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建設工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作家的全集（文集）、年譜和研究資料，為作家研究提供了相對完善的文獻保障體系。但是，作家研究文獻保障體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而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幾乎所有作家的全集都不全，即使最為完備的《魯迅全集》也逃不脫被補遺的命運。文學研究是一種接力的事業，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的發掘同樣是一種接力的事業。長期以來，經過幾代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在作家全集或文集的出版和其研究方面均有較為顯著的實績和規模，但仍有大量的作家佚文佚簡亟待搜集、整理與研究。以嚴謹科學的態度搜集整理、輯校和考辨史料，搜集更為齊全的作家作品，編訂更為翔實的作家著譯年表，編纂更為規范的作家全集或文集，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基礎建設工程，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向縱深推進的必由之路

汪曾祺自言“我年輕時寫的信都已散失”，孫犁痛惜“在晉察冀邊區工作，我曾給通訊員和文學愛好者，寫過不少信，文字很長，數量很大，但現在一封也找不到了”，楊苡遺憾“從 1936 年到 1938 年我在天津的這一時期，巴金先生寫給我的十多封信早已同另外 40 封珍貴的信一起全部化為灰燼”。由此可知，作家書信保存殊為不易，正如解志熙所言，“佚簡的發現比佚文的發現更難，因為佚簡往往隱藏在私人手中，而由于時移世易、人事代謝，許多佚簡恐怕都被棄置不顧而難免湮沒的命”。幸運的是，我們在舊期刊或舊書網站或拍賣圖錄上還可以搜尋到部分散佚的作家書信。不過，并非所有的佚簡都值得鉤沉。我們不能為打撈而打撈，不能為拾遺而拾遺。史料的搜集、整理，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研究的深化。單是筆者近年就輯錄了蔡元培、巴金、曹禺、郁達夫、朱湘、梁實秋、沈從文、夏衍、田漢、熊佛西、王統照、洪深、于伶、吳宓、吳組緗、蕭軍、陳望道、袁昌英、李霽野、趙家璧、施蟄存、馮至、鄭敏、柯靈、吳小如、陳忠實、鐵凝等眾多名家的佚簡，并在此基礎上對佚簡涉及的文學史話題略作梳理。

現當代作家幾乎沒有不作過演講的，但留存下來的演講稿未必完全可信，尤其是那些未經演講者審閱的記錄稿。1933 年 7 月 8 日出版的《華年》周刊第2卷第27期讀者來信欄有蔡元培致《華年》記者的書信一通，其中提到：“貴周刊第二卷第二十五期，有《太平洋國際學會的真相》一篇，對于六月十六日《時事新報》所記鄙人談話，糾正六點，鄙人完全贊同。先生疑《時事新報》所載談話，非鄙人意見，深佩先生之明察。該報所載，不但非鄙人之真意見，而適為相反。”無獨有偶，《學校新聞》1937 年第 64 期刊有《曹禺先生來信關于他在中大的講演》，曹禺在給編輯的信中提到：“貴刊所載鄙人在中大演講，與當時實情大有出入：第一、當時只是閑談，并無這樣嚇人的題目，如‘中國話劇應走的路線’。第二、我并沒有提起任何劇團來批評，所謂‘南國劇社’的記載，不確；提到‘四十年代’說他們演出的戲‘是給有閑有錢的人看了消遣的’更不確。（相反地，我以為‘四十年代’在南京的幾次完美的演出，有些戲決不為‘有閑有錢，只圖消遣’的觀眾所喜的。）至于說到第一次在中國上演話劇的是‘南國劇社’，這位代我投稿的先生確實杜撰得太離奇了。其他，或刪或改，或添或誤，尤其是語氣上的恣肆，都令人莫名其妙。誠懇地希望先生能把這封信刊登出來，免滋誤會。”單是這兩封佚簡，就提醒我們在研究作家的演講稿時要格外慎重。作家的演講稿有的早已散失，即使保存下來的，也由于種種原因導致講稿記錄失真。胡適對此就持非常謹慎的態度，他明確表示“講演的筆記，除非是我自己寫的，我向來不收入《文存》里”。演講稿的搜集、整理、研究需要研究者的水磨工夫，作家演講的題目、內容、日期、時間的長短、主辦單位、演講地點、聽講的人數、效果以及演講稿的存佚情況等，都需要研究者進行輯錄、校勘等細致的考證工作。對現當代作家的演講進行系統的整理和研究，無疑有利于開拓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空間。可惜這一微觀研究并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

作家的筆名“紛繁復雜，千變萬化，不了解某些作家的筆名，他們當年載諸報刊的文章就無從尋覓，而翻看當年的報刊，那署以各種筆名的作品，又難知出于誰的手筆”，為了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深入開展，我們必須“揭開這些斯芬克司式的謎語”。《演戲記》《相聲記》《畫梅小記》署名綠鴿，陳子善“從各方面尋找蛛絲馬跡，進行邏輯推理”，參照梁實秋的回憶文《回憶抗戰時期》《憶老舍》《豈有文章驚海內》，推測《演戲記》《相聲記》《畫梅小記》三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梁實秋，綠鴿是梁實秋的筆名。筆者翻閱《益世報?語林》1947 年 6 月 29 日“儒林新語”，注意到一則《梁實秋致弟函》：“耀弟：臨行時寄上一函請至裕中取行李二件，不知收到否。如尚未收到，盼速至裕中，有箱一只，蓋脫，有繩捆罐頭包袱一個，暫為存儲，俟返家時帶回。我昨早登車，十時開，午后二時抵橋，尚未修復，步行二里，爬橋時袋內五十萬元不翼而飛，過橋后無法登車，雇人登肩躍入窗口，入后始知系一廁所，五人擠在其中，頗為舒適，據云稍臭，至夜間十時始到平。慘矣。小琴尚在藩，今晨接祖同電，定期后再來電。平津電話是否不通？匆此即問近好。綠鴿十七日。”梁實秋的這封家信不但證實了綠鴿是梁實秋的筆名，而且如《益世報·語林》編者所言，“述平津行路難情況，甚生動，可當小品讀”。梁實秋的佚信提示我們，好的作家書信集文學性、史料性、趣味性于一體，可讀性非常強。另外，已有學者從書法文化這一新穎的視角研究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家的書信無疑是最好的研究素材之一。

朱自清、楊振聲、胡適、周作人、沈從文、蘇雪林、廢名、臺靜農、林庚、周揚等人在各地的大學講臺，講授名為“新文藝試作”“中國新文學研究”“新文學習作”“新文學研究”“現代中國文學討論及習作”“各體文習作”等或必修或選修的有關新文學的課程，但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吳組緗也開設過相關課程。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的《清暉山館友聲集》收錄了吳組緗于 1947 年 8 月 20 日給陳中凡的書信一通，其中提到， “關于課程，除大一國文而外，其他國文系專開三課，是否皆是全年課程？其中‘現代文學史’一門，以五四以來無論詩歌散文小說或理論，為時甚短，成就不多，內容殊嫌貧乏，緗在中大及四川教育學院國文系任此課有年，均偏重西方文學之淵源影響方面。一因中國新文學實由國外接種，茍于西方文學毫無了解，即難研究中國之現代文學；二因今日研究文學者，當具世界眼光，關于西方文學之知識，實為國文系學生所不可少者。北大、清華及燕京中文系均以此為主要科目（其與外文系所開課之異點，在于此專講中國現代文學所受之影響方面），名之曰‘現代文學’或‘文藝思潮’，全年二點鐘”。吳組緗格外關注中國現代文學與西方文學之淵源影響，尤其值得稱許。此外，吳組緗 1932 年曾選修過朱自清開設的課程“新文學研究”；1942 年在老舍的介紹下，曾兼任國立中央大學師范學院國文系講師，先后講授“現代文藝”“現代文”“小說研究”“文學概論”等課程。為上“現代文藝”課，曾向朱自清和李何林分別索寄《新文學研究綱要》《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嫌《新文學研究綱要》“太簡率”，“擬作《綱要》續篇”，但因“托菽園借全國書目未得” 作罷。1949 年 9 月，應清華大學聘請，擔任該校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講授“現代文學”“歷代詩選”等課程。1952 年 9 月，調任北大中文系教授，講授“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中國現代文學史” 等課程。1986 年 1 月為《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 1937）·散文集》寫導言《關于三十年代的散文》。吳組緗雖然未有正式出版的講授現代文學的講稿或專著，但他寫有不少關于現代文學的經典批評文字，比如《說〈阿 Q 正傳〉》《說〈離婚〉》《〈日出〉漫談》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和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理應有吳組緗的位置。吳組緗的書信啟示我們，作家的身份是多元的，無論是作家論還是文學史研究，切勿將作家研究單一化，而應該多角度、多層面、多方法地研讀作家作品，呈現文學史的鮮活性和豐富性，不斷尋求新的學術生長點。

1946 年 5 月 22 日出版的《月刊》第 1 卷第 6 期，刊有吳組緗給曹辛之的書信一通，其中提到：“渝版《鴨嘴澇》重慶市圖書雜志審查處審查證號碼為 ‘世圖字第二七三七號’。報載滬上亦已撤銷審查，想必可以不用了罷。關于此書各方評介文字，當初弟未留心搜集，報紙上的多聞而未見，雜志上的偶然看到過五六篇。剛才翻閱所存雜志，除抗戰文藝小書專號上面有篇以群兄的而外，再沒有找著別的。著作廣告，以收宣傳之功，弟以為有余冠英一篇即已足，余是西南聯大教授，其文可以重刊，弟與之相熟，諒無蹊蹺也。”將吳組緗 1946 年 3 月 15 日的這封信與方錫德整理的《吳組緗日記摘抄》（1942 年 6 月—1946 年 5 月）作一對讀，正好可以梳理出上海星群出版公司 1946 年 5 月版吳組緗長篇小說《山洪》出版的種種細節（書名的更換、新版題記的撰寫、文學廣告的撰寫以及臧克家、老舍、曹辛之等作家的“媒介作用”）等等。如樊駿所言，我們如果把作家的書信與日記綴連在一起，可以發現“作家的日常生活、人事往來、文學活動、生平經歷、思想感情（包括一閃而過的念頭、難以向人們訴說的心靈波動、毫無保留的自我解剖等），以及文壇事件、社會歷史變故等方面豐富而且可靠的素材或者線索，成為認識作家和把握文學歷史演進軌跡的重要依據”。

郁達夫致《汎報》編輯的信涉及文學刊物與文學社團的所屬問題，洪深致吳祖光的信涉及作家的人際遭遇，蕭軍致許廣平的信涉及作家的周年及其紀念活動等一系列文學史細節。作家佚簡發掘的潛力很大，當然難度也不小，尤其是對輯錄者的要求并不低，比如信札真偽的辨別、書信釋讀的問題意識等等，任重而道遠。

（作者單位：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