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往的魯迅研究成果中不乏叢書，但是由八部專著構成的“魯迅與20世紀中國研究叢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與眾不同，其整體性與系統性已經打破了傳統的“叢書”觀念。宏大的整體構思、精心的專題選擇、細致的文本分析這三方面有機結合，或使該叢書在魯迅研究領域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八部專著各自從特定的側面闡釋魯迅，實質上是一部大書的八個分節。八部專著是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魯迅與20世紀中國研究”的結項成果為基礎編選而成的。項目負責人譚桂林教授，實際上是這套叢書的主編，卻未掛“主編”之名。叢書總序《讓魯迅重新回到民族的現實生存中去》為他所作。總序批評了近二十年來魯迅研究的娛樂化、邊緣化及矮化魯迅等現象，“這三種現象盡管對魯迅研究的態度、對魯迅精神的認知截然不同，但它們有一個傾向卻是共同的，這就是從不同的方向把魯迅這一民族精神的象征同當下民族的生存現實和文化建構疏離開來。正是針對魯迅研究中的這三種現象，我們撰寫了這一套叢書，目的就在于將魯迅研究與20世紀中國社會的革命現實和民族命運重新聯系起來”。撰寫或主持編寫這八部專著的十多位專家，均為中國魯迅研究界的中堅或新銳，他們將自己近年的部分研究成果納入了這套叢書。

八部專著，除了《魯迅與20世紀中外文化交流》這一本以外，書名都是“魯迅與20世紀中國……”，分別是“國民信仰建構”“民族國家話語”“學術轉型”“政治文化”“都市化進程”“傳媒發展”“文學教育”等。這一系列問題展示了叢書策劃者的“學術野心”——多維度、整體性地探討魯迅與現代中國的關聯。叢書總序說：“魯迅與中國的都市化進程，與20世紀中國的文學教育，以及魯迅在20世紀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符號功能與象征意義等，則是本叢書提出的具有創新性的問題。”叢書對于魯迅與都市文化、魯迅與文學教育的研究，確有開拓性。現代中國的各類轉型，均與“鄉鎮—都市”的二元結構及這種結構的持續變化有關。魯迅處在這個結構之中，感受并呈現著這個結構的內在張力與復雜性。他是在離開作為鄉鎮的“S城”，沿著“異路”走到南京、東京、仙臺、北京、上海這種大都市之后，成長為現代中國乃至東亞的文化巨人。1935年，他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提出“僑寓文學”問題，就是因為他明確意識到了來自鄉鎮的現代作家（包括他本人）在那個結構中的位置，而且他當時“僑寓”上海。“僑寓”這一生存形態意味著位置、身份、思想、情感的流動。關于“文學教育”問題，《魯迅與20世紀中國文學教育》一書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魯迅的思想曾在很大范圍內長期發揮文學教育的功能。“文學教育”是修辭訓練，是價值觀培養，是精神熏陶。尤其是其短篇名作《故鄉》進入日本中學國語教科書，表明“文學教育”功能已經國際化。

八部專著八種視角、分工明確，但畢竟是針對同一魯迅、同一現代中國，因此各視角之間存在著深層關聯，最終指向相同的問題、相同的主體。《魯迅與20世紀中國民族國家話語》和《魯迅與20世紀中國都市化進程》同樣論述了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魯迅與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和《魯迅與20世紀中國文學教育》同樣論述了魯迅的兒童觀，而在《魯迅與20世紀中國傳媒發展》中，都市、媒體、政治文化、教育問題則是“四位一體”。當同一問題被置于多種視角下審視的時候，其內涵的豐富性、復雜性被充分闡釋出來。這套叢書的八部專著，在對各自的對象進行充分闡釋的基礎上，最終共同呈現出整體性的“魯迅/20世紀中國”。在這里，“魯迅”與“20世紀中國”各自呈現出嶄新的形態，二者的同一性、互文性、鏡像關系，魯迅作為現代中國文化巨人、作為20世紀中國文化符號的價值，均得到全面而深刻的闡釋。

對于魯迅研究來說，這套叢書是新起點。它的框架是研究魯迅與20世紀中國的框架，也是梳理魯迅研究史的框架——多部著作都梳理了所涉領域的魯迅研究史。更重要的是，叢書的框架具有開放性，魯迅研究者們均可通過這個框架重新進入魯迅的話語體系。一些概念的內部空間很大，均可重新闡釋，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