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西渡來電話說，今天的座談會缺一個老師，希望我能補缺。我是一個老宅男，誰要找我臨時補缺，總是很容易找到，所以我就來了。很高興參加這次活動，我前幾天評議李唐小說時就說過，由于專業的限制，我已經有 20 多年不太讀當代作家的作品，真是疏懶殊甚、故步自封，因此我很感激有這樣的機會，能讀讀年輕的 80 后、90 后的作家作品——其實大都是 90后是吧，七個作家中年齡最大的是 1984 年出生的，其他多是 90 后，真是年輕得讓人羨慕啊。讀他們的作品， 很有親切之感，讓我知道中國文學的最新發展，我們最年輕的作家在想什么、在關心什么、在怎樣寫作，這很有意思。有幾個作家的作品，我認真讀了，剛才又聽了大家簡潔明快、富有個性的文學觀自述，也有很親切的共鳴。

這共鳴多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來想，在這個信息化和消費化的時代，這樣年輕的作家和寫手，可能不大會有嚴肅的人間人生之關懷。可是，聽了諸位的發言，發現大家其實都很關懷這個世界、這個國家，大家都是對自己和更廣大的人生有深切關懷的人。這讓我非常欣慰。文學這個東西說到底不是簡單的文字游戲，而是關懷的表達——關懷自己、關懷身邊的人、關懷這個世界，這才是好的耐人尋味的文學，一個偉大作家與純技術主義小作家的區別就在這里。比如托爾斯泰豐富的關懷，中國詩人杜甫的廣大關切，那才是他們偉大的地方。杜甫跟李商隱不一樣處就在這里，李商隱是非常美的詩人，可是能跟杜甫比嗎？差別在哪兒呢？他沒有大的關懷，沒有杜甫那種深切的從自身到對整個人間的大關懷。

海德格爾的一句話 ，“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流行了幾十年，我很不喜歡，這話就像海子所謂詩意與遠方一樣，有一種自以為詩、沾沾自喜的小資情調。我更喜歡海德格爾早年的一句話，他說“人是一個憂心的存在”，強調人對自我的存在、對共在的他人以至于整個世界，都有所憂慮和關切，這種憂心會轉化為文學。此刻也想起對 20 世紀中國文學影響最大的一種觀點， 說文學是一種苦悶的象征，生命力受到壓抑的懊惱，變相地轉化為文學，這是從弗洛伊德、柏格森那來的，很好，但不免過于自我，偉大的文學之關懷會從自我出發而及于世界，一切都與我們的存在息息相關，這才是偉大的文學恒久感動我們的地方。通俗一點說，人這個動物之所以跟普通動物不同，就是你有所關切，從個人到你周圍的社會到更廣大的世界，你有關懷、你有介意、你有不平，想要表達。文學就是這種關切的經驗和基于這些經驗的想象和感想之表達，我想這些東西才是文學真正打動讀者的地方，也是文學值得去用心的所在。我從諸位年輕作家的文學觀自述里，能夠感到諸位其實都是介意、關懷這個人間、這個世界的，這讓我感動，我原以為大家會很消費主義很游戲化的，可出乎我的意料，我很高興這個意外。

這次來的七位都是小說家，這些年輕作家在創作上嶄露頭角，他們這代作家都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知識修養比較健全，人雖然年輕但作品像模像樣。這幾天我參加過兩次對談，感覺大家比較關心小說的技術問題——怎樣寫才好，怎樣的風格才好。這當然重要， 但我想提醒大家一點，不必太在意個人的技術路向和個人的藝術風格，它可能會成為一種不由自主的限制， 讓小說變得精巧而小氣。

近現代以來，中西文學界對小說有了藝術的自覺，但同時也可能有誤解和誤導——小說被藝術地狹隘化了、技術化了。剛才李陀也講到 20 世紀文學除了幾座高山以外，比如說卡夫卡和福克納等幾座高峰， 但整體的 20 世紀文學是退步的。我可以略作補充：我覺得不論中外，20 世紀的小說跟 19 世紀的小說甚至跟古典小說都不能比。在中國，小說其實源于先秦及漢的史傳和楚漢的辭賦——史傳提示給它無限豐富的歷史經驗與人生經驗，辭賦啟發了它的想象力，而它后來的發展也泥沙俱下，但無比豐富，沒有被文人過早地“藝術化”，所以中國的古典小說其實與漢人所謂叢殘小語、街談巷議之流的“小說”并無關系，而委實是人生經驗之“大說”或“漫說”，到了明清已蔚為大觀， 不得不在正統的“詩、文、賦”之外別立“說部”。小說被當作小說、當作藝術，在中國是清末民初的時候，取法的是西方的近代小說藝術，而在西方真正把小說當作藝術來講究，追求特定的藝術效果，那是從愛倫·坡開始，經波德萊爾傳到歐洲，影響到福樓拜，如此一路下來，小說越來越成為藝術，也越來越精英化了。可是古代的中西小說都是庶民的藝術，是跟大眾講故事的通俗文藝，它不太講究藝術、不太高雅，但豐富生動、生氣淋漓。所以，近現代以來，中西小說如此藝術化其實是一條狹隘的窄路，魯迅、卡夫卡、福克納也難以幸免。而偉大的古典作家，如塞萬提斯寫小說的時候，他會想我得把這個當藝術來講究嗎？沒有，他只有豐富的經驗和想象要表達，別的文類不足以表達，唯有小說可以不那么講究，于是就寫成了《堂吉訶德》。20 世紀中外文學有一部作品能跟《堂吉訶德》比嗎？能跟《十日談》《坎特伯雷故事集》比嗎？能跟《巨人傳》比嗎？能跟《三國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以及“三言二拍”比嗎？即使卡夫卡、福克納、博爾赫斯， 他們能跟托爾斯泰或巴爾扎克比嗎？不一定。現代小說在技術上或許更高明、更精致，寓意或許更精深， 象征、原型、神話什么的都不缺，可是，偉大的經典小說所具有的“大說”之風采——在描寫人類的生活經驗上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無與倫比的豐富性和生動感， 卻不再可見了。這啟示我們不要忘了小說最基本的東西——小說是面向庶民的藝術，是向大眾講述人生故事、數說生活經驗的藝術。

所以，小說的傳統跟精英文人的詩文藝術傳統不一樣，現代小說過于技術化、精致化的藝術追求和刻意精深的寫作思路，其實是得不償失的。這里我想起美國批評家馬爾克姆·考利，他有一篇評論，論定了海明威小說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地位。馬爾克姆·考利也曾在美國的大學里教過小說寫作課。他說有一次他上課，一個學生還沒有等他開口就自責道，“我明白我的問題所在，某某教授已告訴我，我沒有好好利用門的象征作用，盤子的象征作用……”。馬爾克姆·考利說這簡直是瞎胡鬧。他因此大聲疾呼，提出了三個口號以挽救這種過度高深的藝術病——

如果不真實，就不可能是象征；

如果不成故事，就更不成神話；

如果一個人活不起來，它不可能成為現代生活的原型。

小說的特長就是具體細致地描寫生活經驗，所以廣義上小說都可稱為寫實藝術，過多過高的技術考究是作繭自縛，最重要的還是追求講述的真實感。這種真實感的經營對小說家是很大的考驗。比如魯迅的《阿Q 正傳》，就實際生活來講怎么會有阿 Q 那樣的人？那是不存在的，可是小說讀起來絕對的有真實感；還有卡夫卡的《變形記》，那實際上是可能的嗎？生活經驗里不會有那樣的真實，一個人怎么會變成甲蟲？可是它所描寫的那種人生經驗的真實感，完全讓你信以為真。所以“有真實感”地講好一個故事、寫活一個人物，然后才有可能成為象征，才可能升華，我們不要忘了小說最基本的東西。這是我對大家的一點小小提醒。換言之， 小說家唯一應該考慮的，是給自己所要表達的生活經驗和想象找到一個恰當的方式，使讀者讀來有親切的真實感和陌生的新鮮感，別的都不在話下。

最后說到進化論和科學主義、人文主義的問題， 這些問題我們吵了一個多世紀，沒有結論。我覺得一方面，不能否認在西方尤其在中國，歷史進化論是起了非常大的積極作用的，沒有這個東西的推進，中國不可能有進步，所以我們也別簡單地非難歷史進步主義。另一方面，強調人文主義很好，但是一切都有個限度，我們作為人，也不要太自我感覺良好。對科學技術的發達，也不要太擔心，剛才張清華講到新的技術復制、擔心有一天發明了人長生不死之術卻被個別人壟斷等等。我覺得沒必要那么擔心。其實，一個人獲得長生之術是很可怕的，西方有一個著名的神話人物西比爾，她是一個女巫，有不死之命，一直茍活著，于是她最大的痛苦就是想死而死不了。看來，正因為人的生命有限所以才可貴，如果是無限的話，那倒很無謂也很可憐，所以誰能長生就隨他便吧，就讓一小撮人長生不老好了。我們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是必死的，才會認真地體會生命的意義，如果生命是可以無限延長的，你會變成什么？就像一個長壽的蚯蚓，很無聊的啊。

我的自然科學知識不多，但我知道，別說人類，就是地球、太陽系、銀河系都要毀滅的。現代科學已經確知，銀河星系正以每秒 30 千米的速度向仙女星系飛去， 最終兩個星系必然相撞，連帶著地球也會毀滅，人類也一定會毀滅的。所以，從宇宙的角度看，人類文明或許只是一個短暫的偶然。也因此，我們作為人類應該謙虛一點，不論科學主義還是人文主義都不值得驕傲，我們應該“謙卑”一點，我們知道人是會死的，人文主義也不過是人類的精神勝利法而已，當然，我們作為人和人類存在一天，不能沒有人文主義。可是，當我們想到個人生命與整個人類的有限性，我們會謙虛一點、我們會節制一點，既不必像魯迅那樣陷于深刻的絕望而不能自拔還要拿那個絕望來自得自炫，也不必像尼采那樣得意揚揚地自吹自擂“：看哪，這人！”這樣一來，我們對自我和人類的認識，可能比較地實事求是，對人間許多煩人的問題之看法，也會比較地有平常心，而不再妄自尊大或自尋煩惱。由此，小說作為最適宜全面表現人類生活經驗的藝術，回心向庶民大眾、向無限豐富的生活經驗開放，其前途當不可限量而大有說頭，而不僅僅止步于所謂“現代小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