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自信和理論自覺的輿論引導下，我國學者的理論主體意識逐漸增強，構建中國文論話語的熱情也日益提高。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所構建的中國話語固然是植根于中國經驗、旨在解決中國問題的理論話語，但它同時必須具有國際意義才會具有更加普遍的理論價值，才有可能成為像馬克思學說那樣能與世界各國實際相結合的普遍原理——這當然是我們進行理論研究的最高理想，需要為之進行長期艱苦的不懈奮斗。

青年學者吳娛玉的新著《西方文論中的中國》（以下簡稱吳著）一反百余年來“西學東漸”之學術大勢，轉而從“東學西漸”這個相反的方向探討了中國文論和文化藝術對于西方文論的影響，對于長期靠輸入西方文論過活、導致中國文論陷入“失語”之尷尬境地的中國文論來說，這種研究無疑使中國學者的精神為之一振。吳著還有效地借鑒了德勒茲《千高原》緒論中的“塊莖”方法論，使多個不同的個案所包含的問題意識既各自成篇，又集合起來共同指向一個大的問題，使人興味盎然。屈原《離騷》有句曰：“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吳著正是中國文論走向世界的一個先導。

中國，是后殖民理論家薩義德“東方主義”涉及到的遠東，是斯皮瓦克“屬下”理論所關注的底層，是左派理論家詹姆遜、德里克“第三世界”涵蓋下的亞非拉，也是朱利安所謂的歐洲文化之外的“他者”。吳著要追究的問題是：中國作為對象和方法究竟在西方理論中扮演了何種角色、發揮了何種作用？中國文化又是如何在西方理論中存活、變異、生長、運作的，它經歷了怎樣的理論旅行和接受過程？新時期以來，西學的重新大規模涌入給當代中國文論帶來了大量新思想、新理論、新方法和新話語，與此同時也對中國學者提出了巨大挑戰，必須清楚地闡釋歐美文論和中國文化之間事實上已經存在的“雙向互動”關系：一是歐美文論影響中國，二是中國文化進入歐美。國內學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第一個層面的問題，但很少學者關注第二個層面。造成這種理論局面的原因是中國文化對歐美的影響并非像歐美文論對中國的影響那么明顯而直接，且這種影響呈現碎片、零散、非系統性的特征，所以一直以來未被學界重視。作者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文化對歐美文論的影響源遠流長，它們有的成為歐美文論的結構性要素，有的成為其問題意識，有的成為其思想資源，有的成為異質的參照物。有鑒于此，吳著試圖對中國文化在歐美當代文論中的存活、變異、生長和運作加以繪圖，并對中國文化經歷的異域旅行和接受提供某種融實證材料與理論分析于一爐的知識學的理解。

這樣的研究思路具有多種好處：第一，增強中國學者的批判的能力。我國學者立足于我們熟悉的本土文化，所做的論述就不再是單純地梳理未知的西方理論，而是根據本土文化提供的尺度和理解，去反思西方理論的生產模式，思考西方理論家對哪些中國文化感興趣，他們又是如何加以改造利用的，中國文論又是如何融入西方理論并產生影響的。第二，有助于我國學者反觀中國文論的國際意義。西方理論家運用中國元素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單純地研究中國文化，而是借中國這個“他者”來反觀自身，為西方思想走出理論困境提供理論資源。這就從側面提醒中國學者，我們的文論資源中哪些要素更具有國際意義和價值；第三，有助于厘清誤讀。西方學者征用中國文化時，經常性的做法是為我所用、片面吸收。這就需要我們厘清他們的某些誤讀；而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往往會經過西方理論的加工之后再度回到中國語境，在理論雙向旅行中談論中國的部分已經全然改變，它只保留了其符號意義，而內容已經完全抽空，如果中國學者不假思索地用以解釋中國問題，西方理論的洞見就有可能變成我們的盲點。該書的研究思路就是澄清西方理論對于中國文化的種種誤讀。

帶著上述理論問題，吳著圍繞著“西方文論中的中國”這個主題，全面、系統地梳理以碎片的形式散布在歐美文論中的中國元素，用爬羅剔抉的細致功夫，將散落在異域他方的中國念珠串聯起來，展現中國文化在當代語境下的國際價值，其潛在的學術立意則是：作為中國學者，作者更關心如何以我為主，在反思西方中的中國文化同時反觀自身，進而思考自身問題的解決之道。吳著提出，中國古代思想以及革命理論與實踐成為20世紀歐美學者對中國文化關注的焦點，借助20世紀歐美文論這個鏡像，可以進而反思中國文化自身的種種面相和特點，并以此努力來縮短“文化貿易逆差”的水平，從而為提振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添磚加瓦。這些學術思想都極為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