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活、現實到文學、文學的理想性，是一條不斷選擇和處理的艱難路途。文學是對蕪雜的生活、無盡的現實的一次次選擇和處理；文學的理想性又是對復雜多變的文學的一次次選擇和處理。選擇和處理現實的能力將決定一個作家寫作能量的大小以及一個作家在藝術上出走的遠近。

盡管無盡的生活和現實借助新媒體的翅膀飛奔到每個人面前，成為奇聞、逸事、知識、圖景，這種既吸引又分散注意力的敘事，正在挑戰小說的敘述魅力和虛構價值，但我依然相信，好的、真正強大的小說比生活豐富，比現實精彩，那些偉大的文學作品對社會事件和歷史的表達更深刻、更真實、更觸動人心。

之所以如此相信，是因為文學所散發出來的那種永不枯竭的理想性光芒，一直在溫暖和照耀我。很多年過去，當我回望，一直留在記憶深處或者期待不斷重讀的作品，多數是那些流淌著溫暖情感、給人生活信心和希望、閃耀著生存力量和光芒的作品，比如，魯迅的《故鄉》和《孤獨者》。《故鄉》所表現出來的溫暖的少年情誼以及現實幻滅之后的希望之路，讓人回味不已；《孤獨者》塑造知識分子“世界深睡我獨醒”的孤獨者總在永不停息的戰斗和改變，給人一種悲壯的力量。沈從文《邊城》自然淳樸的鄉土世界中人性的善良美好和心靈的澄澈純凈，無時不在凈化我們。余華《活著》寫的是接二連三的死亡，帶給我們的卻是活下去的力量。奈保爾總寫那些令人心酸的現實，《米格爾街》盡管看上去無希望，但卻生機勃勃，人人都有尊嚴。卡爾維諾總是把現實寫成寓言，《我們的祖先》仿佛每個故事都不是發生在地球上，但卻寫出了我們執著的品性。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向我們宣示了一種忠貞而快樂的愛情生活。辛格《傻瓜吉姆佩爾》告訴我們，一個善良的傻子勝過十個惡人，做一生傻瓜也比作惡一小時強。

這些作品之所以能夠參與我們的精神建構兼做我們的人生導師，之所以具有穿越時空的恒久魅力，大概源于它們身上的理想性或理想主義傾向。文學是生活和現實的精神結晶體，這塊晶體上透亮而美麗的那一面便是文學的理想性。

重申文學的理想性

新時期文學以來，尋根文學一度有過理想性的追求，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追尋和認同，對儒道精神在小說中理想化的實踐，曾經讓我們感受到了中國文學自然超拔的道德風氣，比如阿城《棋王》中塑造的那個在熱鬧時代內心寥廓，復返寧謐的人物王一生，就暗示了一種美好的詩意道德。之后的先鋒小說，在光怪陸離的形式探索中，故事消失在象征和意識流中，小說成為意識形態、哲學和心理學的載體，一些作品到今天已逐漸被遺忘。到新寫實主義的反崇高敘事和反典型敘事，一地雞毛的瑣碎和煩躁氤氳于小說之中，我們才發現文學的理想性已擱置許久了，甚至在強調現實批判性和挖掘隱秘內心的文學聲浪中，我們已羞于提及文學的理想性了。新世紀近20年，文學似乎無法避免地被市場化、被消費化甚至被資本操縱化，此時再談及文學的理想性似乎更缺乏強大勇氣和必然理由了。

不過，許多事物終究是在循環往復中前進的。現在該是到了重申文學的理想性的時候了。文學的理想性既是文學評判的標準之一，也是作家們在作品中追求的重要價值之一。

作家的職責是什么？什么樣的故事會久存下去？我相信，每一個有野心的作家都會在他的寫作中思考和回答這些問題。福克納在諾貝爾文學獎受獎演說中說：“占據他的創作室的只應是心靈深處的亙古至今的真情實感、愛情、榮譽、同情、自豪、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少了這些永恒的真情實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曇花一現，難以久存。”大江健三郎在一次訪談中說：“文學應該從人類的暗部去發現光明的一面，小說寫到最后給人以力量，讓人更信賴人。我一直有這樣的想法，文學是對人類的希望，同時也讓人更堅信，人是最值得慶幸的存在。”沈從文在《邊城》題記中說：“我將把這個民族為歷史所帶走向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中前進時，一些小人物在變動中的憂患，與由于營養不足所產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樣活下去’的觀念和欲望，來作樸素的敘述。……這作品，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

三位大作家不斷提到的真情實感、憐憫之心、光明的一面、勇氣同信心等詞語，構成了作品追求的重要價值，也構成了文學的理想性的廣闊內涵。

理想性與批判性

談論文學的理想性，勢必會想到另一個詞——文學的批判性。批判性并不是理想性的對立面，它們沒有水火不容，文學對生活和現實的批判，通過藝術性地提升和升華，可以轉化為文學的理想性。問題的關鍵在于，二者之間微妙復雜且難以把握的認知和轉化是如何實現的？

對文學的理想性的狹義理解會導致一種認識出現：文學的理想性即廉價的理想性。有人認為在文學中談論理想性和理想主義傾向，無非就是強調文學膚淺的抒情、心靈雞湯式的精神按摩、無邊際的歌功頌德、應景應時的主旋律等等，與其在作品中追求這樣廉價的理想性，不如到文學的批判性中殺出一條血路來。這種認識活躍在很多作家頭腦里，其實這是對文學的理想性的誤解和偏見。文學真正的理想性是大格局、人類性和永恒性的，前面提到的福克納、大江健三郎、沈從文等理解和踐行的文學的理想性，讓他們得到久遠的尊重。

我們從一遠一近兩部作品略作分析。莫言的《歡樂》寫于1985年，到現在近35年了。《歡樂》寫一個農村青年自殺者臨死前的繚亂思緒和絕望體驗，貧困家庭青年齊文棟五次高考五次落榜，走出農村擺脫貧困的希望化為泡影，他壓抑、苦悶、絕望，走向死亡的“歡樂之路”。小說用激情而赤裸的敘事鋪展了一個萬分丑陋的世界：令人惡心的綠色、腥臭的泥鰍、無處不在的發情的動物、丑陋衰弱的母親、粗暴野蠻的干部……小說發表后掀起巨大爭議，有人認為《歡樂》是一部展現丑陋與惡心、喪失良知的小說，有人認為莫言用強壯的聲音來講述軟弱的力量，是對現實卓越的洞察。其實歸結到一點，《歡樂》是冷酷的批判還是理想性的批判？35年之后再來重讀這部作品，小說依然觸動和感染著我們，莫言是用批判性的審視來表現丑陋和絕望的，但是那些赤裸裸毫無節制的敘述還是讓我們感覺到感官的不適，如果跳讀或者刪除這些部分，小說的藝術氛圍仍沒有絲毫減損。由此說明，有節制而藝術地處理生活和現實的“丑”，會接近文學的理想性。

我們不否認，文學的理想性與現實生活有著強大的沖突，作家在現實面前會有困惑和無力感，當作品呈現出來，文學的理想性總會向現實生活做出妥協，但是理想性缺失的原因除了寫作者價值觀的虛無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我們的寫作是為藝術而藝術，還是為讀者而藝術？有時候，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會成為寫作者的兩塊“遮羞布”，一塊用于遮擋作家為所欲為的寫作欲念，以藝術的名義在作品中毫無節制地鋪展極端的丑和惡；一塊用于遮擋作家孱弱的寫作能力。這兩種寫作都是對讀者的不尊重。如果為讀者而藝術，將崇高的讀者放在心中，作家將會用崇高的文字去感染和說服讀者，那他的寫作也將向文學的理想性靠近。沈從文先生寫完《邊城》后，又寫了一篇“《邊城》題記”，其中談到了寫作給誰讀的問題，他說《邊城》不是給文學理論家、評論家看的，不是給讀過一些洋裝書的“精英讀者”看的，是給“在那個社會里生活，而且極關心全個民族在空間與時間下所有的好處和壞處”的人看的，對這些人他是“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暖”，他相信這些人會感受到他作品中的這種情感。以己之情之心去度讀者之情之心，方為文學理想性實現的前提。

通往理想性的路途

從生活、現實到文學、文學的理想性，是一條不斷選擇和處理的艱難路途。文學是對蕪雜的生活、無盡的現實的選擇和處理；文學的理想性是對復雜多變的文學的一次次選擇和處理。選擇和處理現實的能力將決定一個作家寫作能量的大小以及一個作家在藝術上出走的遠近。

在龐大的現實中發現矛盾和沖突之處，并將它們匯集起來展現生活的豐富性，來證明我們的人生有著無法規避的深刻的困惑，來證明這個世界“是一條眼淚的山谷，也是一條玫瑰的山谷”（法國作家讓·端木松語）。這是小說寫作的本質。但是，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小說的另一面，被過于瑣碎和沉重的現實桎梏了，始終沒有從現實的糾纏中突奔出來，進入內心的現實感中去。小說的力量不是來自現實而是來自現實感。現實感是小說家對現實的態度，小說通過對現實的敘述所營造出來的情感沖擊力、道德判斷沖擊力、人性沖擊力，以及生命存在沖擊力。這種種“沖擊力”構成了小說對讀者的征服。小說所要做的，不僅要表現強悍的現實，還要擁有從強悍的現實飛躍到偉大的心靈深處的力量。

如何將小說的現實變成能夠征服讀者的現實感？法國作家蒙田說：“強勁的想象產生事實。”其實這句話反過來說也是成立的：強勁的事實產生想象。小說就是制造強勁的事實和現實的過程，在事實和現實之后，留給讀者系統性和邏輯性的想象和幻象，所謂的現實感便誕生了。當“武藝高強的”作家用小說來塑造無所不能、無所不包的生活和現實時，生活和現實在小說家這里至少要經歷兩種復雜的“裂變”：一是小說作品與小說家生活背景之間的分裂和不一致；二是小說作品內部人物與人物之間復雜的現實情形和沖突。作家們在這兩種“裂變”之中“掙扎”、“糾結”，他們的才華、經驗、技巧甚至運氣終將引領他們從這“裂變”中走出來，一部小說誕生，無論成功與否，它們都是小說家的現實一種。

當小說面對無盡的現實，小說是如飛鳥那般輕盈地掠過現實的海面而蕩漾起陣陣漣漪，還是如魚群那般沉著地穿越現實的海洋而翻起雪白的浪花？或許都可以。現實深廣似大海，小說只是大海海面的一只飛鳥，或者海底的一群小魚。小說作為一種藝術的存在價值，它的野心在于用四兩撥千斤之力在現實與小說之間建立起某種對等，而能否建立起這樣的對等關系，則全系于小說家是否具有把握現實的意識和能力。出色的文學總是從各自的路途抵達文學的理想性，雖然這路途會經歷九曲十八彎的曲折，但當文學的理想性在作品中呈現的那一刻，讀者也會感受到巨大的文學魅力。

如果用一句話來說明生活、現實與文學的理想性的關系，我以為可以這樣來概括：文學的理想性是在文學的世界里，儲存生活的鮮活與生動，觸摸現實的尖利與殘酷，暢懷生活的善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