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1979年8月，上海市召開大型的“文學、戲劇、音樂、舞蹈、美術創作座談會”，我作為《文藝報》的編輯和記者應邀參加。同去的還有北京的顧驤、王興仁、馬肇元，江蘇的高曉聲、張弦，安徽的江流，浙江的鄭秉謙、沈虎根，山東的劉知俠、林雨，江西的俞林等。我們被安排在離上海市文聯不遠的新樂路167號東湖招待所，各地來參會的作家批評家們有了自由交流的好機會。

這次會議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上海市召開的第一次全市性的文藝座談會，由上海市委副書記陳沂作主題報告，出席的人員包括文學藝術界各個行當的文藝工作者，達百余人。計有：巴金、王若望、吳強、杜宣、茹志鵑、黃宗英、峻青、任干、哈華、師陀、菡子、豐村、費禮文、趙自、周嘉俊、蕭岱、李根寶、崔京生、鐘望陽、王西彥、陳伯吹、賀宜、苞蕾、宗福先、姜彬、馮崗、李子云、李夢城、羅竹風、錢谷融、蔣孔陽、王元化、嚴勵、李俊民。這大概稱得上當時上海文壇的縮影了。時間久了，有的已經成了故人，故而我愿意記下他們的名字。

這一年，對于文藝界來說，是大辯論也是大前進的一年。在全國范圍內，圍繞著“傷痕文學”以及《“歌德”與“缺德”》《向前看啊，文藝》《大墻下的紅玉蘭》等開展的討論，一浪高過一浪。文藝界思想非常活躍，爭論也非常激烈。因此，在分組討論時，作家藝術家們的發言，不約而同地都集中到了總結“三十年”、“十七年”和“三年”（新時期）三個時期的文藝成就和經驗教訓上。

巴金在文學組的會上發了言。這個年輕時崇尚無政府主義、后以“大愛”（泛愛）為人生信條、經歷過“文革”劫難后大徹大悟的文學巨匠，在會上大膽地舉起了批評的旗子，歷數文藝戰線的得失，唯真理是從。他說：這次會開得很好，首先是讓人講話，發揚民主。有人說，發揚民主有副作用，但我們要把意見都講出來，集中集體的智慧，最大多數人的智慧。1956年、1957年，發揚民主，要大家講話，大家響應號召，講話了，很多人卻被打了下來。1962年那次批判（指文學界批判“中間人物”論）最厲害。根據以往的經驗，現在愿意講話的人很少了，因為心有余悸。擺在我們面前，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我在北京開會時，《人民日報》報道了張志新的事跡，號召大家學習張志新烈士。她可貴，了不起。但報道卻不寫割斷她的喉管的事。要學習她，首先就要替她報仇，懲辦殺她的人，維護黨的原則。可是，同時又說不要追究兇手。這說明還有斗爭。叫人講話，還要做思想工作，有些人又怕別人講話。

他還說：“三十年”的成績怎么樣，缺點怎么樣，要讓大家來討論才行。總結“三十年”、“十七年”、“三年”的經驗，要經過認真的討論，要多征求意見。“十七年”的成績是肯定的，不存在一條“黑線”，但并不是說沒有錯誤。我看，運動太多了，運動一來，人人自危，保自己過關。怎樣為“四化”服務？什么人為“四化”服務？外國是機器代替人力，一個現代化旅館里看不到幾個人。我在北京開會住在和平賓館，每層樓都有好幾個服務員，而旅客卻要自己搬行李。提倡“為四化服務”，首先要思想現代化。否則，滿腦子都是封建思想，“四化”恐怕是沒有辦法實現的。1954年我在人代會上發言講官僚主義。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是毛主席要大家講缺點。對官僚主義，要嫉惡如仇。

他說：要多出作品，在多的基礎上求好。在近10年中，日本作家出了很多書，而我們呢，不出書也一樣是作家。陳登科提出作家應有版權，我認為可以考慮給作家版權，作家應享有版權自主權。在國際上，我們要加入版權協會。我寫了篇文章，寫的是把雪峰寫的交代材料拿去發表，是對作家的不尊重。版權應歸作家本人所有。我們的出版社想出誰的書就出，出一本書好像是給作家的恩賜。

女作家茹志鵑聽了巴金的發言，深為觸動。巴金發言中有的意見，就是她的創作引發出來的。她的成敗得失和經驗教訓，對于總結30年的教訓，也最有說服力和典型性。茹志鵑說：中國的作家寫不過同時期的外國作家，是我們沒有才氣，沒有生活，不用功嗎？不是。為什么我們有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卻出不了杰出的作家和作品？我想關鍵不在于生活不夠。魯迅說，文學家首先是思想家，而現在作家頭腦里設置了很多框框，缺少想象力，頭腦這個“加工廠”失靈了。作家對生活進行思索的能力，下降到了接近枯竭的程度。從我的創作道路來看，我寫了兩本書，論年代，那些小說都寫于50年代，到60年代創作的數量減少了。原因何在？我是1960年離開編輯部搞專業創作的。在編輯部時也沒有什么照顧，都是晚上寫，數量倒是有一些。搞了專業后，反而沒有寫多少。這幾年深入生活，在生活中產生了苦悶。我發現，我這輩子，寫不到公社這一級，縣一級就更不要說了，同吃同住同勞動，只能在大隊。羅馬尼亞電影《權利與真理》的作者是中央委員。有些領導干部能不能同我們交交朋友？我們很少講藝術實踐，只講生活，只要下去生活就好了。第二，“中間人物”的批判，對我有很大影響。很害怕，為什么只寫中間人物，為什么只寫小題材，為什么不寫大題材？人物、題材，都分成一級一級的，我要一級一級地攀登。不斷地強調為政治服務，而作家的想象力和對生活的思索，瀕臨枯竭的地步。我的創作的減少趨勢，在“四人幫”統治之前就開始了。會上很多同志說起對我的批判，不是“四人幫”，而是指的現在。譬如《重逢》發表后，有人提出這樣那樣的意見，我感到，其中有來自上面的論調，并不是從作品的主題出發，而是“那個人物是否能定為打砸搶分子”之類。只抓住這些來評論文藝作品，我感到，對創作是很不利的。我的《草原上的小路》發表后，也出現了不同的看法，有的批評甚至很使我感到驚訝。

我注意到巴金在仔細地聽著茹志鵑的自我解剖，心里既感到快慰，又感到痛苦。他的臉上，有一種令人莫解的表情，茹志鵑的成長經歷，引起他長久的沉思。這個經歷過“文革”磨難的老作家，在獨立地思考文壇的歷史和現實，唯真理是聽是他的選擇。

于是，8月12日，我和顧驤決定去武康路他的住所拜訪他，更多地聽他對當前文學形勢的意見。巴金非常熱情地與我們交談。他對我們說：“三十年”的經驗要很好總結一下。這中間，外國人有很多文學作品出版，我們為什么沒有作品？ 我們說成績很大，可是我們沒有多少作品。茹志鵑寫了，馬上就有人出來批評她，說她寫兒女情、家務事。一個很有才能的女作家，卻只寫了兩本薄薄的短篇小說。（指1959年出版的《高高的白楊樹》和1962年出版的《靜靜的產院》）老作家也沒有多少長篇，只有艾蕪的《百煉成鋼》。我們對作家，一是養、二是管。但管得太死，太嚴。要松一點嘛。一個20多歲的青年人，就把他們從生活里拔出來，讓他們做專業作家，這樣的辦法不行。最好讓他們在生活里當業余作家，不要脫離生活，他們有了困難，幫助他們解決。“深入生活”總是有隔閡的，比在生活里困難要多。我寫《家》的時候，是在生活里。要讓作家多寫，多出作品。

時年75歲的巴金，正在翻譯俄羅斯作家赫爾岑的《回憶與思考》。他說：“第一本已經排好了，今年要譯出30萬字，主要根據英文版，參照俄文版。這部巨著寫的是俄羅斯社會，那是一個官僚主義社會，對我們今天還有用。”他說，除了翻譯外，他還在為香港文匯報出版社寫一本創作回憶錄。下一步還要創作一部長篇，暫名《一雙美麗的眼睛》，他說要寫到80歲，還有5年時間。

巴金對我們的談話，特別是他對“三十年”中我們的作家出版作品很少，出了作品就受到批判或指責，以及作家體制等等的批評，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只唯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次談話應該是他晚年出版的《隨想錄》《真話集》等系列著述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