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們時代的精神圖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步入新時代的主流精神價值彰顯于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精彩寫照。它產生于勤勞勇敢的中國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生動實踐中，又伏源于近百年中國革命和建設艱苦卓絕的崢嶸歲月里，更扎根在中華民族厚重歷史和優秀傳統文化肥沃土壤的深處。

一

“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這是廣大文學藝術創作者與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重要職責和使命。

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最直接最迫切的任務，當然是聚焦億萬中華兒女正在轟轟烈烈展開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從當代中國所發生的歷史巨變中把握時代脈搏，聆聽時代聲音，發現創作主題、捕捉創新靈感，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講好中國故事，展現中國形象。彭學明的長篇報告文學《人間正是艷陽天》，講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關懷下脫貧攻堅的感人事跡；滕貞甫的長篇小說《戰國紅》、忽培元的長篇小說《鄉村第一書記》，描繪優秀黨員干部扎根農村貧困地區，帶領群眾攻堅克難，守護綠水青山，實現新時代鄉村振興的生動故事。還有全景式表現“蛟龍號”深潛器進行海試的長篇報告文學《蛟龍逐夢》，反映國產大飛機研制和試飛過程的長篇報告文學《C919，飛向藍天》，歌吟中國“天眼之父”南仁東的報告文學《中國天眼：南仁東傳》、刻畫著名地球物理學家黃大年的電視劇《黃大年》、電影《黃大年》以及長篇報告文學《心有大我至誠報國——黃大年》等等，都是在深刻表現我們這個時代歷史變遷，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的作品。

我們時代的精神圖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步入新時代的主流精神價值彰顯于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精彩寫照。它產生于勤勞勇敢的中國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生動實踐中，又伏源于近百年中國革命和建設艱苦卓絕的崢嶸歲月里，更扎根在中華民族厚重歷史和優秀傳統文化肥沃土壤的深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我們時代的精神圖譜，奪人眼球的不僅是鮮明的當代造型和流行色澤，還有那透溢著堅韌勇毅格調的深沉歷史底蘊和醇厚文化韻味。

二

當今一路高歌猛進氣象萬千的中國，是古老悠久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也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繼承和弘揚。

回顧新中國成立70年來產生廣泛而積極影響的“精神圖譜”，從上世紀50年代的“抗美援朝精神”、“鐵人精神”，60年代的“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70年代的“紅旗渠精神”、“小崗精神”，80年代的“改革精神”、“女排精神”，90年代的“孔繁森精神”、“抗洪精神”等，到新世紀以來眾多“時代楷模”、“道德模范”、“中國好人”所張揚的精神，我們會發現，盡管這些精神光耀于不同時期不同發展階段、閃爍在不同行業不同職業的人身上，但在精神實質上卻是一脈相承，彼此重合的。赤膽忠誠的愛國情懷、堅毅頑強的奮斗意志、精益求精的鉆研品格、敢闖敢試的革新追求、愛崗敬業的摯誠奉獻、助人為樂的古道熱腸等等，無不自始至終充盈彌漫于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精神圖譜的每個畫面，在時代風輪的快速旋轉中呈現并綻放出繽紛的色彩和耀眼的光芒。

古往今來，君子作為中華民族千錘百煉的人格基因，是數千年中國人推崇的正面人格形象；時代新人作為黨的十九大報告對培養什么樣人提出的新要求，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塑造人才的新目標——表面看，君子人格與時代新人似乎相隔遙遠、差距較大，實質上，兩者基本精神和內在要求是高度契合、頗為一致的。

綜合時下權威解釋，“時代新人”主要涉及五條標準，即有理想、明大德、強本領、勇擔當、重實干。其實，這五個要求，古代先哲談論君子人格特點時早有涉獵，并且不是淺嘗輒止，泛泛而談，而是響鼓重槌，反復申論。“君子謀道不謀食”（《論語·衛靈公》）、“君子學以致其道”（《論語·子張》）、“君子之志于道也”（《孟子·盡心上》），這不是強調君子要有理想有抱負嗎？“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坤卦》）、“君子懷德” （《論語·里仁》）、“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周易·益·象辭》，這不是把明大德作為成就君子的必備條件嗎？“君子博學于文”（《論語·雍也》）、“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論語·衛靈公》），這不是將本領和能力看作君子的基本素質嗎？“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盡心下》），這不是肯定君子要有擔當精神和憂患意識嗎？“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乾卦》）、“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這不是推崇君子要有奮發有為的實干精神嗎？

當然，古代君子與今天的新人所處時空不同，各自面對不同的生存條件和發展問題，需要以不同思路、不同方法回應和解答不同的時代課題，這是顯而易見的。但兩者在面對和處理不同時代的矛盾乃至云泥之別的時代難題時，具有大致相同的內在精神氣質，即孔子所說的“吾道一以貫之”的偉大中華民族精神的支撐，這也是毋庸置疑的。

三

如此突出君子人格與時代新人的內在聯系，自然涉及對文學藝術和人文思想領域里繼承與創新關系的認識及解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句出自《詩經·大雅·文王》中的名句，多被解釋為“周雖舊的邦國，其使命在革新”。作為“四書”之一的《大學》早就指出：此句意義與湯之《盤銘》“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與《尚書·康誥》“作新民”相聯系。“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鏤刻于商朝開國君主成湯的浴盆之上，意為每天沐浴洗澡去除污垢，才能保持潔凈清新；引申意為每日以德凈心和潤身，才能保持思想、言行、人生的純潔、健康和興旺。“作新民”是指使人每日反省，悔過自新。因此，“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并非說周朝脫胎換骨，革故鼎新，變成一個新的邦國；而是指“周朝雖為舊邦，命運卻呈現新的氣象”。宋代理學家程頤曾說：“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十五》），這里所說的“新”，并不是對原有學問的拋棄和否定，而是指在舊有學術基礎上的不斷進步，有所拓展和深化。

縱觀中國學術史，人文社會科學里談論治國理政和思想道德的許多概念，雖然在不同時代有不同表述，并且每個時代常常強調和宣揚自己與既往不同及相異的一面，但實質上，不同詞匯和說法不僅意蘊一脈相承，而且內涵大同小異，并行不悖。譬如，我們今天所說的“以人民為中心”執政理念，就有著源遠流長的深厚傳統。它與古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等民本思想，不僅意脈相互貫通，精神也高度吻合。其他如崇尚清廉為政、勤勉奉公，倡導嚴于修身、儉約自守等等，莫不如是。為什么唐太宗懷念魏徵時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舊唐書·魏徵傳》）？為什么在社會生活疾速演進、今非昔比乃至發生滄海桑田之變的當下，我們仍強調繼承傳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其原因就在于：現代由古代延伸而來，現代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瞬，而漫長的古代不僅在時間上是千百個既往現代的累積，并且在知識文化上擁有無數經驗和智慧的積淀。

人類社會發展，除自然科學及工程技術領域會發生徹底否定和顛覆既往理論及產品的狀況外，文學藝術和社會科學領域許多反映社會人生基本生存規律的理念及思想，往往并不會隨著時代變遷或朝代更迭而失去意義，反而會伴隨時間推移和歷史檢驗透溢出更加奪目的光彩。我們之所以能夠從古代經典如詩經、楚辭、唐詩、宋詞等等中獲得怡情明智、溫潤心靈的審美感受，其原因正在于此。人們之所以經常說鑒往知來、借古開今，也在于歷史和傳統中飽蘊著大量處理今天繁難事務的睿智和啟示。

四

基于以上理解，描繪時代的精神圖譜似應注意三個問題。

其一、不論是“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還是“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都不應只是走馬觀花浮光掠影地攝取時代表象，照葫蘆畫瓢式地描摹時代的五光十色和繁華喧囂，而應真正走進生活這本大書的字里行間，在把握其宏大敘事的整體結構及情節走向的同時，透徹了解每個精彩片段和閃光字句的來龍去脈，既體察生活表層的顯凸意義，又觸摸生活深層的潛在意脈，寫出時代華彩樂章的激昂旋律和動人曲調，及其內里所擁有和飽蘊的強大歷史文化支撐力量。這就是說，我們刻畫新時代的壯麗景觀和時代新人的典型形象，應有深厚的歷史意識、文化底蘊和藝術價值，在濃墨重彩表現民族新史詩和塑造人物新形象時，要讓作品躋身文學史或藝術史佳作的行列而并無愧色。這當然是一個很高的標準和要求，但作為本應堅持以精品奉獻人民的文藝工作者，自當取法乎上，心向往之。

其二、描繪時代的精神圖譜，主要是立足中國現實、植根中國大地，把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和中國人民的出彩生活表現好，把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闡釋好，但這并不意味著排斥和否定文學藝術反映生活的廣闊性和多樣性。那些精彩呈現我們民族燦爛歷史和英雄人物的作品，那些出色展示中華兒女走出國門為人類和平和國家發展拼搏奮斗的作品等，同樣可以突顯我們時代精神圖譜的光彩和色調。二月河的歷史小說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在追尋康乾盛世由來和發展演變的過程中，以曲折情節和生動細節表現主人公勵精圖治、反腐肅貪等故事，傳達的正是我們時代所需要和肯定的價值追求。至于新時期以來大量描寫中國人闖蕩海外，包括表現“一帶一路”歷史和現實的作品，由于呈露當代中國人在異域生存發展狀況的同時，刻畫了中華兒女講仁愛、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的民族性格，自然也是我們時代精神圖譜里不可或缺的生花之筆。

其三、時代精神圖譜展現的是一種超脫于個人精神狀態之上的集體意識和價值認同，是我們時代普遍推崇的向上向善的精神追求和氣象品質。由此決定，當代社會生活中某些精神現象，如消極厭世、悲觀頹廢等精神狀態，不應在我們精神圖譜里不同程度“霸屏”，成為推介和玩賞的對象。這不是說我們不能觸及和描寫客觀存在的負面灰暗生活，而是強調文藝家要堅守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和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即便披露和表現生活中負面因素，如爾虞我詐、沉淪墮落等等，也要高吟真誠善良、勤勉進取的可貴，寫出世道人心的向背和人間正義的力量。這是生活本身呈現的客觀事實，也是社會演進的客觀邏輯和客觀規律。翻開二十四史，雖然間或總能看到陰謀不軌和冤屈血淚，但中華民族能夠跋涉千難萬險而生機勃勃地走到今天，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乃在于：在真與假、善與惡、美與丑的對壘中，真善美必能戰勝假惡丑。這是我們偉大民族能夠不斷鳳凰涅槃歷久彌新的大道至理，當然也是文藝家體驗生活琢磨生活表現生活，描繪我們時代的精神圖譜不應違忤的天地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