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大大小小出了好幾套叢書及文庫。知名度最高的為十卷本《中國新文學大系》（大三十二開本），冊數最多的為三十九冊的《良友文學叢書》（小三十二開本），十五冊的《良友文庫》小巧可愛（五十開本），十冊硬殼精裝的《中篇創作新集》品質上稍遜一籌。良友公司在書籍裝幀上的精工細作，足稱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可惜，這樣的精品書，留給后來的愛書者許多大大的難題。

《良友文學叢書》

叢書和文庫在愛書者的眼中講究的是齊全。《中國新文學大系》比較容易集全，不就是區區十本么？但是如果要求再高些，講究初版再版及普及版“全家福”，好像沒有人能做到。

《良友文庫》和《中篇創作新集》，冊數不多，集全不難，尤其是后者，我的朋友趙國忠即收藏有全套。《良友文庫》的難點在于護封，十五冊雖然數量不可怕，或許有誰藏有全套，但是全護封的藏者，從未聽說過。

難度系數排名第一的，當屬《良友文學叢書》。難點多多，三十九種均“沖皮面裝訂”（唐弢語），均有護封（前九種為護腰），初版“1-100”本均有編號及作者簽名。主持這套叢書的趙家璧（1908-1997），近水樓臺地將每種“001”號簽名本自己留下了，因此趙家璧的“大滿貫”不能算數。后來，這個“大滿貫”于十年浩劫時被打碎。

《良友文學叢書》

再后來，趙家璧通過上海書店尋配齊了一套《良友文學叢書》，是不是全護封的，是不是全初版的，從趙家璧的書架上看不太清楚。只有一點可以肯定，三十九種“001”號簽名本，只有巴金的《電》完璧歸了趙。另外三十八種“001”號簽名本，有七種出現在2010年5月北京的一次古舊書拍賣會上，它們分別是：丁玲《母親》、施蟄存《善女人行品》、鄭振鐸《歐行日記》、豐子愷《車廂社會》、凌叔華《小哥兒倆》、王統照《春花》與張天翼《在城市里》。剩下的三十一種“001”號簽名本，至今下落不明。有人說過，書也是有命運的，書也會生老病死。

鄭振鐸、張天翼的簽名本

《良友文學叢書》還出過四種“特大本”，即巴金《愛情的三部曲》、張天翼《畸人集》、沈從文《從文小說習作選》和魯迅編譯《蘇聯作家二十人集》。四種均有彩色護封，漂亮之極。“大滿貫”里少不了這四種特大本。

按照梁永（1918-1991）文章“《良友文學叢書》擬印未果的書”所說：“預告中列出而后來沒有出版的仍有五種（施蟄存《銷金窟》、沈從文《鳳子》、杜衡《角落里的人》、郭源新《子履先生及其門徒們》、穆時英《中國行進》）……再加上郁達夫《狹巷春秋》和鄭伯奇的《途上》，《良友文學叢書》已預告而未出版的長篇小說，應為七部。”關于《良友文學叢書》的出版掌故及版本變遷，似乎仍缺少一份詳盡的統計。

《良友文學叢書》

說來說去，無非是愛好舊書者的嘮叨，未見到什么“另類”呀，別急。說得這么熱鬧，你自己收集得如何？接下來就講這個。

特大本四種，最近剛剛收齊，遺憾的是全無漂亮的護封。其中今年購買的《從文小說習作選》的錢正好等于1996年以兩千七百五十元拍賣成交的帶有完美護封的《愛情的三部曲》。從書價看物價指數和生活的變化，難免一聲嘆息。

《良友文庫》里有兩種我是志在必得的，阿英的《夜航集》和劉半農的《半農雜文二集》。劉半農未能看到這本書便染疾去世，商鴻逵序云：

未曾提筆，不禁泫然！回憶去年五月間半農先生要到綏遠調查方言，臨行前一日，他同白滌洲沈仲章幾位在北大語音樂律實驗室里收拾應帶儀器雜物，我在一旁替想有沒有什么忘記帶。一會，見先生伏案匆匆寫了“半農雜文”四字，向我說，“這四個字一時寫不好，將就用作雜文護葉上的題簽吧！封面，請斟酌代辦，但顏色勿要紅藍，因我最不喜歡書皮上有這兩種色。”等先生抱病歸來，大家只顧的東奔西跑去覓大夫，第一冊這時雖已印就，也沒能拿去叫他看，哪料，無逾五日即溘然逝去，嗚呼！這第二冊稿，也是經先生親自編定好的，預備在第一冊出版后隨即繼續付排，——唉，在那時，大家的情緒是何等的悲哀，郁邑，一時實無心理此，故遂捱延迄今。

護葉，即護封。可惜我的這兩本又沒有。

《夜航集》

《半農雜文二集》

寒齋所存的十來種《良友文學叢書》，只有四本是有護封的。“編號簽名本”一本也沒有，于冷攤見到過幾次，嫌貴。我的朋友柯衛東自豪地宣稱：“我所擁有的這本《春花》，帶有完整的包封紙，簽字本第21號。是出價一千三百元網上拍賣獲得的，我認為這是一個便宜的價格。”

老柯還撿過一個更大的便宜，而且是當著我們的面，相當于虎口奪食。這件事他自己也寫過：“少有人提及的特印本，很可能這不是叢書事先策劃好，而是偶然發生的。特印本筆者所知僅《燕郊集》一種。”撿漏地點是琉璃廠來薰閣書店，三百元。這個特印本可是唐弢和黃裳“亟稱之”的佳本呀。我要說的“另類”，《燕郊集》算是，還有一個原因，藏書家姜德明先生雖然存有全份《良友文學叢書》，卻沒有俞平伯的特印本。

我一直被朋友譏為“乏書運”，這是事實。最近卻于《良友文學叢書》里中了個頭彩，所謂“另類”，實特指此事。說來話長，2007年11月27日我以三千兩百元競拍得《苦竹雜記》白皮本（與良友叢書精裝本比較而言），當場有投標者發問：“請問是精裝的嗎，怎么沒上封面？”書主回答：“不是精裝，封面就是這樣的。”我心里有數，這個白皮本當是《苦竹雜記》的“特印本”，蓋我和老柯于潘家園書攤看見過一杜姓書販顯擺過，而且還鈐有周豐一印章。沒見過白皮本的愛書者自然會犯嘀咕，誤以為白皮為書名頁或里封面呢。

《苦竹雜記》

饒是這樣，這位滿臉狐疑的書友一直與我競價過了三千，才在“聲援”我的跟帖中松了手（“讓給老謝吧，等著看他的好文章。”“建議讓給其章兄，我們喜歡看他的書。”）。十幾年過去了，這位書友成為藏書大家，想來還會記得此役吧。

如果沒有前幾天與止庵的閑聊，白皮本《苦竹雜記》一直會被我當作與《燕郊集》一樣的良友叢書特印本珍藏著。止庵稱他的朋友藏有兩本白皮《苦竹雜記》，偶然發現兩本知堂題寫的書名“苦竹雜記”居然一個是“記”一個是“記”，此外還有若干處筆畫的差異，于是這位朋友懷疑書名是知堂手寫的而非印上去的。

我趕緊找出深藏多年的《苦竹雜記》，又看出若干處與止庵朋友那兩本的差異，三本三個樣，這事好玩了！趕緊與書友探討“手寫或印的”，爭執不下。情急之中，我忽然想起，何不求助艾俊川艾老？艾老果然名不虛傳，三句話便一錘定音！“知堂手寫的！”“那么厚的紙，墨哪里透得過來？”“油墨和水墨都看不出來，搞什么筆跡鑒定？”書在我手中，鑒定由艾老出，可見我的版本能力何其低。當然我也有個新發現，白皮本《苦竹雜記》，其實就是叢書本《苦竹雜記》的瓤換了張白封面，并沒有《燕郊集》的版權頁上“特印平裝本”這幾個字，所以不能算作版權意義上的“特印本”。甭管怎么說吧，這樣的另類我喜歡，用老柯的話來說，“這是我所有的唯一的知堂的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