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巴金先生誕辰一百一十五周年。對于巴金最好的紀念，就是閱讀和研究他的作品。對于巴金，遲至改革開放后的新時期伊始，大陸才開始推出陳丹晨、徐開壘、陳思和等專門研究巴金的長篇評傳。而最早出現的兩部關于巴金的單行本評傳，分別出自法國來華傳教士明興禮和旅居加拿大的華僑余思牧先生。

寫評傳，明興禮三見巴金

先說法國人明興禮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此書雖然成稿于民國年間，但正式出版是一九五○年五月，由上海文風出版社初版。全書共八章，另有附錄“巴金的創作與翻譯”，按年份列出六十多種著譯書目。

應該說，這只是巴金前半生即四十五歲前的評傳。相對于作品的評說，其人生軌跡的描述，顯得更為簡略些。前二章主要告訴讀者，巴金從幼年、青年到中年時的行蹤，后六章對巴金的作品作了詳盡評析，尤其是把巴金作品與中國現代作家相比較，又與同時代外國作家作比較，作者認真、嚴謹的學術態度，是令人欽佩的。

此書有篇《后記》，因原稿是用法文寫成，后有王繼文譯成中文，所以，《后記》其實應是《譯后記》，為譯者所寫。約有四五百字，卻透露出不少信息。文中講到，一九四八年夏天，王繼文從北京途經天津，準備南下上海，途中巧遇第二次來華的明興禮。偶然相逢，彼此頗感欣喜，說明兩人早就相識。明興禮告訴王繼文，這次回巴黎完成了博士論文，并委托王把論文中關于巴金的部分單獨譯成中文。這樣，王把明的法文原稿帶到了上海。由于王在震旦大學的工作“很忙碌，所以使這篇稿子在書架上酣睡了十三個月”。約從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間，王繼文花了三四個月，于當年冬天“忙中抽閑總算把這本書譯完了”。作為譯者，王繼文對明興禮寫的這部評傳頗有見地：“作者在批評上所站的立場，在讀者方面看來，也許覺得有可批評的地方，但是他的研究精神和溝通中外文化的工作，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后記》的最后一段，譯者寫道：“我應該向巴金先生致謝，他借給我不少的書供我參考”。可見，譯者與巴金相熟，在翻譯這部書時，得到了巴金的大力幫助。翻譯巴金評傳，又能得到傳主提供的不少參考書，這是最為直接而有效的幫助。另外，這部譯著得到了朱雯先生的校閱，朱是翻譯家，也是巴金的好友，對于此書當是權威的審稿者。譯者另提到“一位比國朋友”，其不但鼓勵譯者出版此書，還打算把法文原稿譯為英文。不知這樣的文壇好事，最終實現了沒有。這個比國朋友，應該是他們共同的朋友、比利時漢學家善秉仁。

此書裝幀設計頗有特色。豎式封面以巴金翻譯亞奈米洛夫小說《笑》的手跡襯底，右邊一幅中年巴金的鋼筆畫肖像。封面勒口處用來介紹作者，第一句話引用了作者的話：“‘巴金小說的價值，不只是在現時代而特別是在將來的時候要保留著，因為他的小說是代表了一個時代的轉變’。這是作者在讀完巴金的整個作品后，所下的一個結論。”接著說作者“早年學文學，又習哲學，在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后，來華研究中國文學，這本書，便是他在巴黎大學得到文學博士論文的一部分。作者用他的文學家的天才，和哲學家的冷靜的頭腦，來描寫巴金的生活，來綜合、分析、比較巴金的作品，讀了本書，便會對巴金有一個系統的觀念”。

可以說，當年出版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一書，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也談不上有多少影響，所幸的是，在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上海書店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一大批民國年間的文學書籍，標以“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叢書，《巴金的生活與著作》列入其間，出版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嚴格來說，一九五○年的出版物，已不該劃入民國范疇再行影印，這實在是個例外。主持此事的劉華庭先生想到巴金手頭未必有該書的舊版本，特意到巴金府上送呈此書影印本，看巴金翻閱書頁時的怡然神情，頗感欣慰。

關于這本書的寫作緣起，要說到作者明興禮。他于一九一二年九月出生于法國北部諾爾省的翁斯科特鎮，一九三七年受法國耶酥會派遣來華傳教。先在北京德勝院學習中國文學和歷史，兩年后到天津工商學院，擔任體育總監和校舍學監。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他被派往上海徐家匯神學院攻讀神學。五年間，他成了徐家匯藏書樓和不遠處的震旦大學圖書館常客。此后，他開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并從巴金的《家》入手，作為研究巴金的起點，寫作了第一篇論文《巴金〈家〉里人的狀況》。一九四五年，他完成學業返回天津工商學院，擔任英語教師。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他回到法國巴黎大學，完成其文學博士論文，文中以魯迅、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十二位中國現代作家作為研究對象。其中，關于巴金的內容，就成了后來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

一九四六年，明興禮準備回國前轉道上海，經過朋友的熱心聯系，獲得巴金的慨允并向他發出邀請。這樣，五月三十日，明興禮第一次走進了巴金家的大門。聊談之余，還呈上論文中關于巴金的內容，巴金回贈《短笛》《巴金短篇小說集》兩書。第二年，明興禮完成巴黎大學的文學博士答辯后，返回中國時在上海作短暫停留，第二次拜見了巴金。之后，明興禮回到天津津沽大學（原天津工商學院）外文系，教授比較文學和法語，并繼續完成關于巴金評傳的最后幾章，期間與巴金保持書信與書稿的往來，巴金審讀了全部法文書稿，表示“我并不贊成您的一些見解，但這是我們兩人立場的不同”，并就全書的結構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一九四九年七月，明興禮獲悉巴金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趕到北京第三次見了巴金，并在巴金推薦下，先后拜訪了一些在京的重要作家，如沈從文、曹禺、馮至等。

三見巴金，對明興禮來說是難忘的。之后，新中國成立，關于明興禮的信息就消失了。他是神職人員，有一次見巴金時還穿著神職服裝，應該是回法國了。離開中國前，他從巴金贈予的《還魂草》中選譯了《莫娜·麗莎》，發表在當年法國《世界節奏》第一期上。從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的六年間，巴金先后寫給他三十一封信。據說，近來法國文化界方面正在與上海巴金故居合作，翻譯這批書信。相信不遠的將來，這將成為研究巴金的一批極其珍貴的史料。

四十多年后，明興禮讀到法語版的巴金《隨想錄》，于一九九三年寫的回憶錄中說：“作為一名耶穌會傳教士，我來到中國，認識巴金，認識他的赤熱的心，他的慷慨激情，他的優秀的冷靜和簡樸，他的忠誠友誼，以及他對敵人的百折不饒”。

無論如何，明興禮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是第一部研究巴金的評傳專著。

開山拓荒的《作家巴金》

另一種較早出現的巴金評傳，即是余思牧所著《作家巴金》。此書由香港南國出版社初版于一九六四年八月。版權頁上部，有該書《內容簡介》：“本書是作者‘現代作家研究論叢’之一。作者從生平、生活、作風、創作實踐、藝術成就、文藝觀點等各方面評介了現代的偉大作家巴金，肯定了他的藝術成就，分析了他的文學創作的發展路向，指出了他的足為青年榜樣的言行。本書作者是個有高度文藝修養的作家，曾對巴金的生活經歷及創作經歷作過深刻的研究。此次寫作又獲得巴金的熱情協助，故此本書是一本資料最新的、觀點較全面、較細致地評價了巴金的著作。它非常值得讀者重視和歡迎”。

該書分八個部分，即從“巴金的童年時代”開始，接著是“巴金的家庭”“從成都到上海”“從上海到法國”“抗日戰爭前后的巴金”“巴金的為人”“巴金的小說創作”“巴金的散文創作”，最后的標題是“巴金的文藝思想”。

前五部分主要寫巴金的生活與家庭，后三部分評論巴金的文藝創作。書的結尾，作者寫有較詳細的《后記》。首先，作者談了這本書的寫作緣由。從五十年代起，香港南國出版社先后印行了巴金的多種著作，深得廣大海外華人歡迎，有的列為高中華文課外必讀書。更有不少讀者讀了巴金的書，紛紛向出版社打聽作家的各種情況，出版社無法一一回答，就商請作者寫一部介紹巴金的書。

作者十多歲讀高中時就是一個“巴金迷”，后來，作者做了老師，走上講壇，講過巴金的作品，也寫過一冊《巴金杰作選講》。所以，出版社及朋友們鼓勵他寫巴金評傳，還送來了不少相關書籍供他參考。從一九六○年底起，作者開始系統地讀巴金著作，尤其是《巴金文集》前九卷。真要動筆，仍覺得困難重重。他不知道巴金的地址，就鼓起勇氣給巴金寫去一信，寄往北京中國作家協會請求收轉。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巴金在第一次回信中寫道：“您要寫關于我的過去的書，我不反對，也愿意幫忙。”信中，巴金耐心地回答了五個問題。又寄去作者不易買到的《巴金文集》第十至十四卷，以及相關資料。在以后三年多時間的寫作過程中，巴金一直給予作者關心和幫助。初稿寫成后，作者呈請巴金作了審閱修訂。正如巴金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給作者信中所言：“別的意見我都不講了，因為一，這是您的文章，當然有您自己的看法，二，我也很忙，沒法寫較長的信。”

《后記》結尾處，作者寫道：“我尊敬巴金先生，喜愛他的為人及作品，但我覺得巴金先生或讀者，一定愿意及希望，我在寫作中能具有科學精神，并不以個人的興趣和感情來代替它。所以，我沒有把自己所敬愛的作家描寫成完美無缺的理想人物，我雖努力意圖用科學觀點，來分析和評論巴金先生在各個歷史時期和時代環境中的成敗得失，并分析和談論巴金先生的創作在思想上和藝術上的優缺點所在”。

這是文學作者、尤其是人物評傳作者的一種難能可貴的實事求是文風。

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巴金給作者回信中說：“南國出版社重印《作家巴金》，我無意見。增加年表，也好。”從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后期，巴金前后一共給余思牧寫了二十七封信。幾乎每次回信，都會談及《作家巴金》的書稿。這些信的內容，近年大多得以披露。

關于作者余思牧，《巴金文集》的注釋是這樣寫的：“加拿大籍作家，企業家。”他祖籍廣東，一九二五年五月出生于加拿大，父親在當地經營一家超級市場。他五歲返回廣州念書，廣州淪陷后轉學到香港培英中學續學，并開始愛好文學，出版第一本小說集《中華兒女》。香港淪陷后，他又回到廣州，在廣州大學附中完成高中學業。后因戰亂，一度逃難至粵北、桂林、貴陽。抗戰勝利后，他回到廣州大學讀經濟系，又北上蘇州，攻讀東吳大學法學碩士，畢業后任教廣州大學兼任出版組主任。一九四九年應聘擔任香港八達中學校長，同時被聘為長城、鳳凰兩家影業公司編輯。五、六十年代，他先后任香港萬千出版社、鳳凰出版社和南國出版社總編輯。一九六八年，他移居加拿大。余思牧傾其全力在香港出版了《巴金文集》十四卷本，對于巴金的著作在東南亞一帶的傳播功不可沒。

此書封面設計亦富特色，中間是一幅毛筆繪制的巴金肖像，下部嵌書名《作家巴金》。此書初版一售而空，在以后的十多年中重印達二十一次，累計印數達三萬三千冊，影響遍及我國香港，遠播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尤其在華僑讀者中久負盛名。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余思牧多次來上海看望巴金。他在晚年病魔纏身的情況下，把二十萬字原著擴展到八十余萬字。二○○六年四月，他在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了精裝兩卷本的《作家巴金》增訂本，實踐了早年許下的一個心愿：“待我在稍后的時間中，能在大家的幫助下重寫一次，以便較全面的，較正確的介紹巴金先生，較具體的，較深入的探討和分析巴金先生的創作思想及藝術成就”。

對于作者及早期出版的《作家巴金》，誠如巴金研究專家陳丹晨先生所說：余思牧“是一位傳奇人物，《作家巴金》具有開山拓荒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