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體》出版，到劉慈欣、郝景芳相繼獲得“雨果獎”，再到《流浪地球》刷新票房紀錄，中國科幻在近年收獲了前所未有的熱度和關注，甚至在全球產生影響。

日前由花城出版社、花城雜志社、南京師范大學江蘇當代作家研究基地主辦的“中國科幻小說出海反思與展望”論壇，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舉行的。國內七位科幻作家韓松、寶樹、趙松、飛氘、糖匪、王侃瑜、陳楸帆，以及評論家嚴鋒、何平匯聚南京，以“是世界改變了我們，還是我們改變了世界”為題展開探討，意在回顧中國科幻“出海”的歷史，并對如火如荼發展中的科幻文學現狀做一個客觀的評估，以助于中國科幻文學有更為開闊的發展前景。

對科幻產業整體思考包括創造上，我們還處于初級階段

所謂中國科幻“出海”，顯然是中國科幻文學輸出海外的一個形象化說法。如韓松所說，當我們關注這個話題，同時不能不認識到，中國科幻文學本身就是一個舶來品，它怎樣適應中國的土壤，生根發芽，然后結出碩果，非常值得研究。而中國科幻“出海”，實際上是中西方文明對話的產物。

韓松介紹說，中國科幻出海的先軀叫鄭文光，今年是他誕辰90周年，他以《火星建設者》獲得1957年莫斯科世界青年聯歡會大獎。但中國科幻真正受關注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最開始包括葉永烈等幾位作家受到追捧。從1997年開始，中國科幻小說的繁榮期到來了，期間產生了很多優秀的作品。2006年，劉慈欣最重要的作品《三體》開始在《科幻世界》上連載，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這之后，一些中國科幻作家被邀請訪問各國文學節，也陸續有作品被翻譯到西方去。”

對于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科幻，嚴峰則把它分為三個時期。首先是“后《三體》時期”。在他看來，《三體》出版是中國科幻史上具有決定性的事件，讓科幻愛好者士氣大振。“‘后雨果獎時期’則讓科幻文學向整個社會輻射泛化；‘后《流浪地球》時期’就是一個爆炸，不是文學事件，而是完全變成社會事件、文化事件，輻射的空間巨大，一部科幻片完成了一次大爆炸。”以他的觀察，這樣的熱度是好事，但需要保持清醒。“雖然熱度并不代表質量，但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熱度。可以蹭熱度，但是不要被熱度蹭，也不要被其裹挾，而是要追求自我上升。”

話雖如此，以科幻作者之外一個觀察者的角度，何平分明感覺到，《流浪地球》“出海”之前，科幻文學作者還能夠安靜寫作，但這之后大家都似乎安靜不下來了。在他看來，科幻文學現在表現搶眼，也并不是說真就很好了。實際的情況是，從科幻文學理應具備的科學維度、幻想維度、文學維度這三個維度來衡量，現在很多科幻文學作品嚴格來講是不及格的。“有些作品缺少當代的科學意識，能叫科幻文學嗎？有些作品沒有幻想性，能叫科幻文學嗎？還有些作品文學性不過關，能叫科幻文學嗎？當然不能。現在科幻文學應該到‘清理門戶’的時候了。”

誠如飛氘所說，劉慈欣雖然幾乎“以一己之力把中國科幻提升到世界級高度”，但目前科幻寫作者數量少，具有廣泛共識的經典科幻作品稀缺，讀者和市場對科幻文學接受度不高，依然是中國科幻文學面臨的嚴峻現實。“目前只有劉慈欣受到市場的高度關注，并登上作家富豪榜。與其說市場或者讀者接受了科幻文學，不如說接受了劉慈欣式的科幻宏大敘事。”

以飛氘的理解，中國科幻文學在理論建設方面，也有許多重要問題沒有厘清。“譬如什么是‘中國科幻’？是由語言、國籍還是文化價值觀來定義？《流浪地球》被認為體現了中國人的集體主義價值觀，那是不是只有中國才有集體主義？這些和科幻文學相關的本體性理論問題亟需廓清。”陳楸帆也認為，對科幻產業整體思考包括創造上，我們還是處于初級階段。“最關鍵的就是多樣性的缺失。另外我們在題材的開闊，風格的探索以及對文學性的追求上，也存在缺失。”

當然這也有歷史原因。追溯中國科幻文學的發展歷程，誠如美國衛斯理學院教授宋明煒所說，盡管科幻小說在晚清曾怒放一時，但它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幾乎為人們視而不見。中國科幻小說新浪潮開始吸引文學批評界的注意，是2010年后的事情。相比西方，尤其是美國在科幻文學上的深厚積淀，處于重新出發階段的中國科幻文學發展可謂任重而道遠。

在邁向世界前，我們要先清醒客觀地審視自身

事實正是如此。如陳楸帆所說，中國科幻“出海”，無論是想在文學領域還是在科幻產業上有所作為，都必須接受美國市場和全球市場的考驗。但在可見的時間內，中國科幻大量進入全球市場還比較困難。

而以陳楸帆的觀察，中國科幻“出海”，其實是一個通過走向美國從而走向世界的過程，這個過程對國內科幻寫作的狀態，包括寫作者的生態以及整個行業發展，都能形成一個觀照，從而照亮中國科幻作者、從業者前進和改進的方向。“只有在美國市場打開局面、獲得認同，其他語種才會跟進，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三體》也是一樣。通過海外市場的接觸會帶來很多可能性。我們看到在影視領域，美國市場可以規模化地制造影視IP，它是以全球電影市場作為龐大支撐，很多片子在美國本土票房虧損，但因為有了龐大的全球市場才有底氣、實力開發新的科幻故事和題材。如果我們想要在科幻IP包括文化輸出這條路上走得更遠，必須借助海外市場，尤其是美國為首這種英文市場的強勢的輻射力量。”

雖然中國科幻當下迎來了很好的發展契機，但在陳楸帆看來，中國科幻“出海”還有不少難題需要破解。他有不少和國外出版商打交道的經驗，美國一位負責引進他作品的女編輯就曾問他：為什么經常用“無知”“天真”“脆弱”來形容作品中的女主角？為什么女主角永遠都在等待男主角的拯救？“雖然我寫的是一個成長型的女主人公，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科幻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出發點，實際上也受到國別，還有意識形態的影響，在邁向世界前，我們要先清醒客觀地審視自身。”

倘是換個角度，本土性也恰恰是中國科幻受到西方關注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韓松看來，科幻文學作為舶來品，在本土化過程中打上了強烈的中國色彩和中國烙印，比如電影《流浪地球》所體現的集體主義、家庭觀念等，讓西方感到既震驚又陌生。“他們認為，要了解中國的未來，必須先了解中國的科幻。全球化發展到今天，人類越來越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中國科幻探討的議題，諸如機器與人類的博弈、環境生態危機、能源危機，太空探索等等，同樣也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重大議題，所以中國科幻迅速地成為世界性語言。”

某種意義上也因為此，很多科幻小說作者認為自己作品“出海”的時機到了。他們就會像寶樹說的那樣有意無意揣摩外國讀者，尤其是美國讀者喜歡看什么。寶樹提醒道，雖然中國科幻界有這么多作品發表，但讀者基礎相對還是比較薄弱的，作品“出海”也并非意味著成功。“我們得問問自己，到底為什么創作？是為到國外拿大獎，是為讀者去寫作，還是為實現我們自己的文學夢想？”在他看來，能否“出海”理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如果以此目的寫作，心態上就難免過于浮躁，“為了在國外獲獎，迎合西方讀者口味而塑造出來的‘中國性’，是我們真正想要描寫的東西嗎？”

以此對照，劉慈欣的科幻創作有一定的啟發性。以嚴鋒的觀察，作為中國當下科幻文學界的標桿性人物，劉慈欣在任何時候都是悲觀到非常真誠，低調得有些過度。劉慈欣獲獎后，很多人想模仿他的路“出海”。但嚴鋒認為，這樣的模仿并非是成功之道，因為模仿是要具備一些條件的。“你能有劉慈欣那樣的閱讀量嗎？他在娘子關發電廠閑得無聊，把歷屆雨果獎的作品都看了，把從古到今國內外科幻小說都看了，他那個時候還一晚上看兩部電影，你有這樣的時間嗎？”實際的情況是，即使有劉慈欣這樣的條件，也并非很多科幻小說作者都能有他那樣的良好心態。因此嚴峰提醒，科幻文學作者得走自己的路。

幽暗意識可能是當代中國科幻作家給予我們的最重要的禮物

實際上，小到某個科幻文學作者，大到中國科幻文學整體，都得找到屬于自己的路。而從歷史上看，中國科幻是經歷過一些艱難曲折，才慢慢走上正軌的。

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教授、學者王德威曾在三年前由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辦的“科幻文學”主題工作坊上指出，晚清政局動蕩時，各種小說同時興起，并為“中國現代性何去何從”提供最發人深省的觀察。“其中科幻小說獨樹一幟。但科幻小說卻在‘五四’傳統中被淹沒了。當現實主義書寫成為新文學的主流，科幻所孵衍的各種空間想象基本存而不論。”

之后相當長時間里，人們在以‘五四’為基準的文學書寫范疇內特別強調感時憂國，特別強調文學反映、改造甚至創造人生。王德威認為，這種憂患意識當然重要，而且是中國現當代文學非常重要的一種思維方式和寫作態度。“但相對于憂患意識，幽暗意識可能是當代中國科幻作家給予我們的最好、最重要的禮物。”

何謂幽暗意識？在王德威看來，它不僅探測各種各樣理想或理性疆界之外的、不可知或是不可測的層面，同時也探溯和想象人性最幽微曲折的面向。“在各種各樣的國族論述之外，我們也應當想象那么龐大的宇宙和星空所綻現出來的種種不可思議的能量，和人類面對這樣能量所做出的在人類文明上非常驚心動魄的抉擇。這樣的幽暗意識不再能被簡單地歸納為‘五四’之后的感時憂國，它引領我們到另外一個更廣大的、更深不可測的領域中去。”王德威感慨，科幻小說作家碰觸了人們在一般主流作品中不曾注意到的或不敢書寫的話題。“這種自愿站在邊緣、甘居異端的能量和想象力，我以為是讓中國當代文學，甚至廣義的政治歷史的想象力得以前進、得以有更新創造力的一種契機。”

然而，在劉慈欣發表《三體》前，中國科幻小說雖不乏佳作，但仍局限在小眾圈。劉慈欣曾感慨道：“我們可能是國內學歷最高的寫作群體，最活躍的十幾個科幻作者里，三分之一具有博士學位。彼此間的共性多些，圈子比較封閉，和主流文學的交流很少。”而在相當長時間里，只有葉永烈的《小靈通漫游未來》，算得上能體現科幻文學一定程度上的影響力。這本寫于1961年、1978年才出版的科幻小說銷量高達300萬冊。這一紀錄在三十多年間也從未被打破。進入新世紀之初，隨著穿越、奇幻、玄幻等類型興起，科幻也一度被擠到邊緣。科幻小說也多半被歸為科普讀物，甚至歸入兒童文學之列。如此看來，即便近幾年中國科幻似乎一夜之間火了，但要說能產生世界性經典，還為時尚早，而大眾熟知的中國科幻小說也似乎只有《三體》。相比西方科幻文學幾十年如火如荼的發展，中國科幻無疑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科幻是世界性的語言，表達對人類命運的憂思

如今，中國科幻可謂迎來了最好的機遇。誠如韓松所說，科幻是世界性的語言，表達對人類命運的憂思。“現在全球都在討論‘灰天鵝’‘黑犀牛’、能源生態危機、宇宙的歸宿……科幻就是通過逼真的想象創建了一個蠢萌的‘異托邦’，幫助這個時代的絕望者，在現實中找到了一個避難的空間。這有助于中國科幻迅速成為世界性語言。”而科幻在中國之所以能夠形成一種熱浪，在韓松看來，是基于科幻作為一種時代的文學，關注焦點放在未來而不是過去，更關注人類整體而不是個人，同時提供新的故事來影響大家看問題的思維角度。當然，中國科幻在提供新的講故事的方式上依然是有所欠缺的。以此看，談論中國科幻出海話題，也包含了對中國科幻文學作者講好中國故事的期待。

當然講好中國故事，也并不意味著科幻作者就要被中國身份所禁錮。糖匪在國外發表過八篇小說，她說，里面沒有一篇是迎合外國人去寫的，但她也不強調中國身份。“如果是以中國身份，你始終跟外國科幻有一種攀比關系。畢竟，科幻在中國是舶來品，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面，中國科幻是一個追隨者，有濃重的模仿印記。但現在很多年輕作者，他們不僅從科幻作品中汲取養分，他們的閱讀經歷和文學修養，使得他們有可能告訴世界：科幻是什么。這是我希望達到的境界。”

身兼科幻作家和科幻行業從業者的王侃瑜表達了同樣的期望。她目前就職的“微像文化”，是一家致力于科幻版權和文化推廣的故事運營商，他們和美國科幻雜志《Clarkesworld》合作推出“中國科幻翻譯專欄”，每個月會刊登一篇中國中短篇的科幻小說，至今已經有40多篇。她希望有朝一日，所有國家所有語種的科幻能夠被一視同仁地對待，而不是過多地去關注它來自于哪里。

但不為中國身份禁錮，并非指的中國科幻作者的寫作回避中國的現實。事實上，就像嚴鋒說的，當下中國科幻文學發展正面臨著兩個較為有利的條件。《紐約客》在評價劉慈欣的科幻小說時，曾經批評美國科幻太局部，關心的都是美國文化，這和美國社會門羅主義的興起有一定聯系。中國目前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命題，站在了一個道義、情懷和眼界的制高點，“當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無法承擔這樣的重任時，只有中國科幻文學挺身而出。”另外一個有利條件，涉及文學自身的轉向。文學自誕生起就有反映現實的鏡像功能，但隨著媒介的發展，我們正處于泛文學、泛寫作的時代，文學反映現實的功能正在被慢慢淡化，科幻文學作為另一種維度的文學，或許能在未來部分肩負起文學反映現實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