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陷阱》的情節和線索并不復雜，流暢的閱讀卻并未令人心情暢快，事實上，這本法國阿爾斯通前高管講述美國利用司法優勢協同通用電氣并購阿爾斯通電氣業務過程的書，由于作者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不僅讓人在閱讀時有一股強烈的壓迫感，甚至在看后許久心情仍然無法平靜。

閱讀過程中的第一感受，就是作者第一人稱視角下的細節描述，讓讀者從第一節開始就有了代入感。一名阿爾斯通公司鍋爐業務負責人，掌管超過4000名員工的跨國企業高管，有著幸福美滿的家庭，卻在完全沒有任何預期的情況下，在機艙門口被抓捕，并被投入與刑事罪犯一起服刑的看守所。作者皮耶魯齊非常詳細地描述了他從被捕，到入獄、申訴、開庭、假釋等一系列遭遇。其中相當多的細節堪稱觸目驚心。

最為突出的細節是作者在美國受審以及被監禁過程中的遭遇。首先是人身安全和監獄環境，盡管可以想見在任何地方監獄都不會是一個干凈舒適的地方，但是作為一名沒有前科且未被宣判的經濟罪責外國嫌疑人，作者一開始就經受了非常嚴厲的人身限制，“戴著腳鐐和手銬，上半身被一條大粗鏈子捆住。這條大鏈子與手銬和腳鐐一起被一個大鎖鎖住，大鎖垂在我的肚子上。”作者與毒販、黑幫成員等罪犯關押在一起，傲慢的獄警、糟糕的餐食、惡劣的環境自然都不在話下，但監獄內存在的毒品交易，因為官僚行為而導致犯人病情惡化，以及犯人壓力過大而自殺……依然時不時刺激著讀者的神經。

但與人身方面的痛苦相比，伴隨司法進程深入而顯現出來的美國司法系統若干細節，更是讓人感覺到巨大的理念沖擊。作者用親身經歷以及美國司法的實際數據，展示了一個與影視作品中完全不同的事實：美國的司法制度，高度傾向于富人和檢察官，由于辯護費極為高昂，90%的案件都不會走到庭審——即影視作品中高度渲染的控辯雙方唇槍舌劍，以期打動陪審團做出公正裁決——這一步。被告人會發現，“檢察官只會朝有罪方向進行調查”，而大多數律師都是從做助理檢察官開始的，他們已經習慣了這個方向或者慣例，“絕大多數律師在審批當中并不為被告做辯護……他們充其量只能算是談判專家，首要任務就是說服委托人同意認罪”。“被告人將受到檢察官的任意擺布。檢察官的權力超級強大，擁有一切能迫使被告人認罪的手段，檢察官的戰果如下：美國司法部的勝訴率高達98.5%。也就是說，被美國司法部起訴的人中，98.5%最終都被判有罪。”作者細致而完整的訴訟過程描述，讓我們對于美國司法的細節和過程，有了更為深入且感性的認識。

當然，全書最讓人震驚和感慨的地方，還是在個人命運細節鋪墊下更為宏大的國家競爭的背景：美國政府和企業在國際商業競爭中的“法律戰”，即“利用法制（法律）體系，將敵人——或被‘鎖定’為敵人的目標——塑造成違法分子，以此給對方造成最大程度的損害，并通過脅迫手段迫使其服從”。以本書作者被控的美國法律依據《反海外腐敗法》為例，任何人無論國籍，只要涉嫌向外國公職人員行賄，只要該罪行與美國有一絲一縷的聯系——比如用美國的郵件系統發送郵件，或者用美元支付系統進行支付——美國司法部即可將他投入監獄。

而這一戰略又分為兩層背景，一是美國利用其主導性美元支付體系和基礎性的信息網絡技術與系統，“不僅成了全球唯一能夠頒布域外法的國家，還成了唯一能夠執行域外法的國家”，美國成功地向全球輸出并維護了一套自己的準則，包括打擊恐怖主義、反對核擴散、打擊腐敗、反洗錢等。必須承認這些問題的確是全球都必須面對且加強協作從而得到推行的準則，但也不得不看到在這個實施系統中美國是一個“單邊”的準則制定和執行者，沒有任何機制能夠評判或者約束美國的行為，而美國卻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對其他參與者進行系統性的脅迫。比如美國單方面退出六方伊核協議，哪怕英法德三國發表聯合聲明將留在伊核協議內，法國的道達爾和標致雪鐵龍集團仍舊不得不終止在伊朗的投資，美國財政部仍然宣布將吊銷歐洲企業向伊朗出售空中客車客運飛機的許可證。

第二層面也是本書作者噩夢般經歷的具體背景，即美國司法部與部分美國企業合作，以司法戰略迫使競爭對手做出各種有利于美國的讓步，甚至是把企業出讓給美國的競爭對手。這是本書作者以及法國情報研究中心等機構的猜測：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借助對阿爾斯通公司以及部分高管的司法調查和審訊，迫使阿爾斯通管理層將其電氣業務賣給通用電氣公司。坦率地說，這種猜測如果沒有美國內部的深入調查，也許永遠無法得到證據的證實，但是一些極為有力的數據，又真切地支持著這種猜測。在本書中，盡管作者的確曾作為印尼一個項目主管有過行賄的事實，但當阿爾斯通將電氣業務賣給通用電氣后，美國司法部再也沒有追究過任何阿爾斯通更高層級官員的罪責，而行賄行為在當時的阿爾斯通是一個系統性行為，得到了高層和財務部門的批準。更有意思的是，作者注意到，“在電力生產方面，幾乎通用電氣的所有國際競爭對手都曾經被美國司法部起訴，并被迫支付巨額罰款”，除阿爾斯通外，還有ABB、西門子和日本日立公司，罰款金額從1900萬美元到8億美元不等。“與此相反，在這個領域里，那些將通用電氣的電力設備加入供貨方案的美國大型電力供應商，從來沒有一家因違犯《反海外腐敗法》而被美國司法部盯上……在這些廝殺激烈的競爭性項目中，如果從未用過中間人服務，那么它們是如何殺出重圍的？”美國司法的公平性不得不讓人生疑。

毫無疑問，作為一名中國讀者，最后這一“法律戰”的國家競爭背景，才是我最為關心和受到沖擊的地方。這不是偶然為之，這是一個有組織的系列行動中的一小部分。在這個意義上，與美國同為北約盟國的法國，所謂與美國“共享價值觀”的法國人現身說法，使得《美國陷阱》這本書的出版，顯得是如此及時和重要。真實的經歷、細節的描述、翔實的數據，讓這一“國家競爭”的真實目的以及“法律戰”的兇險，鮮活地展示在中國讀者面前，讓我們再也不能對競爭對手的狡猾和殘酷抱有任何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