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華文文學創作和評論國際研討會”在日本召開。中日學者齊聚東京，研究述評日華文學創作及發展歷程。本報特刊發日本華文文學筆會副會長楊文凱的致辭及學者李長聲的發言。

何為“日華文學”？顧名思義，就是在日本的華人用華文寫作的文學作品。內容包括：以介紹、研究日本為主的文學作品，如知日寫作、日系寫作等；以在日華人為書寫對象的文學作品，如留學生文學、殘留孤兒文學；在日華人所寫的所有文學作品，比如華人視角下的宏觀寫作，在日華人女性寫作，華人創作的小說、詩歌、戲劇等。

有關“日華文學”的概念，還沒有準確的內涵和外延邊界，這與日華文學尚未進入穩定而成熟的發展現狀相對應，同時也表明日華文學不是既定的狀態，而是一個流動的過程，惟其如此才能吐故納新、海納百川，才有利于鼓勵各類文學創作齊頭并進、吸引各類文學同路人踴躍加入。

如果把日華文學看作一棵茁壯成長、生生不息的大樹，我愿以三句話加以描述。

觀瀾索源 振葉尋根

日本是日華文學的誕生地，也與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新文學有著不解之緣。早在1898年，梁啟超就在橫濱創辦了《清議報》，寫出了《少年中國說》《戊戌政變記》等文章，后又主辦《新民叢報》等，在日本開創了“新民體”和政治小說的寫作，可謂是近代日華文學的先聲。

作為新文化運動發軔期的啟蒙先驅，1917年《新青年》雜志北上之后的同仁們，除了胡適留美以外，主干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都是留日組成員。他們是時代斗士，是新文學的闖將，也是日華文學的奠基人。

1921年，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田漢等留日學生結成的創造社，追求自我個性和藝術至上，其熾熱而大膽的浪漫主義創作手法，為白話新文學增色添彩，也開啟了日華文學的濫觴。特別是郁達夫在日本私小說的影響下，寫出了驚世駭俗的《沉淪》，開創了現代留學生文學的先河。

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橫光利一、川端康成、片岡鐵兵等日本新感覺主義作家的直接影響下，劉吶鷗、施蟄存、穆時英等人寫出了一批新感覺派小說，成就了現代中國最早引進、創作最完整的現代主義小說流派，與世界文學潮流取得同步。

二戰前，日本一直是華人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的重要基地。1937年，曹禺的經典話劇《雷雨》由留日學生杜宣導演，在東京完整首演。2017年，在日華人組成的“東京話劇藝術協會”在相隔80年后，又一次在東京上演了全本《雷雨》，向留日前輩致敬。可以說，日華文學是在20世紀激蕩的時代大潮中、在日本文學思潮和流派的直接影響下發源誕生的。然而，隨著抗日戰爭爆發及戰后不正常的中日關系，中日交流近乎中斷，日華文學也進入漫長的冬眠期。

老樹新花 姹紫嫣紅

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出現了第二次負笈東瀛的留學大潮，留學生和文化人相繼來到日本，用筆墨更用心靈重新記錄下不同于前輩們的留日體驗。日華文學枯木逢春，邁開了新生的腳步。經過了30年的嘗試和積累、創作和提升，當前的日華文學進入了姹紫嫣紅、各美其美的繁榮期。

30年來，日本的華文寫作經歷了幾個階段：一是初來乍到時的新鮮感和好奇心，讓我們本能地記下了許多在日所見所聞，可稱為“直觀寫作”階段；二是生活安定后，我們對日本不僅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很多人從最初的文化沖擊中醒過來，感覺敏銳了，思想復活了，從所見所聞寫到了所思所感，對日本發些議論，做些臧否，在所難免，文筆進入了“主觀寫作”階段；三是中日交流日益頻繁，中國人對日本的了解需求與日俱增，促使我們不再滿足于寫給自己看，開始面向數以億計的中國讀者介紹日本，日本的華文寫作進入到新階段，涉及了教育、醫療、生活、時尚，以及文化、政治各個層面，這個階段最需要寫出一個等身大的真實日本，是為“客觀寫作”階段；四是在日寫作集腋成裘，蔚為大觀，無論是寫作者個體，還是日華文學整體，都將納入世界華文文學的大坐標和大系統。日華文學將邁入“自覺寫作”階段，躍升到更高的層面，這是我們期待的。

目前，日華文學在介紹、研究日本方面最具創作實績，儼然已成“知日寫作”或“日系寫作”的大本營。其中，李長聲和姜健強是領軍人物。

李長聲對中日出版文化了如指掌，對日本文學涉獵廣泛，在日本文化中浸淫良久，自由的生活狀態和深厚的知識學養滋養了他的文學，30年筆耕不輟，成為“文化知日第一人”，5卷本《長聲閑話》榮獲“中山文學獎”，豎起了“知日寫作”的一面旗幟。姜建強學哲學出身，來日后經年累月勤奮研讀，他的作品不僅有洶涌的文思和澎湃的文筆，還有超強的哲學思辨和邏輯分析能力，更有讀透日本歷史之后的信手拈來和隨類賦彩，成為“知日寫作”的又一個標桿。在他們身邊，還集結著一批旅日二三十年的熱心寫作者，如龍升、張石、楊文凱、萬景路、王東等，他們有見識、有筆力、有創作沖動，正在匯聚起“知日寫作”的深澤大湖。

與知日寫作并行，在日華人的生存狀態和心路歷程始終是日華文學最關注的題材，孕育出了新時期的留學生文學等。中國現代留學生文學自郁達夫《沉淪》開啟先河，相隔40多年后才出現了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和《傅家的兒女們》，聶華苓的《桑請與桃紅》和《千山外，水長流》等扛鼎之作，在80年代又出現了查建英的《到美國去，到美國去》和《叢林下的冰河》等小說。相較于以上的留美作品，日華文學較早出現了蔣濮的《東京沒有愛情》《不要問我從哪里來》《東京有個綠太陽》等小說，90年代初有樊祥達的《上海人在東京》、吳民民的《中國留學生心態錄》等作品，后來出現了張石的長篇小說《東京傷逝》等，同樣描述了身在異國他鄉的年輕人的身心苦悶和邊緣人的精神重壓，接上了留學生文學的歷史血脈。

旅日女作家華純對日本文化感受細膩，散文落筆大氣，詩歌意象豐富，多年來一直在摸索創意寫作。她在90年代末出版的長篇小說《沙漠風云》，不僅關懷地球家園的環境主題，也涉及戰后殘留孤兒的生存狀態，殊為難得。來自上海的林惠子寫出了《櫻花戀》《銀座的天使》《遠嫁日本》等長篇小說，較早關注了在日中國新娘的群體。近年，女作家元山里子連續推出了《三代東瀛物語》和《他和我的東瀛物語》等長篇作品，以紀實筆法呈現了交織在中日之間的在日華人家族史，也為反戰文學貢獻了充滿說服力的新文本。

2011年12月，日本華文文學筆會成立后，吸引并匯聚了一大批喜歡文學、有志于創作的在日華人作者。日華文學筆會在王敏、華純、姜建強三位會長的先后帶領下，通過勤于筆耕、舉辦文學活動、參與世界華文文學交流等方式，樹立了“日華文學”的品牌，同時創作成績斐然，推動日華文學走進百花齊放的新時期。

學歷史出身的陳永和，30年執著于小說構思和文字歷練，長篇小說佳作疊出，創作力始終旺盛，令人贊嘆。她的長篇小說《1979年紀事》《光祿坊三號》，置身日本卻把目光鎖定中國，引人入勝，發人深省。哈南的長篇小說《貓紅》講述了留日華人成之久因國寶元青花瓷引起的情感震蕩與生意風波，探索了常人未知的領域。作家亦夫安家日本卻時時回望故鄉，用長篇小說編織了《呂鎮》故事，寫出了《生旦凈末的愛情物語》。

日本文學的源頭離不開紫式部的《源氏物語》、清少納言的《枕草子》等女性寫作的深厚傳統。新時期的日華文學還涌現出黑孩、孟慶華、房雪菲、唐辛子、白雪梅、杜海玲、李雨譚、王景閑等多位女作家，或小說敘事，或散文鋪陳，兼以新聞報道和作品翻譯的方式，描述了置身異國生活、面對文化差異的困境，演繹著家庭和情感的永恒主題，她們以敏銳觀察和細膩文筆，充分展現了在日女性寫作的實力和魅力。與此同時，在日華文學的研究、評介方面，最下功夫的兩位學者林祁、王海藍也是女性作者，她們對推廣和提升日華文學功不可沒。

日華文學的詩歌創作也是風生水起。受到日本俳句和短詩的影響，還有當今時代閱讀習慣的變遷，在日華人的小詩創作尤其旺盛。彌生、季風、張石、戴宇、春野、草兵等作者佳作紛呈，詩作不僅蘊含著飽滿的時代激情，浸透著深沉的故鄉之思，還浮動著日本式的哲理和禪意。“90后”作家春馬也在小說、詩歌等多個領域展示出才能，后生可畏。

必須提及的是，在日本一直有華人作者用日文或雙語寫作的傳統，被稱為“越境文學”。已故作家陳舜臣是日本推理小說和歷史小說巨擘，已故“財神”邱永漢則是財經寫作的名家。在新華人作者中，毛丹青、莫邦富、唐亞明、王敏、楊逸、田原、金文學、溫又柔等被視為“越境寫作”的代表。毛丹青在日獲得“藍海文學獎”，唐亞明獲得“開高健文學鼓勵獎”，楊逸是首位獲得日本文學最高獎“芥川獎”的外國作家，田原是首位獲得日本現代詩歌“H氏獎”的中國詩人，均受到日本主流文學界關注。

開枝散葉 踵事增華

在日華文學逐漸明確定位，獲得世華文學大家庭的關注和肯定的今天，如何保持良性的發展勢頭，讓日華文學開枝散葉，為日華文學踵事增華，是日華文學筆會和在日華人社會面臨的課題。

首先，文學靠作品說話，作品在時間中孕育生成。日華文學從來都不是“一本書主義”、“一篇文章主義”，而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線，長期投入，厚積薄發的產物。每位寫作者都以自己獨特的生活經驗和深厚的知識學養為背景，并且在日本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中浸染多時，使得日華文學成為有根之木，有源之水。

其二，日本是一座文學和生活的富礦。日本的文化傳統和歷史變革、在日華人社會的生動場景、中日歷史糾葛中的復雜人性、中日友好交流的蓬勃發展，都為日華文學提供了豐富的創作題材，值得廣泛涉獵，深度挖掘。同時，隨著在日華人生活的多樣化展開，日華文學也應從“苦悶”為起點的留學生文學中走出來，需要出現自己的校園文學、言情文學、職場文學、財經文學、青春文學、夕陽紅文學等等，展現出與類型文學大國日本相適應的創作特色。

其三，當前國內外的“書寫日本”大潮頗為洶涌，其中不乏明顯的商業化寫作和“想象日本”的美化寫作，往往贊美了“光”的閃亮而忽略了“影”的存在。為此，日華文學高揚的“知日寫作”需要見微知著、耐力持久，發揮出傳遞知日魅力、展現真實底力的作用，成為輿論漩渦中一股平衡的力量。“知日寫作”的優勢在于近水樓臺，可以直達文化和生活現場，有別于隔靴搔癢和霧里看花，日華文學應該寫出獨有的味道，包括品味和格調。

其四，社會發展進入到以“兩微一端”為代表的微閱讀時代，文學創作頻頻受到影響甚至沖擊，日華文學也概莫能外。一方面，過去20年由《中文導報》等華文媒體的副刊為日華文學提供重要發表園地的狀況發生了改變，從網站到博客再到微信公眾號，個人發表的渠道越來越通暢，作品面對的讀者群越來越廣泛；另一方面，間歇性和碎片式閱讀，稀釋了文學的專注性，深度和長度不再是創作追求的目標，微詩歌、微小說和網絡文學成為時代新寵。無疑，日華文學在積極創作的同時，也需要擁抱新媒體，在傳統文學以外的新平臺上建立“自己的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