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

一個作家應該憑依前輩作家積累并修復起來的個人體驗去重新進入歷史。進入歷史，并不意味著一定要書寫歷史題材，而是意味著將自身獲取的個人經驗置放進歷史與文化的現場中去辨析、理解和自省。

技術化時代的“準未來”

在我看來，今天寫作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理解現實。一個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作家不需要刻意去理解現實，因為彼時人類還沒有能力大規模地改造現實，但如今，人類已經獲得了更強的改造現實的能力。除了聲響、影像、信息傳輸等二十世紀的技術變得更加完善和便捷之外，互聯網已經成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當我們以為現實的疆域正在抵達邊界之際，VR、AR技術又誕生了，影像擺脫了平面的囚禁，產生了對人類大腦而言“真實”到足以無法分辨的人造現實。

人工智能領域的成果也驚人，機器可以精準識別事物，包括人類的臉部以及其他物理特征，但我們并不知道機器是如何做到的，我們只知道對機器這樣“訓練”便可以做到。這已經有點兒接近神的創世工作。如果人工智能獲得跟人一樣的意識，會把人類當神那樣來崇拜嗎？不知道。但有一點無可置疑：一個越來越細膩的技術化時代已經到來。

所謂“技術化時代”，不僅僅意味著使用技術影響一切，而是技術成為了一種難以察覺的意識形態，開始深度地塑造起人類的精神生活。這從傳統的人文學范疇來看，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是令人驚悚的事情，因為人類靈魂的崇高存在是一切人文學的前提與假定。技術將會以怎樣的方式介入到靈魂的領域？想想電影《黑客帝國》里邊的悲壯場面：人類被一種虛擬的假象所籠罩而又全然無知，人類的真實不僅被重新詮釋，而且變得不可接受，生命的價值與意義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現在，當我寫這篇文章時，距離這部電影首次上映已經過去了整整二十年，所謂的賽博空間已經成為我們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換句話說，我們已經來到了“未來”之中，是一種“準未來”的狀態。

有人也許會說，哪個時代不是過去時代的未來呢？但很顯然，情況要復雜得多。建構關于未來的想象受制于當時的文化意識，唐代人可以想象明代人的生活，而明代人卻無法想象今天的生活。這是因為在技術發展的同時，關于未來想象的文化機制發生了根本變化。未來并非提前抵達，未來永遠只是未來，懸在那永不抵達的明天；但是，現實越來越快地被未來所塑造。關于未來的想象、概念、揣測影響著今天的認知與行動，今天的認知和行動愈加成功，未來也被證明為愈加正確。在這種復雜的纏繞中，我們看到的是“現在”與“未來”的距離在不斷縮短。人類發明了未來，這種未來又變成了類似毛驢頭頂懸掛的蔬菜那樣的東西，不斷誘惑著我們。

科技現實主義與深度現實主義

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說：“我們的時代可能已經創造出了一種烏托邦的‘升級版’，只是它不再被叫做烏托邦，而是被稱為‘科幻小說’。”科幻小說曾經表達了對人類未來的美好想象，但在《1984》《我們》《美麗新世界》這樣的科幻小說中，已經不僅僅包含關于某項科技發明的預測了，它本身暗含著烏托邦的文化結構。還無法肯定地說，科幻敘事作為烏托邦已經取代了形而上學的位置，但至少，這兩者的確有相似之處。那個秩序井然的科幻烏托邦難免不是形而上學的投影，而那個“美麗新世界”也來自當時的價值和省思。

這個時代，過去、現在與未來是如此親密地折疊在一起，現實與虛擬也糾纏在一起。也正因為如此，以科幻為視野的小說沖破“類型”的藩籬，成為當代文學照亮現實的新引擎，有著內在的必然性。對于今天來說，科幻小說中最重要的，已經不是外在的幻想外殼，而是借助科學知識，推演一種思想的實驗，探詢一種關于科學及其應用的倫理，創造一種出自科學精神又落腳在人文情懷上的世界觀。那么進而推論，充滿想象力熱情的科幻小說與密切關注當下的現實主義文學之間其實有了越來越多彌合的可能性。

因此，所謂的科幻小說已經日益成為一種“科技現實主義”的作品。科幻這個詞語中的“幻”字，會逐漸失去其夢幻般的色彩。我甚至不免想說，其實傳統類型意義上——比如以凡爾納等作家為代表的科幻小說已經終結了。科幻小說不可避免地會跟其他文學類型一樣一起走向融合與創新。無論如何，我都希望我們的寫作能以最大的程度向未來的經驗敞開，包含的卻是歷史行進到此刻所難以化解的焦慮、痛苦與渴望。

我曾經提過“深度現實主義”，想說明今天現實的復雜性。在文學的語境中使用“主義”是一種表示強調的修辭，尤其在我自己的行文中更是如此，正好特此說明。“科技現實”只是“深度現實”的一個重要維度而已。之所以重提“深度”，是我堅信現實主義一定是關乎人的存在的，與文學的創造息息相關。一個作家應該憑依前輩作家積累并修復起來的個人體驗去重新進入歷史。進入歷史，并不意味著一定要書寫歷史題材，而是意味著將自身獲取的個人經驗置放進歷史與文化的現場中去辨析、理解和自省。記憶、建構與心靈，是這個過程的關鍵詞。

魯迅先生曾說文學的起源，是因為先民們“天地變于外，則任情而歌呼；心志郁于內，則只畏以祝頌”，其實今天的我們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從未像今天這樣聽到這么密集的話語，但這些話語幾乎都是單向度的，它們指涉到我們的身體與精神上，卻并不在意我們的表情與反饋，就像我們天天用微信朋友圈看著別人的生活，卻對自己的生活無能為力。人的存在感依賴于精神之間對話、交流的呵護，當心靈的內部被外部泛濫膚淺的言辭占據之后，生命的危機便出現了。那么，只有文學，它提供的話語既可以是柔軟的撫慰，又可以是深思的哲理，既可以是決絕的宣告，又可以是猶疑的對話，而在它的這一切品質當中，關鍵是它一如既往地承認這個世界與人生當中那些晦暗不明的部分。那是被分門別類的現代學科剔除掉的部分，那宛若游魂的部分卻牢牢關切著我們生與死的全部細節，這就是關乎存在的深度體驗。

文學的本質之一，便是它對于世界本身的持續命名。人類其他的知識類型總是希望和世界之間有著穩固的假設、概念與解釋，但文學是對處境的鮮活映照，是屬于心靈的特殊知識。它追求的是鮮活與流動，所有概念化的僵死之物都是它的敵人。因此，好的文學既可以囊括技術帶來的求新求變的那一面，也可以將這些新與變引領向那些古老而恒定的精神事物。關乎存在的“深度體驗”正是在文學精神的燭照之下，讓我們即使與他人耳聞目睹了同樣的事物，我們的心靈體驗也不會相同。這種不同正是個體得以保全自我的唯一途徑。好的作家就是在竭盡一生去尋找這種不同，并讓別人相信總有“不同”的存在，救贖的可能性就在那樣的“不同”當中。是的，這種“不同”就是心靈的自由，就是人類最根本的自由。

文明敘事與聲音詩學

在這樣的語境下堅持寫作，必須得更加地深刻理解我們所處的這個“現代”。這是一個將全部事物連根拔起的時代，它的根基不在靜止的大地上，而是在運動的加速度上。“現代”與“技術”已經成了同構的事物，它們密不可分，交融在一起。所以說，技術時代的風險其實就是現代性的風險。世界那不可見的晦暗在不斷加深，每個個體面對的都只能是一個龐然大物的局部側影。面對如此語境，文學的力量究竟何在？

我認為，文學作為人類精神文明最豐富的載體，沒有失去它的關懷、責任與綿延不絕的力量。

為什么中西兩大文明，在相對獨立的情況下最終都選擇了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來表述自身？當然，從物質的角度來說，這和印刷術和造紙術的成熟是密切關聯的。但這只是一個前提，背后的精神史值得我們探討。

以中國為例，明清之際出現了“四大名著”，尤其是《紅樓夢》的誕生，可以視為中國人的歷史心靈在小說中的誕生。我們在《紅樓夢》中看到了中國人作為個體的覺醒，它是一部完全根植于個人經驗的作品。《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這些作品，其實是集體創作的成果。它們不只是施耐庵、吳承恩個人的創作，它們是經過歷朝歷代文人反復加工而成的。而《紅樓夢》只可能是一個人的作品，也許后面四十回是他人增補。即便不論作者是集體還是個人，只看作品中的精神品質，我們在《紅樓夢》中終于看到了“完整的人”的形象，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樂，而不是亂世、江湖和神話。因此中西兩大文明傳統以小說為最終表達并不是偶合，這是成熟文明的一種內在沖動與需要。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公認，人類對自身的認識從來都是以敘事開始，以敘事導向意義的目的與終點。沒有對現實的敘事，我們對于自身的生存圖景便會失去清晰的判斷。技術時代闡述自身的方式，與歷史的其他階段一樣，都依賴敘事。我們總是需要一套強大的故事系統，隱喻性地描述我們從何處來、到何處去的核心問題。十九世紀，那些偉大的作家站在人類精神的頂峰處，對人類的前景抱有光明的希望。二十世紀，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人類陷入悲傷彷徨的困境，那些偉大的作家寫盡了對黑暗與絕望的體驗。二十一世紀，一個技術統治的時代，我們的希望與絕望都注定要在技術營造的仿像當中經歷迷失，而偉大的作家，就是要把人類心靈的敏感與豐富從這樣的迷境中拯救出來。

文學的敘事是最難被技術馴服的，它源于人與物的本質不同，它堅信靈魂的存在與崇高，是靈魂最為隱秘的細膩言說，是具備史學品格的雄辯自證。今天已經很少有人還覺得文學只能描述（再現）現實了，尤其是只能描述某一種“給定的現實”。我相信文學的能量幾乎是無限的，它當然可以創造現實，而這種“創造”涉及到的是我們對于何為真實、何為本質的深刻理解。在這個讓我們惶恐迷茫的技術化時代，究竟何為真實、何為本質，會有偉大的文學作品說出它的判斷與思想。

在這里專門提到聲音的詩學，再宏大的文明也需要借個人之口說出，否則便是沒有生命的僵死之物。作家的聲音，便是生命融進語言的蹤跡。語言創造了主體，主體借助語言又在創造著自我。在這個過程中，語言不可避免也改變了主體，主體與語言在彼此異化著對方。語言的藝術，便是主體對語言異化的搏斗。何為準確？便是要馴服語言，使語言準確對應于主體的存在狀況。作家的聲音越獨特、越清晰、越迷人，便是語言被生命馴化得越到位。

越是經驗同質化的時代，越是需要鮮明的音色。小說的表層似乎是在復制經驗，但小說的本質其實是在創造經驗。小說家與傳統說書人是完全不同的，他無法取消自己，他自身最獨特的聲音，是支撐起作品的脊椎骨。最偉大的小說家，可以讓所有人的聲音都出現在自己的聲音中，自己的聲音并未消失，而是成為一個基本的場域，它迎接著他者聲音的到來，并凸顯出自我的聲音與他者的聲音，賦予他者的聲音以活著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