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稱作家，但不是文學大宗的小說家，而是寫更“小”的隨筆的，幾乎算不上文學。今天基本就我本人的隨筆體驗，談一談日本以及日本文學對魯迅那一代以及后代的影響。

影響首先是精神層面的。

甲午戰敗后，中國人寫日本始終有一種悲情，往往難以有平常心。中國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學生是清末的1897年，共13名。我跟著一起成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向日本派遣公費留學生始于1975年，共6名，其中有即將卸任的大使程永華，當時由創價學會名譽會長池田大作當身份保證人。上世紀80年代出現出國潮，赴日留學或打工的人不絕如縷。好像日本最容易引起中國人感嘆，寫起來都帶有使命感。即使在日本寫作，也常常是要向國內介紹或借鑒日本，大都不帶有文學意識，不當作文學來寫。哪怕寫小說，也可能主題先行。我們觀察日本，議論日本，有意無意總在做比較，中國始終是一個扯不斷理還亂的參照。更有人借以澆自己胸中的塊壘，或者打鬼借助鐘馗。即便是加入日本國籍的人，也不會像那些在美國加拿大的人說“我們北美”那樣說“我們日本”。

魯迅那一代當然也不無這種情結。

1913年，郁達夫18歲，隨兄長來日本，到1922年3月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回國，正好是日本的大正年間。大正這個年號短短15年，日本貌似有民主自由的風潮，而軍靴聲也越來越響。對于中國人來說，日本更是“大”不“正”，就是在大正四年，迫使袁世凱政權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后來被定為國恥紀念日。郁達夫先在東京讀了兩年，1915年到名古屋進第八高等學校（簡稱八高），這是官辦學校，日本有八所，相當于大學預科。先是在醫科，翌年轉到文科。在名古屋生活了4年（因為轉學科，多讀了一年），畢業后返回東京，創作短篇小說《沉淪》。日本小說好像寫名古屋的不多，我只讀過清水義范，他就是名古屋人，還有村上春樹的《沒有顏色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如果除了雷克薩斯專賣店，制造這種汽車的豐田公司在豐田市，和名古屋同屬愛知縣之外，那么，這個長篇完全沒表現名古屋的風土及語言，大概是追求“無國籍”的文學效果吧。以名古屋為背景的小說，我最初讀的是《沉淪》。這個作品完全是日本私小說的路數，我幾乎是后來由此反過身來認識日本私小說。郁達夫離開中國，又離開了東京，陷入了孤獨郁悶，何以解憂，惟有讀書。他精通多種外語，讀日本文學也不會少。例如田山花袋1907年發表的小說《被子》，寫他自己和女弟子的糾葛，文壇上捧之為日本私小說的開山之作，但當時一般讀者不大當回事兒。島崎藤村繼其后，1919年寫了《新生》，不倫的對象從女弟子升格為侄女。相比之下，作為私小說，郁達夫的描寫并不算露骨，最終不過是合法地嫖妓而已。令人注意的是他嫖妓之后的呼號——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

常有人問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郁達夫在來日三年多的日記中寫道：“上午被日本人某譏笑，嘲諷我國弱。今后要一心向學，以圖報復。”《沉淪》也寫道：“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的‘賤賊’還更難聽”。以為魯迅時代日本人用“支那”一詞沒有貶義，看來也未必盡然。

日本某大學教授武繼平指出：“對中國留學生來說，日本也有它不盡如意的一面。那就是必須忍受浸透于日本社會各個階層的對中國人的歧視。這一點可以說是留日中國學生共同的切身感受。然而，日本這一特定的精神極度壓抑的社會歷史環境，事實上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杰出的愛國志士。無論是言論還是行動，其高昂激烈程度令留學歐美的人難以仰其項背。這種現象尤其在近代以來非常突出，無論是清末駐日公使黃遵憲、戊戌變法后亡命日本的梁啟超，還是留學生魯迅或以郭沫若為首的創造社同仁，都明顯地具有這一特征。”

郭沫若是1914年來到東京的，第二年考入六高，在岡山。也是學醫科，和郁達夫一樣。畢業后1918年升入福岡的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因為日本醫學是以德國為祖，一個禮拜有十幾、二十個鐘頭的德文”。這使他后來有翻譯《少年維特的煩惱》的機緣和能力，1922年出版后多次重印，影響大大超過魯迅和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據魯迅說，《域外小說集》在東京第一冊賣出21本，第二冊賣出20本，在上海也不過賣出了20冊上下。自幼來日本的陶晶孫1919年由一高升入九州帝大醫學部。幾位文學家都是棄醫從文，我覺得他們當初未必有多么深刻的想法，從中國來說，醫和文最傳統不過了，很容易互換。郁達夫本來想讀文科，但兄長命他讀醫，后來和兄長反目，他作為報復，又跳回文科。郭沫若對于各學科或者不屑學，或者不敢學，就剩下學醫了。一些堂而皇之的說法可能是有了大名以后的文學性想象。

1921年6月，郭沫若和郁達夫、成仿吾等人在東京組成創造社，創辦文學刊物《創造》。陶晶孫也成為同仁。這是留日學生的雜志。1923年由于學期變更，郭沫若和陶晶孫同時畢業，陶晶孫去仙臺的東北帝國大學深造。郭沫若22歲讀成都高等學堂時開始作詩，留學日本期間繼續寫詩，寫的是新詩，結集為《女神》和《星空》。這些詩篇多數是在福岡寫的，背景是博多灣，例如《抱和兒浴博多灣中》《梅花樹下醉歌》，從標題就可以一目了然。

萩原朔太郎1917年自費出版了詩集《吠月》，名聲大振。100年前，從翻譯歐美詩歌起步，日本的自由詩從文言向口語發展，《吠月》基本確立了這種新詩的藝術性。序文中有這樣的話：“吠月的犬是對自己的影子驚懼而吠。在病犬的心里，月是蒼白幽靈似的不吉之謎。犬遠吠。我想把自己的陰郁影子釘死在月夜的地上，讓影子永久不跟在我后面追來。”讀郭沫若的《女神》，我總覺得晃動著當時日本口語自由詩的影子。中國民間有天狗吃月亮的傳說，陳寅恪在讀史札記中寫到天狗是唐代傳入日本的。好像“天狗”這東西在日本更普遍，從民間傳說到宗教，江戶時代末還出現天狗黨，是尊王攘夷的激進派。所以，更像是日本的天狗誘發郭沫若寫下《天狗》這首詩。

魯迅1902年留學日本。他學醫的仙臺醫學專門學校，1912年改制為東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魯迅關注人性及國民性問題，與日本打贏了甲午戰爭以后盛行日本論以及中國論不無關系，例如那時候日本出版有德富蘇峰的《大日本膨脹論》《七十八日游記》《支那漫游記》、志賀重昂的《日本風景論》、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等。比起原創，魯迅和周作人更熱衷于翻譯，“翻譯些少見的作品”，這就是《域外小說集》。魯迅老催促弟弟譯書，而周作人消極對待，有一天哥哥竟揮起老拳，敲他腦殼。周作人后來說過翻譯的重要，是1918年講演《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他說：中國小說不成功，是因為“不肯模仿，不會模仿”，“我們要想救這弊病，須得擺脫歷史的因襲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別人，隨后自能從模仿中蛻化出獨創的文學來，日本就是個榜樣”，“目下切要辦法，也便是提倡翻譯及研究外國著作”。他們回國后又翻譯了《日本現代小說集》，其中周作人翻譯19篇，魯迅翻譯11篇，1923年出版。

周作人是1906年跟重返日本的魯迅去日本留學。雖然周氏兄弟比郁達夫、郭沫若們去日本只是早幾年，但是有隔代之感。魯迅于1909年回國，1918年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周作人是1911年回國，1918年創作了一首新詩《小河》，參與文學革命，胡適贊之為“新詩中的第一首杰作”。周作人說過：“我們在明治四十年前后留學東京的人，對于明治時代文學大抵特別感到一種親近與懷念。這有種種方面，但是最終要的也就只是這文壇的幾位巨匠”，他舉出的巨匠有夏目漱石、高濱虛子、坪內逍遙、島村抱月、森鷗外、上田敏、永井荷風、與謝野寬。雖然周氏兄弟的文學活動是回國以后開始的，但這里清楚地開列了他們曾受過哪些日本作家的影響。周作人還學習“狂言”和“滑稽本”，韻文方面是川柳這種短詩。大約從1921年有一場兩三年的“小詩運動”，周作人積極介紹日本的俳句、川柳，提供借鑒。

周作人被譽為“小品散文之王”，他寫了很多介紹日本的小品，也就是隨筆。就介紹日本來說，詩是清末黃遵憲的雜事詩，文是周作人的隨筆，堪稱雙璧。當時還有人以日本為內容寫隨筆，例如謝六逸的《茶話集》、盧隱的《東京小品》。這種介紹性文章如何寫出文學性來，也就是寫成文學的隨筆，是一件難事。謝六逸在1931年以前就寫過《大小書店及其他》，這幾乎成了寫日本的常規題目，如今寫的人更多，但多數屬于報道性質，算不上文學，充其量是在講日本故事。似乎周作人看重的人情真是不變的。盧隱在1930年寫道：“日本人——在我們中國橫行的日本人，當然有些可恨，然而在東京我曾遇見過極和藹忠誠的日本人，他們對我們客氣，有禮貌，而且極熱心的幫忙，的確的，他們對待一個異國人，實在比我們更有理智更富于同情些。”這種話現在還不斷被書寫。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寫日本，大陸幾乎只有一個周作人，而海峽彼岸的臺灣頗有些人寫。例如李嘉，早年在上海、重慶寫詩弄文，自1947年作為特派記者駐東京，用英文寫通訊稿，用日文為日本報刊撰稿，1965年至1969年寫中文的《日本專欄》，1981年結集出版《東瀛人物逸事》《蓬萊談古說今》《扶桑舊事新語》。還有司馬桑敦，也是駐東京記者，1954年至1964年給報紙寫通訊，結集為《扶桑漫步》，其中有雜記《江戶仔與大阪佬》，也有《看廣島彈痕》。其中有這樣的話：“石棺上面刻了一行字，寫的是：‘請您們安息吧！愿過失不再重演！’其實，那些犧牲者自然是安息了的，但是，所謂‘過失’是指的哪一方呢？這是很成問題的。”這話說得很有戰勝一方的樣子。崔萬秋1920年代留學日本，1950年代擔任駐日外交官，1960年代后半在臺灣報紙上連載《東京見聞錄》《日本見聞錄》，這時臺灣讀者已經是沒學過日文、不了解日本的一代了，他筆下只有知識。

1980年代到日本的大陸人寫日本就更多了，但很多題目是老生常談。好在讀者要讀眼下的日本，以新為好。日本文學的傳統和特色在于隨筆，如何像周作人那樣學習日本隨筆，古代的《枕草子》、近現代如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是我們今天作文介紹日本應該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