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晗：因為“陳探長”系列在二十余國的暢銷，我發(fā)現(xiàn)在不同場合，你已經(jīng)多次回答“為什么寫起小說來”這個問題，因為在國內(nèi)讀者心目中，“師承卞之琳”、“《四個四重奏》《當你老了》的譯者”等這些頭銜將你和詩歌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F(xiàn)代小說的發(fā)展是快速的，中國古代那種詩與小說的“階層分化”已明顯被淘汰，但還是有許多的人，對這種跨文本有巨大的訝異。你是怎么看待這兩種文體的？

裘小龍：你的問題有意思，可以從不同的層面來回答。我1988年去美國，因種種原因，到了90年代中期才第一次回國，滄海桑田，很受震撼，想寫，先寫了首題為《唐吉訶德在中國》的長詩。只是，用詩來描述中國現(xiàn)代社會巨大而復雜的變遷，難免力有不逮，轉(zhuǎn)而試著寫一部小說。小說的主人公想做詩人，卻陰錯陽差地成了探長，同時卻還試著在寫詩。塑造這樣一個人物的私心，多少是想在通俗的文類中夾帶或“走私”詩歌，使其能有更多的受眾。不過，在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tǒng)里，詩確實也與小說共存。如《紅樓夢》《西游記》等古典名著，或更早一些的如《會真記》等，作品的內(nèi)容中都有相當一部分詩。這里不排除某些約定俗成的因素，但我也覺得，小說敘事中的特定場合需要詩的不同抒情強度。我在陳探長小說系列中混合著兩種文體一起寫，也算是以英文創(chuàng)作繼承中國古典小說的一個傳統(tǒng)吧。

自然，詩的作用不僅僅限于此。我小說的主人公是個圓形人物，他作為警官又是詩人的雙重身份，讓他在辦案時獲得了不同的觀照角度：他不但要勘查誰殺了人，同時更要審視案件背后的社會和歷史背景，以及人性的種種復雜因素。這樣，詩也在推理小說中加入了另類的思考。

宋 晗：你是在什么情況下開始寫作的？可以介紹一下自己（跨文化）的寫作歷程嗎？

裘小龍：如果你說的是中文寫作，我在他處也提過，那是因為卞之琳先生給我布置的第一篇作業(yè)。他首先要我寫幾首詩，看看我究竟有沒有詩的悟性和感性，可以跟他修西方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碩士課程。詩寫了后，居然得到卞先生還不錯的評價，也受到其他導師如朱虹、李文俊等人的鼓勵，我于是還真把“作業(yè)”拿到《詩刊》上去發(fā)表了。從此一發(fā)不可收拾。

至于英文寫作，最早的一篇則是楊憲益先生安排我寫的。1986年我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成員，在洛杉磯參加了第三屆中美作家會議。楊先生當時是英文版《中國文學》的主編，吩咐我寫篇有關這次會議的報道。按規(guī)定，在《中國文學》上發(fā)文，要先由編輯部的中文編輯把關選稿，再由外文編輯翻譯，可楊先生卻囑我用英文寫，直接由他本人簽發(fā)。好幾年后，我之所以有信心開始用英文進行創(chuàng)作，應該說是與楊先生的期許分不開的。能這樣在眾多前輩的關照下一路走來，我很幸運了。

宋 晗：我注意到，在《外灘公園》中，你在表達情景時常常很嫻熟地引用古代詩歌，尤其是唐詩；詩集《舞蹈與舞者》中收錄的不少詩歌的意境也是古典的；而且，我還了解到你做了大量古詩詞英譯的工作。古詩詞對你的寫作產(chǎn)生過影響嗎？對于這種難度較大的翻譯，你有怎樣的翻譯理念？國外讀者對翻譯成英文的中國古詩的接受如何？

裘小龍：小時候因為家庭成分的關系，我父親不許我讀“小紅書”之外的任何“閑書”，唯恐因此遇到麻煩。惟一的例外，我記得是一本《唐詩一百首》。那個下午，紅衛(wèi)兵的歌聲還在街頭嘹亮，父親發(fā)現(xiàn)我躲在陽臺的角落里偷讀唐詩，但他沒有斥責或把那本書沒收，只是把我叫進屋，默許我繼續(xù)讀；到了夜里，我醒來發(fā)現(xiàn)他在燈下悄悄抄這本書——他自己的書在“掃四舊”中全被抄走了。也許，童年時期經(jīng)歷的影響怎么估計都不過分。到了70年代末，我跟卞之琳先生讀西方現(xiàn)代主義詩歌碩士課程，那些日子正值“朦朧詩”流行，他要我去讀李商隱的詩，說當代的“朦朧”與傳統(tǒng)中的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研究生畢業(yè)后，楊憲益先生作了很大努力，要把我留在外文出版社工作，還興致勃勃地跟我談過翻譯中國古典詩詞的計劃。80年代初，在上海社科院王道乾先生的支持下，我的研究課題之一是關于中國古典詩歌對西方20世紀初意象派詩歌的影響，還翻譯了一本《意象派詩選》。在人生長長的因果鏈中，這些都可以說是因吧。到了90年代中后期，我開始用英文創(chuàng)作陳探長系列小說。因為小說的主人公也喜歡詩，時不時引些艾略特的句子，我曾翻譯過他的詩集《四個四重奏》，可我的引詩給我的美國編輯勞拉刪掉了——“需付的版稅太高”。只不過在小說的敘事中，我已安排了需有抒情強度的段落，刪掉后讀時總覺得少了什么。于是我想到中國古典詩詞，我自己譯，放在小說里也不用擔心版稅問題。關于譯詩，我為自己定了兩條簡單的準則：一是譯詩在英文中讀起來必須也是詩，二是中國古典詩的譯文必須讓英語讀者讀時沒有“隔”的感覺，不需要去一一加注釋。當然，國外讀者對這些譯詩的接受度，客觀的評價還是要由讀者們來做的。勞拉最初也十分擔心英美讀者對譯詩的接受度，畢竟中國古典詩詞的外文譯本在國內(nèi)出了不少，可在歐美市場上幾乎見不到，現(xiàn)在要把這些譯詩放到犯罪小說的場景中，恐怕更難讓人接受。在我的堅持下，勞拉答應先試一本；小說出版后，出乎意料，她收到了許多讀者來信，說小說中的這些譯詩給他們印象深刻，也幫助他們更多了解了中國文化背景。接著，其他的出版社也找上門來，要我把譯詩結(jié)集出版，其中有一本還進入了美國富蘭克林獎的短名單。

至于古典詩詞對我自己寫作的影響，你說的是對的，確實存在；放在小說中，有時甚至還提供了一種古今對照的效果。今年6月我會在意大利首發(fā)一本陳探長小說，其中一半篇幅就是以陳探長的名義寫的一個中篇，有關唐代詩人魚玄機的詩歌、愛情與謀殺，書末附有魚玄機的一組詩，而這一切與陳探長自己在辦的案子是平行展開的，又在相互評注。

宋 晗：詩人永遠在選擇他的詞語。你用兩種語言進行創(chuàng)作，是否是兩種思維或兩種世界觀的碰撞？

裘小龍：用兩種語言創(chuàng)作，意味著兩種語言思維方式及隱含的世界觀的相互碰撞，但同時也可能起到互補、妥協(xié)或顛覆的作用。用后現(xiàn)代的理論說，因為一種語言中特定詞匯的存在，該語言的使用者才會按照這些詞語所指定的那樣思想、行為、生活。舉例來說，“孝”在英文中找不到真正對應的詞，英文中的filial piety 其實與“孝”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意義和重要性很不一樣，因此“四世同堂”在歐美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中也就難以想象。反過來，我80年代初作英譯中時，英文中其實很常見的一個詞privacy，也很難翻到中文中來，“隱私”那時是個充滿負能量的詞，意指那些見不得人的秘密或形跡可疑的事，因此，家中來個異性的朋友，居民委員會會闖上門來檢查，戴紅袖章的糾察隊晚上會晃著手電突襲樹蔭下的情侶。這些具體的例子或能說明，用兩種語言寫作并不等同于翻譯，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促進跨文化/語言的理解。

宋 晗：閱讀《外灘公園》時，我對“虛構(gòu)批評（Fictocriticism）”這個命名產(chǎn)生了很大興趣。我認為命名者是機敏的，它似乎解決了我閱讀某一類批評文本時對文體產(chǎn)生的困惑。在自序中你寫到，史蒂芬·繆克曾在郵件往來中給虛構(gòu)批評做出過一個簡要定義：在講一個故事的同時，展開一個論點。你寫到閱讀此類批評時的愉悅，對此我深有同感。朱光潛在一篇“編輯后記”里寫道：“書評成為藝術(shù)時，就是沒有讀過所評的文章，還可以把評當做一篇好文章讀”。在我理解，虛構(gòu)批評也是具有獨立閱讀性的批評文本。然而這讓我在閱讀集子中的文章時，也產(chǎn)生了一些疑惑。從命名和釋義來講，虛構(gòu)批評（Fictocriticism）的核心詞在批評（criticism），在我的閱讀體會中，更接近詹姆斯·伍德的批評、艾柯《悠游小說林》等文本，其對象是外部文本，目的是批評。坦率地講，我很喜歡你的隨筆，它們具有縱向與橫向的開闊視野，詩意、抒情而有可讀性。但是，它們又與我理解的“虛構(gòu)批評”有一定的差異。在《外灘公園》中，作者性的主觀表達仍占主導或說主要目的，它們更像是學者隨筆。因為“虛構(gòu)批評”在國內(nèi)尚是一個嶄新的詞匯，還沒有可供參考的文本，對文本屬性存在歧義也許將是普遍的。

裘小龍：我這幾天剛收到史蒂芬·繆克教授發(fā)來的一份電子郵件，他又出了一本新的虛構(gòu)批評專著，要寄給我。其實，我曾把他的虛構(gòu)批評戲稱為“重量級”的，而我的則屬于“輕量級”。我們之間確實有不同的地方。他更著力于后現(xiàn)代理論“批評”，我則偏重“虛構(gòu)”敘述，fiction在英文中不僅僅有憑空編造的意思，也可以指講故事，或講故事一樣地講真實的經(jīng)歷。其實，我在華盛頓大學讀比較文學博士時，研究重點是西方現(xiàn)當代文學理論，博士論文也是用新歷史主義與解構(gòu)主義的方法來探討、分析一個問題：為什么在傳統(tǒng)中國文學的愛情作品中，幾乎無例外地包孕著（或公開或隱含地）否定愛情的因子。那篇博士論文的主要觀點，后來放進了陳探長在辦案時所寫的一篇文章里，其中關于中國集體無意識和原型的探討恰恰又對他的破案起了一定作用，有興趣的讀者在小說《紅旗袍》中可讀到片段。因為忙于小說的創(chuàng)作，對文學理論的研究只能放下了，可當年在這方面所接受的訓練，下意識中又不舍得就此全都扔下。

2011年，我有一段時間在澳大利亞新西南威爾士大學任特聘教授，接待我的正是史蒂芬·繆克教授。他是虛構(gòu)批評領域的領軍人物，這一新的批評方式很快就讓我產(chǎn)生了興趣，畢竟，這可以讓我在寫小說的同時，多少重新拾起些理論批評。在此之前，新歷史主義批評也往往先從一則歷史軼事開始，再順勢轉(zhuǎn)入理論批評。關于虛構(gòu)批評，繆克則給了我一個更簡明扼要的定義，“在講一個故事的同時，展開一個論點”。于是我自己也寫了一篇關于虛構(gòu)批評的書評，更模仿著來了一段自己的虛構(gòu)批評?！锻鉃┕珗@》中有幾篇文章就是在史蒂芬·繆克教授的影響下寫成的。無需贅言，集子中并非每一篇文章都是刻意作為“虛構(gòu)批評”來寫的。史蒂芬·繆克本人也曾這樣說過，“虛構(gòu)批評自然是個很大的范疇……作家們面對的情形中所特有的問題，會出乎意料地使他們改變寫作方法?！?/p>

四川文藝出版社的編輯給這本集子取了個副標題，“裘小龍?zhí)摌?gòu)批評隨筆集”，“隨筆”這個詞是加得很貼切的。

宋 晗：你是否關注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世界文壇的有機組成，你認為其潛力在哪里？

裘小龍：我關注中國當代文學，最近幾年常有機會回來，與國內(nèi)的同行也有不少的交流。前兩年，我在《洛杉磯時報》上為當代中國詩人王小龍寫過一篇英文評論。中國當代社會種種難以置信的變化、新的與舊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所有這些在今天的世界上都屬罕見，也為中國作家們提供了豐富的創(chuàng)作資源，讓他們進入世界文壇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里，我覺得中國作家還有個很大的潛力，即中文語言/文化的獨特感性與表達方式。用中文寫作，意味著一種對世界觀照的不同框架和角度。如金宇澄的《繁花》，是用普通讀者都能接受的上海方言寫成的，但就在中文之內(nèi)，他上海話的運用卻令人印象深刻地拓展了語言的表達能力和方式。我自己這幾年也嘗試著雙語寫作，不僅僅講中國的故事，也努力要把中國語言/文化的獨特感性、風格融合到全球化的語言敘事中去。這或許是中國作家們值得去進一步嘗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