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陰荏苒，不知不覺艾青離世已經23年了，但35年前我與他談詩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恍如昨日。

我崇拜上了艾青

雖然同樣是“五四”以來的著名詩人，但在我們的青少年時代，可以讀到郭沫若的詩，卻讀不到艾青的詩。當然，郭沫若的《女神》確曾使我激情燃燒，熱血澎湃，由衷喜歡。后來我聽說艾青也是個了不起的詩人，難以讀到他的作品，覺得很遺憾，便四處尋找。即使只在一些陳舊的刊物上找到只言片語，我也如獲至寶，抄錄下來。

時值動亂的歲月，雖然焚燒了很多書，但也有不少書從封存的圖書館里流散出來，有時也會莫名其妙地流傳到我們這些初中生手中。分明記得，1967年初，我不知從哪里弄到一本《艾青詩選》，青綠色封面，內封后頁還有他的肖像照和《自序》。我一下就被這本書里面的詩吸引住了，猶如醍醐灌頂，《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透明的夜》《手推車》《北方》《乞丐》《向太陽》《我愛這土地》《他死在第二次》等詩，都深深打動了我，令我愛不釋手。有一次在理發店排隊時我也聚精會神地在讀他的詩，直到理發師大聲叫我，才回過神來。

從此，我崇拜上了艾青。我一邊讀他的詩，一邊抄錄，一邊介紹給別人。

后來，我從報紙上得知艾青獲得了平反，出版了詩集《歸來的歌》，很為他感到高興。當時我正撰寫《現代詩四十家風格論》，其中也包括艾青的詩，很想有機會去北京時能拜訪他，談談我對他的詩的看法。

1984年10月，我去北京出差，住在崇文門東交民巷的中國社科院招待所，而艾青家就住在北京站附近的豐收胡同，離得很近。于是我便在一個下午去拜訪他，但他恰巧不在，從他兒子口中得知，復出后的艾青很忙，活動也很多。隔了兩天，我再次登門拜訪，一進四合院的大門，只見艾青正從院中走過，我忍不住一個大招手，高喊：“艾青同志！”他一怔，止步回頭一看，是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我趕緊上前說明身份和來意（也許家人已告訴了他），他才釋然，與我握手，引我進入客廳。

那年艾青74歲，與我想象中的模樣差不多，大腦袋，大臉龐，大眼睛，很有氣派，身板硬朗，穿一身藏青色中山裝，樸素大方。客廳中央掛著一幅楹聯，是王維的詩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我想這可能是他所喜歡的。字很大，也很有氣勢，不知何人所寫。楹聯前面放著一大桌，兩邊放著椅子，我們就分坐在桌邊閑聊起來。

我當時根本就顧不得什么寒暄，見了艾青就想把自己多年的感想傾訴出來，也非常坦率地說出了對他詩的喜歡，隨后話鋒一轉，說：“由于您書贈給一位詩友的八個字是‘樸素、單純、集中、明快’，因而有些人用這八個字來概括您整個詩歌創作的風格和特點，這恐怕是欠妥的，至少我是不大同意的。”

“噢？”艾青前面一直在安靜地聽，這時卻發出了聲音，看看我，鼓勵道：“你說說看。”

“好吧。”我直截了當地說，“這八個字，可以說是您經過多年的創作實踐的心得體會，在晚年對詩所得出的一個基本要求。如用這八個字概括您晚年的詩作《花樣滑冰》等，是對的，確實顯示了這些特色。但如要包括您早期的詩作，則不確切。您早年的詩歌樸素和單純是有的，集中和明快則談不上，非但不明快，而且可以說是非常陰暗，節奏緩慢。”好在我對他的詩比較熟悉，便一邊背誦一邊作為例子說明：“如‘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像這樣的句子怎么能說明快呢？可以說，您早年寫的《手推車》《北方》《乞丐》等一系列詩，甚至包括《向太陽》等，節奏都是緩慢的。只有到您復出以后所寫的《平衡木》等，才稱得上是集中、明快……”

我只顧把心中的看法說出來，根本就沒注意到艾青的想法和表情。沒想到等我一氣說完，他立刻說：“對！你說得很有道理。”

能得到他的認同，我高興極了，連聲說：“謝謝艾青同志！”

聽艾青盛贊戴望舒

艾青的妻子高瑛很熱情，為我們倒茶，有時也會坐在旁邊聽一會兒，有時則起身去做其它事，盡量不打擾我們的談話。不過，艾青與卞之琳、馮至等人一樣，似乎都不太習慣談論自己的作品，但當我們談起戴望舒，他的話明顯多了起來。

“你看，戴望舒的詩寫得多好哇！”他用手比劃著，“他寫過《災難的歲月》《我的記憶》《獄中題壁》，很愛國，特別是他的《我用殘損的手掌》……”他伸出手掌一邊比劃，一邊背誦起詩里的句子：“我用殘損的手掌/摸索這廣大的土地：/這一角已變成灰燼，/那一角只是血和泥……”他繼續向我比劃著，偶爾作一點講解，主要還是贊美：“你看，這些句子寫得多好！還有‘無形的手掌掠過無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

我沒想到他對戴望舒的詩竟如此熟悉，便說：“你們都到法國去留學或旅學過，都受過法國象征派詩的影響，詩中都有象征性。只是所受影響的詩人不一樣，戴望舒先受到魏爾倫后受到耶麥的影響，而您則主要是受阿波里奈爾的影響。”

艾青并沒有回應我的話，只是繼續贊美戴望舒的詩，仿佛沉浸其中，最后又說：“所以，從他的《我用殘損的手掌》這些詩來看，這才是大手筆！大詩人！”

后來我讀到一本《望舒的詩》，內選戴望舒的詩數十首，編選者正是艾青。怪不得他對戴望舒的詩這樣熟悉！老話說：“同行是冤家。”艾青卻不是。同樣寫詩，譯詩，學法國象征詩，艾青卻盛贊戴望舒，從中正可以看出他的胸襟。 隨后，我問艾青他的近況，也跟他談起了他近些年來的新作。他說：“他們讓我看電影，有各種各樣的專題和鏡頭。”他又用手比劃起來：“有蛇，有山水，還有其他內容，希望我能產生靈感，再寫一些詩。”

這時高瑛又進來了，我看看手表，已足足談了兩個多小時，便起身告辭。高瑛忙解釋：“我不是來催你的，你再坐坐，我看你們談得挺好的。”我說：“不行，已經這么長時間了，你們也該休息一下了。”艾青見我執意要走，便叫高瑛去取一本書來。不一會兒，高瑛拿來了一本《艾青短詩選》，艾青在扉頁寫上我的名字，贈送給了我。

客廳里掛著一幅詩人合影照，我起身時稍稍看了一下，說里面有些人曾見過。高瑛指著其中的卞之琳說：“這個人好。”又指著另一位說：“這個人不好。”我望了下艾青，他也在看，卻不吭聲。

走出客廳時，我忽然對艾青說：“舒婷的詩現在影響很大，很多人都喜歡。”他站住了：“你說的是那個小女孩嗎？”我點點頭，說：“是的。和我差不多大。”他似乎想起來了：“你說的是她呀，寫愛情詩的！她到我家來過，叫我艾伯伯，就在這個院子里。”他指著自己的四合院。我認真地說：“她不僅寫愛情詩，也寫其他詩，有些詩很深刻，很有分量。”“哦”他將信將疑地望著我：“是嗎？”

我再次點點頭，并請他留步，與他握手告別，高瑛則一直送我到大門口。我已走出20多米了，沒想到背后忽然傳來高瑛的聲音：“下次再來玩啊！”原來她一直在目送我。我趕緊回轉身，對站在門口的她一個大招手，大聲說：“一定來！”

直到1992年初秋，我才再次去艾青家，那時他已搬到東四的一個四合院。沒想到他不在家，孫輩說人民大會堂正要開他的研討會，忙得很。我不便打擾，便匆匆離去。

四年后，艾青去世，終年86歲。

2003年，紀念馮雪峰100周年誕辰之際，我在參觀馮雪峰故居的同時，也順道參觀了陳望道、吳晗和艾青的故居。其中艾青的故居規模最大，高大的白色圍墻內，舊宅、院落、草木、石凳一應俱全，院內人丁興旺，不禁使我想起了他在《我的父親》一詩中的有些描寫。故居附近還有大堰河的墓和碑，這又使我想起他所寫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于是我在墓碑前拍了張照。

30多年以后，有一次與《詩刊》社的老編輯朱先樹談起拜訪艾青的事，他說：“艾青平時不太愛說話，能與你談兩個多小時，已經很不錯啦！”又說：“別看艾青平時不吭聲，有時一發話挺厲害的，有的人還真受不了。”

我也曾聽辛笛、雁翼、周良沛等人談起過與艾青接觸與交往的印象，各人的感受都不相同。而作為后輩，我對艾青始終是崇敬和景仰的，寫下這些文字，也是對他的一種真誠懷念，獻上自己的一瓣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