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許是看多了奇奇怪怪作品的緣故，我總是渴望能有那么一個文本，它的語言是優雅的，主題是經典的，情感是細膩的。我希望這樣的文本能將我帶回到很多年前閱讀歐洲浪漫主義小說的那段日子，因為那是段難得的只沉醉于單純的閱讀快感的日子，所有的思考、回味、遺憾，都不會超出這個文本本身自設的范疇。

很意外的，在一個越南作家的身上我找到了這種久違的感覺。也許正因為越南不是文學大國，對世界文學思潮的感知不是那么敏銳，何況這還是一個飽受殖民和戰爭苦難的國家，我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一種書寫的急迫感，這是一種原始沖動。《戰爭哀歌》，書的名字十分質樸，主題一目了然，且符合作者所處的真實環境。大名鼎鼎的杜拉斯也寫過越南，寫過湄公河，寫過西貢，美國也出版了許多反思“越戰”的非虛構作品，但在土生土長的越南人保寧的筆下，越南從不以“異域”的方式存在。這片土地就是他見證了無數死亡與破碎的土地，是作為共性和永恒意象而存在的土地，而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戰爭，雖然是“越戰”，但也不僅僅是“越戰”，甚至不僅僅是戰爭。我甚至固執地認為，一部止步于戰爭的戰爭小說是沒有深度的，就如任何一部局限于某一題材的文學作品都沒有深度一樣。

《戰爭哀歌》首先吸引我的是語言。作者在中文版的自序中詳述了自己家族與漢語的淵源。保寧的父親出生在法治時期的越南，作為被殖民者，除了母語越南語之外也被要求學習法語。作為語言學教授，保寧的父親曾于上世紀50年代來到北京教授越南語，他們一家也在北京做過短暫停留。《戰爭哀歌》出版后，年邁的父親曾以一杯葡萄酒向兒子表示祝賀，并用漢語朗誦了唐代詩人王翰的《涼州詞》。或許是受到了家族的影響，保寧在語言表達上有一種融匯中西的古典韻味，氣息綿長、厚重、華麗，還偶有歐洲19世紀小說常有的那種極為抒情化的長句。但語言背后滲透出來的情感卻隱忍、幽怨，東方式的優雅與含蓄顯然影響了作者的情感結構，以至于他筆下的戰爭場面無論怎樣血腥慘烈，都不會給人渾濁混亂的感覺，反而是干凈的、清新的，因節制而更加到位。

當然，真正進入這部小說之后，再用“質樸”“簡單”這樣的詞語去形容它就不合適了。小說的展開看似漫不經心，使人產生類似于紀錄片或回憶錄的錯覺，但其實如果仔細梳理過文本推進過程中的時間脈絡和寫作視角，會驚嘆作者在結構設置上的煞費苦心。首先，時間線是被折斷的，作者更喜歡用“閃回”的方式去回溯與戰爭有關的事，并且有意識地模糊這些往事之間的彼此關聯。也就是說，到最后我們其實很難把握小說中某一個具體戰爭的片段，而只能體驗到這些片段背后高度一致的表達方式，它們共同指向了一樣東西：宿命感。其次，敘述視角是在不斷轉移的，作者本人時而與主人公阿堅重合，時而又刻意與之保持距離。于是，隨著視角的不斷變換，小說的每一章節雖然看似是平行關系，實際上卻呈現出疊套結構特有的進深效果。作為士兵的阿堅、作為作家的阿堅、作為男人的阿堅，以及作為作家的作者，敘事人不經意的變化使戰爭、愛情、寫作構成了一種奇特關系，它們時而彼此作注，時而獨立成長。阿堅反思戰爭和自我過往的生命歷程，作者則通過阿堅的書寫反思創傷與創作之間的關系。對自身所有經歷的審視構成了文本的第一重視角，而對審視的審視則為讀者提供了更深的挖掘空間。作者對書寫行為的追問，其背后的動機是對人類意識的求索——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他身上所發生的一切？書寫可以反映這意識嗎？意識能反映這存在嗎？在面對戰爭這一重大的人類歷史創傷時，個人意識到底能做些什么，又無法抵達什么呢？于是最終，當意識的內質被充分挖掘了以后，事件，或者說人類的極端處境本身，被抽象成了某種感受方法，它幫助我們通過不同的角度切入個體對生命本質化的體驗。

“在一個戰士的內心深處，戰爭的痛苦竟然和戀愛中的痛苦那么相似，又像是某種對故鄉的思念，像是夜晚在茫茫大海上漂流的船只的孤獨。”我記得自己學生時代有一段時間特別癡迷于戰爭（革命）加愛情這種模式的小說，現在想來雖然有些淺薄可笑，但也未嘗沒有道理。戰爭和愛情本就是同構的，不僅因為它們都以迥異于日常生活的方式出現，更因為它們都保存著一種原始沖動，一種向往極端甚至是沖向毀滅的生命動力。當死的可能成為生的一部分，傷痛就成了一種必須，回憶也就成了必然。保寧在小說里寫到：“他相信，自己已經復活，但不是活在當下，而是退回到過去的生活里。每天都在回溯，在一幕幕回放中不斷復活。他好像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新生活，那正是過去的生活，是在戰爭的悲苦中逝去的年少時光。”在寫作中不斷地激發已經逝去的生命動力，卻又對這動力感到恐懼甚至忍不住質疑它，這難道不是每一個作家都在做的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