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對現代中國影響至深的歷史事件，五四運動有著多重的面向和豐富的內涵。五四運動的主旨在于批判舊文化，提倡新文化。在批判舊文化方面，五四運動致力于打倒孔家店，廢除舊禮教；在提倡新文化方面，除了引薦“德先生”和“賽先生”，五四諸君極力推動文學革命，強烈主張用白話文替代文言文。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不避俗語俗字”，他斷言“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魯迅則說，“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劉半農在《答王敬軒》中感嘆：“我們中國的文字，語尾不能變化，調轉又不靈便，要把這種極簡單的文字，應付今后的科學世界之種種實用，已覺左支右絀，萬分為難；推求其故，總是單音字的制作不好。”最激進者，當屬研究音韻學的錢玄同。他贊同陳獨秀提出的“推翻孔學，改革倫理”乃是“救現在中國的唯一辦法”，為達此目的，他大膽宣言“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們再讀上述言論，不免對如此激進的文化主張感到驚詫。為何眾多知識精英都將中國發展的落后歸因于文化，進而又將文化的停滯歸因于中國的文字？為何錢玄同主張必須廢除中國文字？為何當時的知識分子會認為改革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根本在于革新漢語？語言文字的變革與現代社會的發展究竟構成怎樣的關系？

一

童慶生教授在其新著《漢語的意義》中認為，要回答這些問題，不能將思考局限在語言學學科內部，也不宜將討論的邊界囿于中國，而應當從更為開闊的語文學的角度，將清末以來延續至五四的漢語改革運動放置于世界語文現代性話語體系形成的歷史中來考察。《漢語的意義》追溯17世紀以來西方漢語觀的生成與發展，并揭示其與語文學、比較文學、世界文學的密切關聯，繼而從思想史和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指出，西方人對漢語的關注以及隨之產生的知識話語，不僅在西方現代知識體系的建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對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對漢語和中國文化的認知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精英之所以采取如此激烈的態度批判漢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表現出明顯的自我東方主義”，“有意無意地接受并傳播西方漢語觀”，并將西方漢語觀付之于實踐的結果。

《漢語的意義》一書要處理的材料涉及中西語言，涵蓋的時段則從17世紀初直到20世紀初。實際上，其副標題包含的三個關鍵詞：語文學、世界文學和西方漢語觀，每一個都足以單獨寫成一本書。

數百年間，西方的傳教士、文學家、思想家和哲學家關于中國和漢語發表了種種不同的言論和意見，它們隱藏在官方檔案、私人書信、文學作品、學術著作、報刊雜志的角落之中。如何處理卷帙浩繁的史料，是童慶生教授首先面臨的最大挑戰，而《漢語的意義》的首要特色即鮮明的方法論意識，也正是在應對這一挑戰中得以充分體現。作者的方法論意識，得益于福柯、奧爾巴赫、威廉斯和薩義德等推崇“歷史主義”批評方法的理論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跨文化交流中，西方世界所產生的有關漢語的知識充滿著誤讀、歪曲和偏見，但作者的目標是借鑒福柯“知識考古學”的方法，將“西方有關漢語的著述、言論視為一種集體的表述和話語形態”，統稱為“西方漢語觀”，進而考察這些知識如何產生、發展，怎樣進入西方現代思想的知識體系，又如何被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挪用來推進中國的文字改革。簡言之，這不是一部語言學或漢學著作，而是一部思想史著作。

書寫思想史有多種取徑。受奧爾巴赫的啟發，作者找到“語文學”這個“抓手”來展開精彩紛繁的歷史畫卷。在福柯看來，語文學“是西方現代知識中最早發展和成熟起來的人文學科之一”。它關注的重點在于語言和使用語言的人，在西方現代整體知識體系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盡管在18世紀晚期以后，語文學逐漸形成明確的學科邊界，演變成專業的語言學研究，但在其發展的初期，語文學的研究關乎一切跟語言相關的活動和材料，可謂包羅萬象，具有強大的“向外輻射的潛能”。語文學還對現代中國的知識生產和人文學科發展產生過重大的影響。19世紀以來，比較語文學逐漸成為西方的顯學。西方學者對漢語的語法分析和價值判斷，塑造了前往西方留學的中國學子對自身語言和文化的知識。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漢語“缺陷”的激烈批評，往往能在西方比較語文學的著作中找到先聲。

二

作者循著語文學發展的路徑試圖弄清西方漢語觀的演變。他將西方漢語觀生成的源頭追溯到17世紀初，以1615年利瑪竇《中國札記》的出版為標志。在此之前，歐洲雖然已經出現一些討論中國文化和語言的書籍，但多依據二手資料，內容不可靠，論述也簡略。利瑪竇在中國生活傳教長達28年，他熟練掌握漢語，寫作的文字甚至得到同時代中國文人的贊譽。在作者看來，利瑪竇的著作在西方人理解漢語的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利瑪竇的書被譯為多種歐洲語言，以后被廣為征引，在17世紀歐洲興起的世界通用語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追尋世界通用語主要有兩個努力的方向：一是找回巴別塔之前的“原始語言”；二是創制新的人造通用語，而漢語在這兩個方向都遭遇了出人意料的挪用。當17世紀的歐洲人想要追求一種共同的語言時，《圣經》關于原始語言的記載激起了眾多的猜想。可是，巴別塔之前的人類說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語言，沒有人能夠完全說清楚。最令人吃驚的是，竟然有人提出漢語就是人類最早的原始語言。持這種觀點的不僅包括來過中國的法國傳教士白晉，也包括從未踏上過中國的土地、對漢語一竅不通的歐洲人。究竟什么是原始語言，歐洲學界爭論不休，另一些人決定另辟蹊徑，在新科學思想的指導下依據理性原則，去設計一門人造語言來跨越語言的鴻溝。利瑪竇及其他歐洲人有關中文的論述，再一次得到廣泛的關注。利瑪竇注意到，漢字實際上在相當廣泛的地區發揮著共通語的作用。書面漢語作為“通用文字”能夠幫方言不同的大家互相交流；來自日本、越南、朝鮮等國的知識分子能夠憑借漢字通過“筆談”來討論學術。1588年，胡安·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翻譯成英文在倫敦出版，書中刊印了一些漢字，令更多歐洲人能直接看到漢字的形象。作為象形文字，漢字似乎較拼音文字更為直觀易懂，更加接近自然。漢字的這些特點，引發了歐洲通用語設計者的濃厚興趣。英國思想家培根在《學術的進步》（1605）中就認為中國使用的是“真正的文字”。

進入18世紀，漢語在歐洲的形象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在此之前，對漢語“缺陷”的批評停留在語言技術層面，然而，此后的歐洲思想家在論及漢語時，是將漢語視作中國文化、社會、國民性的象征，對語言的批判隨之擴大為對中國整體文化的批判。蘇格蘭啟蒙哲學家詹姆斯·貝蒂（JamesBettie）所著的《語言理論》（1788）就將漢語缺乏“表音字母系統”視為落后，并認為“中國人幾乎每一門學科都很粗糙”，“他們是愚昧、心胸狹窄的民族”。這種將具體的語言、藝術特點與宏大的歷史、文化趨勢相關聯，并上升到對民族性格進行價值評估的思路，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興起的比較語文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

三

經由作者一番提綱挈領的梳理，始于17世紀的西方漢語觀的發展脈絡清晰地展現在我們的眼前。當我們回顧本文開頭五四知識分子對漢語的種種激烈批評，會發現他們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構成西方漢語觀在20世紀中國的“回聲”。他們不僅在對漢語的具體判斷上重復西方漢語觀所提出的種種“弊端”，更是在價值判斷上有意無意地接受比較語文學所建構起來的語言神話，將語言視為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象征。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錢玄同對拼音文字的推崇，不免令我們想起17世紀威爾金斯建構世界通用語的實踐及其語言烏托邦思想。而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認為“本來語言即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則與施勒格爾、洪堡特等人的語言觀極為相似。因此，五四時期大批知識精英不約而同地將批判的矛頭對準漢語，認為文化和社會的改革必須先從文字改革入手。這種思想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三十年代瞿秋白、倪海曙等人推動的漢字拉丁化運動。由于特定歷史條件的限制，當他們援用西方漢語觀的論述來批判自身的語言傳統時，并未察覺到西方漢語觀背后所隱藏的謬誤和偏見。借鑒薩義德對“東方主義”的批評，童慶生將這種現象歸結為“自我東方主義”。

通過對西方漢語觀的歷史梳理，《漢語的意義》一書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語言改革運動中的“自我東方主義”傾向進行了批判，但這并不意味著作者是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恰恰相反，作為對英語文學和世界文學素有研究的專家，他在本書中對這兩個學科的方法和立場都作了深刻反思。作者以威廉斯和薩義德的方法，將西方圍繞漢語產生的論述和近代中國的語言改革運動“歷史化”，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中進行考察，將西方漢語觀與17世紀興起的通用語言運動、啟蒙時代的普世主義、世界文學和比較語文學的興起等歐洲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聯系起來，為我們理解漢語在西方主流思想史上被挪用作他者的角色打開了新的視野。

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的興起，在理念和方法上都受到19世紀比較語文學的研究方式的影響。由此觀之，世界文學、語文學和西方漢語觀的背后都隱含著現代歐洲普世主義的理想。然而，正如作者所言，這種普世主義思想有著內在的矛盾。一方面，普世主義理想所推動的世界文學和語文學研究有可能消除民族間的偏見，促進不同文化體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在普世主義的名義下，19世紀不少西方思想家認為歐洲人有權去改造和教化其他“愚昧”和“落后”的民族文化，從而為西方在全球的殖民擴張和帝國主義侵略提供理論支持。以普世主義之名，行歐洲中心之實，在作者看來，這樣的做法是“對早期人文主義的普世主義情懷的背叛和褻瀆”。

四

概括而言，本書的學術貢獻有以下幾點。一，以往對白話文運動的研究多將其視為一場新舊知識交鋒的本土運動，對其域外思想淵源著墨不多。本書則將其置于中西交流的脈絡之中展開討論，考察漢語觀在世界知識空間的流轉和傳播，揭示西方漢語觀對五四知識分子的影響，為深入理解五四知識分子的激進文化立場和現代文字改革運動的思想史意義提供了新的視角。二，西方漢語觀的形成與歐洲現代人文學科的興起和現代思想體系的發展幾乎同步。眾多西方思想家在著述中以漢語和中國為“他者”，來建構現代歐洲自身的知識體系和對世界的想象。該書以“漢語觀”為抓手，探究漢語如何嵌入到現代歐洲思想史的知識建構之中，被西方思想家相互征引、循環挪用，從而窺一斑而見全豹，對西方現代思想的知識生產和建制化提出反思和質疑。三，過去的跨文化研究多關注交流成功的個案，而本書將注意力轉向跨文化交流中產生的“曲解、誤讀、偏見、矛盾和沖突”。西方對漢語的認識，乃至對中國的整體想象中充斥著大量的誤讀、歪曲和偏見，這是自不待言的事實。作為研究者，不能停留在激憤和遺憾的情感層面，而需要思考造成這些誤讀背后的邏輯及其帶來的后果。本書為這樣的研究提供了具體的例證，這是作者在研究方法論上的重要貢獻。最后，作者將世界文學置于奧爾巴赫的人文主義傳統中，提出對世界文學新的理解。它不是一個僵化封閉的概念體系，而是一個開放、流動的歷史過程，是威廉斯所說的“懸而未決，仍在發展中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對西方漢語觀的考察也沒有給出一個終極答案，而是提出了更多的問題。比如，若將西方漢語觀視為一種“流轉傳播”的話語體系，那么，中國很可能并不是接受的終點。據《胡適日記》記載，1923年9月23日，“有越南人‘巢南子’潘是漢先生帶了四個同國人來訪，他去年著有《天乎地乎》小冊，我為作一跋，他用作小序。我勸他們提倡越南白話，造成國語文學，以為新國家的基礎。”潘是漢是越南近代著名民族解放運動領袖。為了抵抗法國的殖民侵略，他先后前往日本和中國尋求幫助，與梁啟超、孫中山、蔡元培等人都有過交往。胡適的勸說，是否對潘是漢及其越南革命同志產生影響，亦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循這一思路，有心者或能寫出一部全球史視野的白話文運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