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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張隆溪受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之邀，在北京大學發表題為《文學經典與世界文學》的演講。在演講中，張隆溪梳理了西方文學批評的發展脈絡，以“文學經典”的概念為探討中心，檢視了當下東西方學界“世界文學”研究的興起與現狀。

張隆溪首先從詞源學的角度解釋“經典”。中國傳統的圖書分類方法把圖書分為“經、史、子、集”，“經”是其中最重要的，排在首位。《莊子·天運》中有記載，孔子曾說過：“丘治《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以為文。”這大概是中國古代典籍中最早提到“六經”的。那么什么是“經”呢?歷來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有人說“經”是官書，不是私人的著書；另外還有人說“經”是圣人的著作，不同于一般的著述。劉勰的《文心雕龍·宗經》里說：“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這里固然把“經”強調得很重要，但其實是已經有了經典的觀念之后才回過頭來下定義的，并不能說“經”的原義就是如此。近代學者章太炎說：“經者，編絲連綴之成，猶印度梵語之稱修陀羅也。”他把“經”說成編書裝訂的工具，也就是裝訂書用的絲，有如梵語中“修陀羅”。“修陀羅”就是指用絲線把貝葉編成書，譯成漢語叫“經”。這個解釋是較切實的，較有說服力的。蔣伯潛在《經學纂要》中肯定了這一說法。“經”本來是書籍的通稱，后又演變成特指經典。這與西方的情況也很類似。而“經典”往往是一個文化傳統中最有價值、最重要的書籍，且常常和教育內容相關。例如在中國，通過科舉考試，儒家經典不斷地被闡釋、被理解、被審視，最終成為了深邃的文化傳統。

由此，張隆溪開始梳理文學經典研究在西方上世紀的發展歷程，張隆溪首先提及牛津大學弗蘭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的理論思考轉向，作為當代西方文學研究的縮影。其主攻莎士比亞研究，曾將法國文學理論引入保守的英國文學研究學界而引發爭議。然而文學研究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發展趨向卻令其感到不滿。當時的英國學界忽視文本細讀，只注重理論空中樓閣般的創新，甚至將文學經典的閱讀拋之腦后。過于強調“作者已死”，將讀者感受的地位提高至無以復加，甚至認為所有讀者的文學評判都是眾聲喧嘩中的一員，認為讀者審美沒有高下之分。此外，學界中的文化研究學者甚至認為，文學作品并沒有獨特的價值，古典哲學時代所認為的文學帶來所謂的“審美愉悅”是老舊的、保守的、充滿精英主義色彩的言辭。作為分析意識形態形成表達的學術研究對象，文學與電影、大眾文化無異；作為能夠帶來快感之物，文學與食色相差幾希。

弗蘭克·克默德在其學術作品《Pleasure and Change》中駁斥了以上說辭，認為文學帶來的審美愉悅具有精神性，這是“食色性也”無法比擬的，精神的愉悅和物質的愉悅并非是一個層次的快感。此外，我們仍需強調作者的“知人論世”，而非將作者的閱讀體驗放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且學者仍需承認，閱讀審美的品位存有高低之分。值得注意的是，弗蘭克·克默德針對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多元主義等強勢話語解構“文學經典”的言辭表示不滿，認為不論何種時代，我們都應強調文學經典的閱讀，因為此類作品是經時間篩選的產物，具有超越性的價值。張隆溪亦在此處強調，任何單一維度解讀闡釋文學作品的做法都可能存在問題。

之后，張隆溪在之前理論基礎上向前思考，“世界文學”不僅僅是傳統上世人所熟知的歐洲北美的作家作品，更應有其他可能被忽視地區的經典，例如中國、日本、印度、韓國、阿拉伯世界、北歐小語種地區等地。“世界文學”的研究興起是全球化的產物，互聯網的發展、通訊手段的進步使得地球上不同國家、民族的心理距離縮短，而某些傳統上被忽略地區的文學，應當抓住這個機會，走向世界，這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世界文化力量的不平衡，對抗西方強勢文化，從而擴大“文學經典”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