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剩下一個人活下來，在經歷紛飛戰火、血肉模糊的戰爭之后，我們如何面對他和那些日夜困擾的記憶？如果知道一場戰爭需要一個人的余生或幾代人反思才可走出畫地為牢的內心困境，是否還會有“The Sorrow of War”？

讀完越南作家保寧的長篇小說《戰爭哀歌》（夏露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不論人們承認與否，戰爭之痛始終會在時間長河中迸出振聾發聵的追問。合上書頁的夜晚，我的身體像是哪里遭遇撞擊，一道不顯眼的傷口裂開，隱痛起先波瀾不驚，卻在某個不易察覺的缺口處突然潰堤，阻擋不住它的洶涌成災。

這部以越南人的回憶和自省為視角來真實描寫越戰的作品，已然在世界軍事小說的版圖上立起了一個標高，早在十多年前就成了“世界上譯本最多、讀者眾多的越南小說”。回憶者阿堅，17歲入伍，在偵察排服役，戰爭結束進了收尸隊，回到故鄉成為了一名行為怪誕（沉默寡言、徹夜寫作）的作家。親歷與書寫是并行的鐵軌，死亡列車就在其上緩慢行進。小說開場，列車駛進的是戰爭“余燼”之地。眼前雨霧潮濕，田園拋荒，叢林茂盛，飄著腐爛的氣息。與陣亡將士骸骨一道睡在車廂里的阿堅，必然陷入到戰爭后遺癥的典型表征之夢游當中。子彈像“無數的黃蜂撲面而來”，被宰殺后像肥胖女人的猿猴“死死盯著”屠戮者，沒有戰事時戰友們樂此不疲的撲克大戰之后是“一個個被帶離了人生的牌桌”……這些回憶，“仿佛發生在久遠的年代，卻只是去年的事情”。

對時間的模糊預示著記憶的斷章性與隨機性。戰場上的每一個人就像一張撲克牌，被命運之手抽取打出。阿堅是手中最后剩下的撲克牌，他被留下，只為祭奠那些先行離去的同伴。書中寫到一種魔玫瑰，這種嗜血的植物聞起來是甜的，雖然帶有深厚的死亡氣息，但人們趨之若鶩。戰士們依靠它來麻痹自己對戰爭的恐懼和哀傷，這是戰爭的殘酷，就在于它讓人憧憬的不是生存，而是被稱為犧牲的死亡，以及此后揮之不去的悲痛。而一次次掉進回憶陷阱的阿堅，也像是食用魔玫瑰般，不能自拔。他在回憶中傾聽疼痛的聲音，然后將其傳遞出來。

死亡伴隨著每一場戰斗降臨，沒有人統計書中被描述的亡者數目，那些和幸存者阿堅一樣被稱為“阿某”的人，中彈、肢殘、血流不止、尸肉橫飛，殘忍的場面你可以在電影《血戰鋼鋸嶺》中找到匹配。閱讀中的死亡野蠻生長，像抬頭看見夏日到來時滿墻爬山虎的迅速蔓生。沒有人知道下一刻誰會倒下，剛和你說笑的兄弟眨眼就沒有了聲息，爭先赴死的人卻死里逃生茍且偷生。命運如此戲謔，讓人體驗死亡追趕的時時刻刻。各式各樣的死亡并不是作家阿堅要去追憶、蓄意譴責的戰爭之痛。死的恐懼、痛苦、悲傷，只是呈現出那個特別年代，“由無數生命及其山崩地裂般的經歷構成的年代”。所有的亡者都是替生者死去，如同戰友們在阿堅的余生里，一遍遍地活過來又死去。阿堅的記憶像是一臺掃描儀，隨時重復著他們的死亡經歷。他也在不眠之夜拼命書寫著死亡，讓他們在紙上復活、永生。

戰爭之殤歸根到底是生命之殤、情感之殤，這也是《戰爭哀歌》動人心弦的地方。困擾阿堅的回憶，造成了書寫的混亂、模糊、變幻、虛無，但他真誠的情感抒發，屢屢使人感懷不已。他一遍遍地回憶友情、同志情、愛情，經歷過戰火洗禮的這些情誼，觸手不及、漸行漸遠卻又糾纏不休，這也是作家保寧在竭力歌頌的世上最美好的事物。小說中最讓人遺憾和哀痛的，莫過于阿堅與阿芳純真愛情的死亡。兩人青梅竹馬情投意合，但純潔的愛被曠日持久的戰爭所埋葬。阿堅回味阿芳的初吻、年少時代的無邪甜蜜、痛苦的別離與欣喜的重逢，但戰爭下的世道蠻橫無理，愛被橫刀斬斷，人生撲克牌的順序被悄悄偷換。阿芳陪同阿堅追趕部隊時遭遇暴徒的奸污，最后選擇了離開，以殘忍的方式扼殺了這份原本美好的愛情。站在彈坑旁潭水里裸身洗澡的阿芳，被遠處偷看的阿堅誤解為是“炫耀身體的恥辱”，她的沉默和滿不在乎消解了阿堅心中的“完美主義傾向的純潔”。這種陌生的傷痛充滿阿堅的心，這種被損害的美，是他在戰場上沖鋒陷陣最沉重的背負。無法消磨的誤解，愛與身體純潔性的背離，愛過的人不能長相廝守，都終結于戰爭背景下愛的不確定性。

愛的存在，是阿堅在戰后悲慘個人命運里勇敢活下去的動力，失去了愛，整日以淚洗面的阿堅質疑活著的意義。那個許多次出現在戰場上的呼喚，支撐著阿堅生存下去的呼喚遺憾地消失了。“她依然是他精神世界的全部。而他，也只剩下精神世界了。”無數次回憶喚醒心中殘存的希望，又無數次在現實中被踩踏碾壓。最可怕的不是他人踩踏而是自己的碾壓。人是情感的動物，當那些情感因生命的消失、愛人的離去而變得虛妄時，阿堅必然陷入譫亂的情緒中。孩提時代萌生的愛情，像戰場上一叢叢炸起的火光，照耀著無比孤獨的阿堅。正如小說原名叫“愛情的不幸”一樣，這不幸何以所致？是戰爭之亂，是青春迷茫，還是愛之真切？但是，我們又何嘗不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文學書寫中的“愛的哀歌”，是離散的痛楚、失去的悲傷，而我們懂得的是何為永恒、如何珍惜，看到的是光芒所在，是愛的不絕如縷的力量在生命中的抓痕，掐皮帶肉，刻骨銘心。

西方文學的先鋒意識對保寧的寫作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阿堅既是戰爭的經歷者，也是戰爭的書寫者，對戰前、戰時與戰后的交叉敘述，現實與回憶的流動，戰爭是以結果（死亡、傷殘、痛苦、迷惘、沉淪等等）來呈現的。他的寫作也成了一場延續軍旅生涯的“戰斗”，寫作將他逼到生活的懸崖邊，又是死死拽住他的救命繩索。最后出現一個“我”來打掃寫作的“戰場”，對那些雜亂的文稿像玩魔方式地“翻轉和編排”。《戰爭哀歌》就有了“小說中的小說”的意蘊和結構。這樣的空間感剛好順應了作家阿堅像隨性翻轉撲克牌般的記憶與書寫。沒有正義與否的譴問，沒有勝敗之說的生死存亡，只有時間里屬于人性的表達和情感的真切緬懷，對戰爭之痛的深刻追思和看似隨意實則結構巧妙的書寫，使這部作品在題材與文本上具有了更多可言說性。批評家、越南河內作家協會主席范春原評價：“在越南，自從《戰爭哀歌》出版后，人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描寫戰爭了。”一位作家若將某類題材的書寫封住了去路，帶給他人的必然是一種崇高的痛苦。

掩卷，窗外，京城漫天飄著四月飛起的楊絮，遠遠的弱小的它們，突然間撲到你的臉上，像不像阿堅在戰后無數日夜書寫的記憶呢？小說結尾有一句話可作回答：“我們都經歷了沉重的戰爭，但又有各自不同的命運。” 回聲響徹過往，生者的當下與未來，人人仍要踩著各自不同的痛往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