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在文學的創作活動中向來是重要而難以梳理的話題，當然，它的魅力也正在于困難。

一個顯而易見的層面是作品的面貌。在新時期文學的初期，不少作品出于文化的理由，把地域文化的表現當做作品的重要追求，如《老井》《最后一個漁佬兒》等。《老井》當然寫的是人，是旺泉和巧英的愛情悲劇，但這個悲劇的感染力來源于太行山區老井村的傳統文化對人的命運的規定、裹挾、束縛。祈雨的傳統、兄弟共娶女人的習俗、廟里的大戲、盲人演唱、神婆、山歌、傳說，等等，獨特的地域文化元素，與山村惡劣的生存環境、人的夢想與掙扎交織在一起，從而在歷史的進程中，凸顯出命運的嚴酷、人的堅韌、理想的崇高。《最后一個漁佬兒》面對的是傳統的打魚與現代文明之間的沖突，只有呈現出“傳統”的豐滿，才能讓人感受到一種生活方式的凋零及其傷感，而地域文化元素恰好可以承擔展現傳統的重任。葛川江獨特的自然風光、漁民的日常生產生活、魚類知識、滾鉤的工藝、漁家風俗，沒有這些地域文化的烘托，福奎的凄涼和邊緣化便難以凸顯，最后一個漁佬兒的挽歌便不足以被喧囂的時代聽見。作為對全球化尤其是對西方文化的一種反應，作為一種文化自覺的態度，許多新時期文學的作品，不約而同把對地域文化的表現視為一種敘事的策略，《紅高粱》《商州》《爸爸爸》等等，都是如此并由此形成了影響廣泛的“尋根文學”潮流。

當然，在當代文學的進程中，地域文化并非僅僅是一種敘事策略。在后來的創作中，地域文化不再是動機分明地表達一種文化態度，而是人物生存、生活和命運展開的有機組成，是人物之所以如此的說明，是作家之所以敘事的根據之一，是虛構世界得以成立、自恰的天然邏輯。比如大多數藏地作家的作品都具有鮮明的高原地域文化、自然特征、社會風貌，《水乳大地》漫長生活中的堅韌、《綠松石》歷史螺旋前行的善良、《放生羊》日常生活輪回中的慈悲，都是藏地高原地域文化與人物命運交融一體的具體呈現；大多數草原作家的作品，都帶有與農耕種植生產方式完全不同的牧業生活以及草原文化和自然環境，如《狼圖騰》《狼孩》等在草原文化的背景下，對人與自然、傳統與現代復雜關系的表現；而《敦煌本紀》則以80萬字的篇幅呈現了大漠戈壁世界。作品以甘州、沙州、涼州、玉門關、莫高窟、嘉峪關、烏鞘嶺、祁連山等，展開以敦煌為中心的河西大地；以開窟、守窟、爭水、伐冰、文武和事老協會、馬幫等地域生活細節、文化事件，描繪出一幅西域大地上前赴后繼、意氣澎湃的恢弘畫卷。在這些作品中，地域文化不再是與另一種文化沖撞的反應或策略，而是確鑿的建筑結構，是作品不可分解的精神氣質。

另一個層面是主體層面，是作家與地域文化的關系。盡管作家的主體世界構建有先天稟賦、教育學習、生活閱歷、訓練實踐等等因素，但作家成長或長期浸潤的文化環境，即地域文化，起著至為重要的作用，深刻影響作家的文學觀念、題材選擇和把握、思維乃至語言習慣。在這個層面上可以把地域文化看做作家血脈中的文化基因，它對作家的影響是終極的、畢生的，不會因為作家生活所在地域的遷徙而變化，比如生活在北京的沈從文，寫出的是湘西世界，同樣生活在北京的廢名卻把鄂東大山作為創作的背景地。地域文化基因在不同作家的創作中，在同一個作家的不同作品中的表現是如此的常見、紛繁和不同，以至于我們往往把它視為日常，不去專門關注，或者簡單地一眼帶過，也或者孜孜以求，也未能梳理出它影響一個作家、一部作品的軌跡。《四世同堂》既體現了地域文化對作家語言風格的影響，又鮮明地體現了地域文化對作品題材、審美的影響。地域文化對創作主體的影響也可以潛藏在更深的諸如世界觀或哲學的層面，沈從文創作中表現出來的被稱之為“天人合一”的審美哲學，它事實上是荊楚文化中以“老莊”為代表的自然無為的自由精神。學界多年來一個基本的共識是，荊楚文化的審美旨趣如陰柔之美、素淡之美、自然之美、天地大美等等觀念，在整體思維方式和具體文體的創作實踐上，都深刻影響了后來的文學以及藝術。沈從文對湘西神秘世界的展示，對閉塞、原始、古樸地域風情的描繪，對楚地文化、自然地理乃至詩意生活的呈現，就是地域文化對創作主體建構和影響的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例證。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荊楚文化是中華大地上不同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它有鮮明的特質和獨特的內涵。在倡導突出荊楚特色和長江元素的當下，有必要進一步梳理它的內涵、表現形式以及它對創作曾經的影響。在談到荊楚文化時，人們自然首先聯想到楚國先民篳路藍縷的精神、屈原的詩歌、浪漫主義、巫術以及漆器、編鐘等。這些無疑是荊楚文化的一部分，但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下，還有老子的《道德經》、莊子的散文、長江文明、江漢平原人與水之間的關系，以及因為水而積累的各種文化，比如江漢平原的三棒鼓、花鼓戲、楚戲，這些文化很大程度上蘊含著人在水的包圍中生產生活生存的智慧、觀念、情感。三棒鼓就是洪水泛濫后走鄉串戶謀取生存的常用道具和表演形式。

總的說來，荊楚特色大致上有，以楚辭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抒情傳統，充滿熱情和奇特的想象；以老莊思想為主體的文化哲學，這是荊楚文化中帶有系統性、整體性意味的本體論思想，在美學追求上它強調自然、直覺、意境、氣韻、體悟、想象等等，這些今天人們論及藝術仍然不斷探討的話題，其源頭正是荊楚文化的老莊思想；圍繞水而衍生的水文化以及水社會。在河流密布的荊楚大地，人與水的關系是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或主要部分。在長期的歷史積淀中，人們不僅思考著堵、疏這些基本的治水策略，也有諸如圍垸、挽堤、造田、養殖、造船、航運、織網、捕撈、抗洪、防汛等復雜而系統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會風俗；荊楚地域有影響的戲曲文化，歷史文化、革命文化以及改革開放40年進程中產生的地域性現象，如建筑之鄉、小龍蝦第一縣、世界一流的橋梁大壩建設隊伍等等。

這些不算嚴謹的歸納，包括了地域文化的各個層面，它們在當代文學中的呈現當然是不平衡的，有的表現的充分，有的沒有得到呈現或者很少被觀照到。鄢國培的《長江三部曲》把國內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不同時期的社會生活，通過輪船公司和航運事業展現在千里長江之上，集濃郁的地域風情和長江元素為一體，堪稱一部磅礴的表現長江元素的宏大敘事。映泉的三卷本《楚王》涵蓋從楚國的創立到滅國，作家比較系統地展現了早期荊楚大地的地域文化和長江文明。在他們之后，劉醒龍的《圣天門口》等多部長篇，對大別山的自然地理、社會風情、民間風俗、革命歷史給予了立體的觀照和書寫，某種角度上，這些作品健全和豐富了社會對大別山的認識。池莉的《來來往往》《漢口情景》也從未有過地擴大了外界對漢口城市風貌和地域文化的了解，傳達了一座城市的氣質。而近年來李修文在散文創作中，十分重視荊楚地方戲曲元素，以藝術實踐闡釋了創造性轉化的魅力。

在新時代的文學發展中，無論是自覺把地域文化變成藝術表達的語言，還是進一步凸顯荊楚特色和長江文化，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還有待于真正扎根人民，汲取地域文化的營養，把優秀的地域文化轉化成為藝術血液和本能，貫穿字里行間，彰顯出有根底有基因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