xxvii]。也就是說，著者實際上主要是通過區域文化的棱鏡，來觀照當時的文學“湘軍”，這也就將文化的維度自然引入了當代文學批評。多年之后，在新世紀之初，當人們提及文學“湘軍”，大多也都是以湖南區域文化為立論前提的，“湖南文學的盛衰皆與地域文化息息相關，文學湘軍在80年代前期的輝煌和中期的熱鬧，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地域文化特征與特定時代思潮的高度契合”[xxviii]。即使是今天，很多研究遵循的也仍是這一思路，“‘楚文化’的復興是當代文化界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文學‘湘軍’的崛起以追求神秘、浪漫又富有現代派氣質為特色”[xxix]，而論者可能沒有注意到的是，對楚文化的復興與文學“湘軍”的崛起來說，二者其實是互為因果。不惟“湘軍”研究如此，其它文學地方軍團的研究也同樣選擇以地域文化為切入點，“山東是孔孟桑梓之邦，深厚的文化傳統滋育著一代代文人墨客。歷史發展到八、九十年代，在現代文明和古老傳統文化的碰撞中涌現了一大批才華橫溢的小說作家群體，他們以自己獨特的觀照生活的視覺、藝術感悟和表述方式受到文壇和讀者的關注，被譽為當代文壇的‘魯軍’勁旅”[xxx]。可見，地域文化幾乎是所有地方文學軍團研究不約而同的一個視角，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90年代于當代文學批評界興起的“文化研究”，并非完全是外來的舶來品[xxxi]，某種程度上也是當代文學批評自身邏輯展開延伸的結果——盡管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概念內涵。

在洪子誠先生看來，“文化研究的興起，是90年代文學批評的另一重要現象”[xxxii]，但論者基本上是將推斷依據的背景置于市場經濟和大眾文化的語境之中，或許尚未注意到80年代以來文學“湘軍”等相關的當代批評術語的隱蔽生產性。其實，在文學研究的意義上，由文學“湘軍”及其衍生而來的各省市文學軍團的集結展演，某種程度上充當了80年代“文化熱”與90年代文化研究二者溝通對話的一個中介裝置，成為文學批評轉向文化研究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這點我們可在“陜軍東征”這一提法的出現上看得更加清晰。跟文學“湘軍”的命名方式相差無幾，“陜軍東征”最先也是來自玩笑式的寒暄。1993年5月，作家出版社在京召開陜西作家高建群《最后一個匈奴》的研討會。會上評論家、學者們你一言我一語聊了起來，北京評論家何鎮邦忽然開玩笑說：“你們陜西這么多作家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作品，你們這是要‘揮馬東征’啊？”何指的是陳忠實的《白鹿原》、賈平凹的《廢都》等都是由北京的出版社在同一年出版。這原本是一句調侃之語，被當時參會的《光明日報》記者韓小蕙記住了，回去后寫下了篇洋洋灑灑的通訊《陜軍東征》發表在《光明日報》上，“陜軍東征”第一次被提了出來。這也就難怪遲至2013年，在《帶燈》首發式上回答《西安晚報》記者的提問時，賈平凹為什么將“陜軍東征”歸結為一個“媒體概念”。有論者指出，“陜軍東征”是“沿用一種比喻性的說法，指的是去年以來陜西幾位作家聯袂發表的長篇小說對于文壇的沖擊和影響。”[xxxiii]但問題在于，如果說“陜軍東征”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那么其所沿用的比喻本體又是什么呢？因為從嚴格意義的軍系角度說，并不存在所謂的“陜軍”一說。唯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陜軍東征”的比喻性說法，沿用或者說共享的正是時間上出現更早的文學“湘軍”所開創的軍團式地方作家群的命名方式。我們看到，原本是作為地方作家群之別稱的文學“湘軍”這樣一個當代批評術語，經過影響性的再生產之后——以“媒體概念”出現的“陜軍東征”已經有了大眾文化的痕跡。這恰恰也是為什么“陜軍東征”一說存在爭議的緣由所在[xxxiv]。

如前所述，《文壇湘軍》某種程度上已經顯露出其區域文化研究的路數來，而隨著“陜軍東征”等越來越多地方文學軍團的涌現，區域文化越來越頻繁的進入到90年代文學批評研究的視野中來。一個典型的例證是嚴家炎先生90年代主編的那套《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該叢書共收錄了吳福輝的《都市縼流中的海派文學》、劉洪濤的《湖南鄉土文學與湘楚文化》等十余本專著，“到了20世紀90年代，嚴家炎先生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可以說更是將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推向了高潮。”[xxxv]而一個可能并非巧合的“巧合”是，不僅這套叢書的出版是由文學“湘軍”的極力推介者湖南教育出版社來擔綱，而且在叢書的總序中，嚴家炎先生實際上也注意到了文學“湘軍”現象的存在，“湖南作家很多，但如果研究湖南文學與楚文化，那么恐怕應該抓住幾位典型的作家如沈從文、葉蔚林、古華以及50年代的周立波等，有些作家可略而不談。”[xxxvi]我們發現，除了主要是作為現代文學大家的沈從文外，葉蔚林、古華都是文學“湘軍”的主力干將。至此，我們可以說，中國90年代的文化研究事實上遵循了兩種路徑：一是外來的西學理論資源的引入，二是當代文學批評自身的演進。二者的合流融匯與相互援引，才奠定起中國90年代文化研究的真實格局。而若以嚴家炎先生主編的叢書為例，這或許也算得上是當代批評反哺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典型案例。

我們看到，文學“湘軍”的命名，實際上是直接或間接地強化了此后各省市作家群集體亮相的出場意識——如果說文學“湘軍”的言說，最初只是一種自發的稱謂，那么后來的各省文學大軍的命名，多少就有點自覺的味道了：文學地方軍團的亮相，都不難看到是由地方作協作為幕后推手。但對“湘軍”或文學“湘軍”來說，尷尬的是，因90年代湖南作家整體上的創作乏力——主要是指長篇小說乏善可陳，文學“湘軍”這一命名事實上遭遇了嚴重的認同危機，而由此造成的歷史性后果便是，晚于文學“湘軍”出現的“陜軍東征”、“文學豫軍”明顯后來居上——文學“豫軍”和“陜軍”恰恰是以長篇小說見長——最初文學“湘軍”的言說，反倒被人逐漸遺忘了。

但無論是后起之秀，還是“沒落王朝”，以軍團來命名地方作家群的言說方式，也并非沒有異議。在后來重振文學“湘軍”討論的余波中，葉蔚林就認為“把一次文學高潮，誤認為是坐標式的文學高峰”，“湖南文壇對于‘文學湘軍’這個稱謂難舍難棄，耿耿于懷，淤積成一個解不開的情結，一個卸不下的沉重包袱。”“所謂文學‘湘軍’并不是什么堂皇的封號，不是一塊繡金匾，也不是水泊梁山的杏黃旗。實際上它不過是特定時期文學界的一種民間話語對湖南作家群的簡稱、別稱、戲稱；說穿了是一種輕松的、調侃式的玩笑而已。”[xxxvii]再以“陜軍東征”為例，關于“陜軍東征”這一話題，陳忠實在《西安晚報》刊發的《明明白白忠實的心》一文中說，他一直不怎么愿意提這個詞，他認為為還是用“陜西作家群”創作繁榮來說這個現象比較準確；而更晚些時候出現的“文學豫軍”或“中原突破”等術語同樣也不是沒有質疑，“實際上，所謂的‘中原突破’、‘陜軍東征’等只是一個虛假的幻象，是評論家手中的話語權制造出來的，并不具備實質的意義。”[xxxviii]但不管怎么說，文學“湘軍”的命名，確實起到了不容忽視的生產性構造作用，帶來了一種多米諾骨牌效應，甚至其后的“文學”軍團命名同樣也產生出了意想不到的結果，以“陜軍東征”為例，“品牌遞增，說明文學陜軍創作在延伸。80年代走高，90年代多樣，以及新世紀文學樣態的愈加密集。強勢文學效應更在于激發了‘70后’、‘80后’甚至‘90后’新生代文學向往的涌動。”[xxxix]當然，探討“70后”、“80后”的術語產生跟文學“湘軍”、“陜軍東征”等命名是怎樣的一種邏輯關聯，這是另文的研究任務了。

【注釋】

[i]王偉 文述 何雯：文學湘軍30年回眸，《中國文化報》，2012年1月4日。

[ii]唐徽：《天下湘軍》，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iii]張勤：湘、淮兩軍軍系差異淺析，《安徽史學》，1995年第2期。

[iv]據羅爾綱先生統計，湘軍各級將領及幕府、幫辦主要人物共183人，其可考的179 人中，書生出身的104 人，占總數的58%； 武途出身的75 人，占總數的42%。

[v]其中，獲中國作家協會優秀中篇小說獎的湖南作家、作品有：葉蔚林的《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芙蓉》1980年第3期，1977—1980全國優秀中篇小說一等獎獲獎作品)、孫健忠的《甜甜的刺莓》(《芙蓉》1980年第1期，1977—1980全國優秀中篇小說二等獎獲獎作品)、水運憲的《禍起蕭墻》（《收獲》1981年第1期，1981—1982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獲獎作品）、譚談的《山道彎彎》（《芙蓉》1981年第1期，1981—1982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獲獎作品）；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湖南作家、作品有：周立波的《湘江一夜》（《人民文學》1978年第7期，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獲獎作品）、葉蔚林的《藍藍的木蘭溪》（《人民文學》第6期，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獲獎作品）、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人民文學》第10期，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獲獎作品）、韓少功的《飛過藍天》（《中國青年》1981年第13期，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獲獎作品）、古華的《爬滿青藤的木屋》（《十月》1981年第2期，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獲獎作品）、蔡測海的《遠處的伐木聲》（《民族文學》第10期，1982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獲獎作品）、彭見明的《那山、那人、那狗》（《萌芽》1983年第5期，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獲獎作品）、劉艦平的《船過青浪灘》（《萌芽》1983年第7期，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獲獎作品）、何立偉的《白色鳥》（《人民文學》1984年第10期，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獲獎作品）。

[vi]葉蔚林：“重振”口號之置疑，《文學自由談》，2002年第2期。

[vii]海順：湘軍雄風今猶在，《理論與創作》，1993年第2期。

[viii]柏定國：關于“重振文學湘軍”問題的綜述，《云夢學刊》，2003年第1期。

[ix]余開偉：反思文學湘軍，《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2005年4月。

[x]葉蔚林：“重振”口號之置疑，《文學自由談》，2002年第2期。

[xi]張厚余：我省農村題材小說的癥結，《晉陽學刊》，1985年第1期。

[xii]程德培：小說創作中的陽剛之美，《文藝評論》，1985年第2期。

[xiii]魏丁：正在形成中的浙江鄉土文學，《探索》，1985年第3期。

[xiv]孫蓀：文學豫軍論，《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

[xv]葉蔚林：“重振”口號之置疑，《文學自由談》，2002年第2期。

[xvi]余開偉：反思文學湘軍，《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2005年4月。

[xvii]1991年，湖南作家連續的評獎失利和文學隊伍的嚴重分化，令講求功利的湖南文藝界再也坐不住了，大型文學叢刊《芙蓉》率先開辟專欄，邀約作家、編輯家和評論家參與“重振湘軍雄風”筆談；《理論與創作》雜志1992年第1至第3期連續開辟專欄，共刊登了9篇文章參與“重振湘軍雄風”的討論文章。

[xviii]胡宗健：湖南小說家論—關于地域空間意識和藝術變革意識，《當代作家評論》，1987年第3期。

[xix]李丹夢：文學“鄉土”的歷史書寫與地方意志——以“文學豫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創作為中心，《文藝研究》，2013年第10期。

[xx]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由《人民文學》主辦，事實上也是在中國作協的領導下開展相關工作的。

[xxi]本刊記者：報春花開時節—記一九七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活動，《人民文學》，1979年第5期。

[xxii]同上。

[xxiii]余開偉：“文學湘軍”出路何在？《文學自由談》，1998年第5期。

[xxiv]同上。

[xxv]以“東北作家群”為例，除了廣為熟知的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等外，在“東北作家群”的名義下，其他一些并不知名的東北作家也由此登上了文壇，1936年，由匯文書店出版的《東北作家近作集》收錄了陳凝秋的《東路線上》、白朗的《淪陷前后》、宇飛的《土龍山》等作家作品。

[xxvi]查詢時間截止2013年10月7日。

[xxvii]胡宗健：《文壇湘軍》自序，《文壇湘軍》，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

[xxviii]劉起林：地域文化美質：“文學湘軍”興盛的根本優勢，《理論與創作》，2009年第4期。

[xxix]樊星：1990年代文學的神秘文化思潮，《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8期。

[xxx]任孚先，王光東：《山東新時期小說論稿》，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頁。

[xxxi]“文化研究”最早源于20世紀60、70年代的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所（CCCS）的研究方向和學術成果（此即“伯明翰學派”），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斯圖亞特·霍爾等。

[xxxii]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332頁。

[xxxiii]白燁：作為文學、文化現象的“陜軍東征”，《小說評論》，1994年第4期。

[xxxiv]不少人認為“陜軍東征”是一種商業炒作，相關代表性文章有：五湖的《也炒“陜軍東征”》（《小說評論》，1994年第1期）、旻樂的《贗品時代——關于“陜軍東征”及當代文化的筆記》（《文藝評論》，1994年第3期）、張志忠的《陜軍東征：從哪里來，到哪里去?——<1993：眾語喧嘩>選四》（《文藝評論》，1998年第3期）、何璐的“陜軍東征”現象研究之一—文學與傳媒的聯袂自救（《南華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等。

[xxxv]宋劍華、陳麗紅：現代文學的“地方味”，《中國圖書評論》，2009年第3期。

[xxxvi]嚴家炎：《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總序，《理論與創作》，1995年第1期。

[xxxvii]葉蔚林：“重振”口號之置疑，《文學自由談》，2002年第2期。

[xxxviii]梁鴻：所謂“中原突破”——當代河南作家批判分析，《文藝爭鳴》，2004年第2期。

[xxxix]馮肖華：勁旅的換代與強勢的消長—文學陜軍創作流變的思考，《文藝理論與批評》，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