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詩歌界談論得比較多的是“新時代詩歌”以及“詩歌再出發”。正所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新時代”與“詩歌”之間的相互砥礪和彼此命名正揭示了詩歌發展的時代訴求和內在命題。大體言之，這是社會性和詩性同時運行、彼此參照的動態過程。

詩歌是時代屋頂上伸出的避雷針，詩人往往在第一時刻感受到幽微而復雜的社會深層變化以及一代人的靈魂悸動和精神軌跡。確實，無論是對于一個時代的巨變景觀還是難以覺察的個體精神的微觀世界，詩歌顯然占有天然的優勢。布羅茨基所說的“詩歌是對人類記憶的表達”正印證了詩歌與時代的語言關系和道德倫理，當然詩人的道義、倫理、道德、社會責任的前提仍然是語言層面的，即“詩性正義”的內在命題。由此，具體到新的時代境遇下的詩歌寫作必須警惕的仍是“一擁而上”“千人一面”“萬人一聲”的“表態”。與此相應的另一個極端趨勢就是以“純詩”“個人”“修辭”“美學”這一“精致的甕”來否定詩歌的“社會功能”和詩人及物性擔當的“現實命題”。

需要糾正和強調的是，詩人的社會行動和詩歌的內在秘密并不是沖突、違和的，恰恰在很多偉大詩人那里，這二者是時時共振和彼此激活的。值得在此強調，詩人的社會能力和寫作能力并不是主次關系，而是平行的關系，二者具有同等重要性。而曾經的教訓則是整個社會文化界在強調詩歌的社會功能和詩人的及物性的同時不同程度地忽視了語言、技藝和修辭的同等重要性。

詩歌要“再出發”，這一過程并不是搖旗吶喊、浮光掠影的一蹴而就，而從文學的發展規律和內在命題來看“新質”的產生過程往往是緩慢的，類似于水成巖的過程。從社會學的層面以及整體性的具有“現實感”甚至“現實主義精神”的詩歌發生機制來說，時代（尤其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時代背景，比如新舊時代交替）構成了一個顯豁或潛在的要求。詩歌的天平傾向于哪一邊，孰輕孰重，什么力量予以詩歌的校正和撥動，都是歷史法則，都是有其規范和調控的時間結構的。

對于“新時代”整體情勢下的當代詩人而言，最大的挑戰必然是時間所帶來的“未完成性”以及具備新質的從未有過的時代經驗，這些新質的時代經驗顯然需要詩歌在最大的可能性上做出精神呼應和深層對話。質言之，在我看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是需要詩人和批評家們同時具備新的時代經驗（現實經驗）和寫作經驗的，而后者可能要更為艱難和緩慢。詩歌的社會學閱讀和修辭學閱讀應該是平行不悖、彼此參照的。“新時代詩歌”的到來以及“詩歌再出發”——思想和美學雙重意義上的“再出發”和創造——不只是與個體生活、階層命運、現實場域、歷史法則有關，也與當代漢語詩歌寫作的當代性、時代性以及變動性有關。

“時代”是一個動態的復雜結構，無形之中會在詩人那里形成“影響的焦慮”。與此同時，它也會打開詩人的眼界進而拓展詩歌多樣化的應對方式。與“新時代”相應，詩歌必然要發生一系列連鎖的先導性反應，比如新文化、新思想、新語言、新經驗、新想象、新問題等等。但是也并不意味著身處“新時代”的詩人就一定能夠寫出與此相應的高水準的甚至能夠流傳后世的“新作”“力作”。詩人可以成為哲學家、思想家、社會學家以及考古學家——這一定程度會增強詩歌的容留能力和開闊的言說視野，但是這一切以及社會承擔必須是以詩性、語言和修辭的承擔為首要前提，即所謂的“詩性正義”。反之，詩人很容易因為本末倒置、舍本逐末而淪為哈羅德·布魯姆所批評的“業余的社會政治家、半吊子的社會學家、不勝任的人類學家、平庸的哲學家以及武斷的文化史家”（《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

如果把考察詩歌的時間段落繼續拉長和放寬，我們還必須從“傳統”和“歷史”的恒定角度來看待“新時代”與詩歌的內在關聯。

無論是個人之詩和日常生活之詩，還是回應整體性歷史命題和時代要求的大詩甚至現代史詩，都必須在文學自律性內部進行和最終完成。從長遠的整體性歷史維度來看一個時代也只是一瞬，但這一瞬卻與每個人乃至群體、階層和民族發生著極其密切而復雜的關聯，“詩人——同時代人——必須堅定地凝視自己的時代”（吉奧喬·阿甘本）。如果一個時代的詩人沒有對顯豁的時代命題以及現實巨變做出及時、有力和有效的精神呼應和美學發現，很想想象這個時代的詩歌是什么樣的發展狀態。從精神世界的維度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來說，文化和文學形成了一種穿越時間的傳統。我們所期待的，正是能夠穿越一個階段、一個時期、一段歷史的經受得起時間淬煉的精神傳統和詩學傳統。“新時代”以來已然形成或正在生成的精神文化傳統正是我們所期待的。由此來看，評價一個詩人的“個人才能”“美學貢獻”“社會價值”，必須放在歷史裝置和傳統譜系中予以確認和評估。也就是說詩人的寫作和時代評價都必須具有歷史意識，具有對一個時代風景的整體性關注和深度掃描。另一方面則來自于詩歌常識和文學史內部的構造機制，這就是詩歌的內在命題。任何詩歌流派、主義、思潮、運動、群體、社團的發展以及生息起落又無不遵從詩歌史的規律。任何新經驗的挑戰和新時代的緊迫性命題都不能忽視詩歌的自律性以及內在生成的緩慢過程。質言之，在中國流行的傳記閱讀和社會學批評的視野下，評騭者和搖旗吶喊者都很容易投身于活動、運動和事件的喧鬧中，在強化了生存環境、社會人格、時代現實、文化生態等社會語境的同時而導致對文本閱讀和美學自足批評的僭越。任何一個時代都有特殊的詩歌“發生學”機制，如何把個人的現實經驗轉變為歷史經驗，如何通過賦形和變形把個體的真實通過語言的途徑轉化為歷史的真實就成為詩學和社會學的緊迫命題。顯然，任何單向度的、褊狹的“整體寫作”或“個人寫作”都是存在問題的。

既然“新時代”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結構，那么與此相應的詩人體驗、想象以及詩歌文本樣貌就必然也是立體的、差異的和多層次的。詩歌內在命題又呈現了每一個寫作者差異性的心理結構和文本征候。在“新時代”面前，我們尤其不能忽視詩人的差異性和詩歌品質的獨特性。具體到詩人個體，其面對“新時代”的感受是有區別的，進而體現在詩歌寫作的差異性面貌上。山峰之所以成為山峰，是因為其周邊有洼地、沼澤、河溝、土坡、平原，這些地貌對應的也正是文學史景觀。歷史上任何一位偉大詩人，其千古卓絕的獨特個性和文本樣貌是任何其他同時代人和后來者都不能替代的。

社會性和詩歌內在性的咬合和彼此糾正成為每個時代詩歌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平衡機制，它們交叉、疊合、相互發現而成為動態結構。尤其是在新的時代節點上，詩人和詩歌從來都是最重要的回應者，因為詩人的使命就是發現、命名和創設，而這正是“新時代”之“新”對詩歌“再出發”提出的恒定要求。在每一個時代，反映時代都不是一句空話。而真正無愧于一個新時代和偉大時代的詩人，應該在文本和人格方面給我們的后來者做出曠世的典范。

“新時代”需要新的寫作傳統和個人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