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代小說中國式反諷具有以下幾個特質首先，反諷本身所含有的言此而意彼或是說與本意相反的特質，成為歷經單一的話語方式的中國當代作家療傷的重要途徑，他們以反諷為重要的藝術方法，在實與虛、真與假、理想與現實的世界中穿行。同時，作為一種“敘述策略”，反諷積極投入到對意識形態的鬼魅與話語障礙的祛除甚至消解之中。林舟曾有這樣的分析：“反諷作為敘事的本體性存在，就小說藝術來講，給我們帶來的是小說的開放性，是對不確定性、多義性、復雜性的體驗，對定見和單向度的否定，對可能性的發現。但是，我更想指出的是，這種方式就其本性意味而言，其根本的依據是小說家對所處時代的精神困境和危機的反應：……在根本上沒有確定性的存在——信念、信仰、價值觀，其所能做的只能是‘永久的懸置’，只能是以‘不是’去尋找也許并不存在的‘是’。”（《從〈愛情力學〉到〈扎根〉——韓東作品片論》，《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4期） 確實，中國當代作家無論是其精神層面還是其小說創作層面，都陷入了困境之中，沒有方向標的反諷給了中國當代作家“永久懸置”包括信念、信仰和價值觀在內的關于人的存在的指向。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式反諷主要通過思維與話語兩個層面指向現實，以此消解話語體系。

其次，就小說文本層面而言，1978年以來的文學，歷經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到新歷史小說，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這兩種創作方法與思想在相互交織中滲透，以修辭作為文本顯性呈現方式的反諷藝術在語言、思維、文化甚至存在之間穿梭，反諷修辭成為了多元共生話語系統的重要手段。在中國當代小說中，王蒙、王朔以日常語言完成了對政治語言的消解，劉震云、方方等以生活語言完成了對啟蒙語言的消解，莫言、李洱等以民間語言對宏大的歷史語言進行了消解，文學語言在日常生活語言中的凸顯，其實質是完成了文學中主體話語系統的轉換，最終完成過去的一元話語體系，實現了多元話語在文學世界中的共生與共存。

最后，中國自五四以來未曾完成的現代性啟蒙主題與現代主義的荒誕主題以及西方后現代的解構主題，在當代文學中形成了共存的局面，反諷就在啟蒙與顛覆的雙重境遇中重生，這是中國式反諷的又一個特征。反諷使中國當代文學從政治話語中成功脫身，又自如地穿梭在80年代的啟蒙話語和解構話語之中，對于歷史的解構到最后對個體身體的途徑，反諷在當代中國文壇可謂是左沖右突，尋找其存在的突破與價值，然而，并未完成的啟蒙與隨之而來的解構最終使反諷未被真正建立就走向了意義失落的邊緣。

1978年以來，中國小說的反諷形式主要存在于修辭反諷與文化反諷這兩個現實層面，從荒誕性的揭示到歷史文化的審視與解構，在消解了宏大敘事的同時，也消解了個體主體性的價值追求。因此，我們可以說，新時期以來特別是90年代以來的小說創作，受到西方后現代文學思潮的影響較為顯著，解構成為了中國當代文學反諷的最大魅力所在。然而，西方的反諷自從蘇格拉底開始，反諷以佯裝的形式指向對真理的探求，而在德國浪漫派中，反諷亦是一種對人的主體性探索的重要手段，即便是西方后現代的反諷，亦是指向人類共同的生存困境。而新時期以來小說的反諷因為其與現實距離過近無法產生如西方反諷在哲學層面的思考與探求，換句話說，中國新時期以來的小說中，一直作為形式本身在解決社會現實與歷史文化和文學之間的關系，而中國錯綜復雜的社會現實也難以讓小說家的文本進入到深層的哲學思考范疇，反諷在哲學層面的缺席也就在情理之中。

因而，我們也不得不正視中國當代小說中反諷藝術的某種不足。首先，絕大部分創作主體的童年接受了革命理想主義思想的召喚，“文革”結束后的撥亂反正結束了混亂無序的日常生活，卻也在某種程度上消散了這一代人的理想主義情懷，而后消費主義觀念的盛行，讓他們又不得不面對物欲空前膨脹的現實，在理性啟蒙精神燭照下的知識分子，勢必很難擺脫由此生成的精神困境，在中西文化交流與傳播中，反諷很自然地成為了他們批判的思維與方式，也正由于此，當代文學反諷鋒芒指向上總體顯得較為單一。在當代作家的創作中，無論是作為內視角的反諷還是作為邊緣人的批判，他們不約而同地把反諷指向了現實境遇，這與中國現代文學中魯迅等作家的反諷小說中對于作為普遍的人的生存悖論和人類整體的生存困境的反諷主題相比，在構建中國反諷意義維度上，增添了反諷意義的廣度而缺少反諷意義的縱深度，當代小說中的反諷成為了作家清醒面對自己荒誕處境的藝術方式，卻很難跳出自己所處的現實處境，從而也就缺少了現代作家反諷的深刻。其次，對傳統文化的尋根與西方文化的迎合，是80年代中期開始的中國文化界的共同境遇，在文學中，一方面如尋根文學，在歷史文化中尋找現實困境的根源，《爸爸爸》《小鮑莊》《神鞭》等小說無不帶著反諷的意味；另一方面如現代派小說，如《山上的小屋》《你別無選擇》等直接展現荒誕的現實，然而面對80年代中西方文化沖突，反諷并沒有成為時代的精神高度，大多數時候，它以敘事的策略而存在，當反諷的敘事策略與商業化、市場化的現實相遇，反諷便失去了其揭示欲望本質的能力，最終陷入到解構與狂歡之中。三是從作家層面而言，“公”和“私”的空間對立在某種程度上也使當代主流作家忽視了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的敘事，公共空間營造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反諷模式的簡單化。

盡管在中國當代小說中，反諷敘事在形式上沒有呈現西方反諷的多元化特征，在意義上也還沒有達到精神的標桿，但是，毫無疑問，反諷的精神在不少當代作家中扎根，他們以獨特的反諷語言和敘述形式，使反諷精神在當代文學中滲透、蔓延和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