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文藝界社科界聯組會議的講話中要求文藝工作者“立足中國現實，植根中國大地，把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和當代中國人精彩生活表現好展示好，把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闡釋好。”“文藝創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時代為基礎，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內涵、藝術價值”。鮮明地提出了新時代文藝如何體現和弘揚中國精神的現實命題，值得我們在文藝實踐中做出積極探索。

中國精神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也是構建和彰顯中國形象的精神特質。我們應當在傳統與當代、民族與世界的時間和空間維度上把握中國精神的歷史傳承和當下特征，理解中國精神所包含的豐富歷史底蘊和時代內涵。這種中國精神既包含在悠久的優秀傳統文化之中，也體現在近百年來我們黨帶領人民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之中，構成了我們需要增強的文化自信的核心內容。以往對中國精神的概括主要聚焦于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也有關于中華民族的核心思想觀念、中華傳統美德、中華人文精神的提煉表述，而今，立足于新時代的歷史方位和中國面向世界的全方位開放格局，還應當增加體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精神內涵，在全球發展的一體化格局中展現中國發展的蓬勃生機，體現中國應對全球性問題的大國擔當。這應當成為新時代文藝體現中國精神的一個新的著力點。我們注意到，最近有關報刊已經開展了“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繁榮興盛社會主義文藝”的討論，還提出了諸如“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觀照文學創作”這樣的問題。從總體上說，我們認為新時代應當從傳統的、當代的、世界的這三個維度來認知和把握中國精神的豐富內涵，以文藝的方式生動講述中國故事，深刻闡發中國精神，努力彰顯中國形象。對此，張江教授指出，“‘弘揚中國精神’，是新時代文藝的主題。中國精神深深熔鑄于我們的民族意識、民族品格、民族氣質之中，熔鑄于我們的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創造力之中，是鍛造中國力量的思想之基、情感之源、信念之本，是中國文藝的靈魂。”

新時代文藝體現中國精神，應當緊扣時代脈搏，努力書寫“中華民族新史詩”。在2018年8月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提出了“書寫中華民族新史詩”的新要求。所謂“新史詩”，就是對于新的偉大時代、新的治國理政實踐、新的奔夢圓夢歷程的史詩性書寫，是對新時代中國精神的審美化表達。這是對新時代文藝實踐的更高要求，對文藝工作者具有巨大的啟迪和激勵作用。應當說，“史詩性”歷來是文藝創作所追求的崇高的審美境界，是文藝高峰的突出表征。盧卡契就曾經高度評價托爾斯泰具有史詩性的現實主義創作，他認為：“《戰爭與和平》的樸素的史詩式的鴻篇巨制的氣派，差不多像荷馬史詩那樣的雄渾和奔放的風格。”書寫偉大時代需要有史詩性的歷史與美學高度，要以歷史的穿透力和鮮活的生命感創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作品，深刻地反映現實，啟迪大眾，以生動的審美表現力既吸引大眾，也引領大眾、提升大眾。應當看到，貫徹書寫中華民族新史詩的新要求，這對于處在文藝生產的市場化機制和娛樂化消費背景之下的作家藝術家來說也是具有挑戰性的考驗，要聚焦當下中國尋求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追夢歷程，圍繞“四個謳歌”來書寫中華民族新史詩，積極探索如何以生動的藝術表現力來承載和傳遞具有厚重歷史感和鮮活時代感的表現內容，從而引領市場走向和閱讀（觀賞）消費，提升讀者觀眾審美品位和欣賞水平。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和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恰好是這種“史詩性”書寫的關鍵節點，我們已經看到了一批好作品做出了可貴的探索，例如由阿耐的長篇網絡小說《大江東去》改編的電視劇《大江大河》，就是生動反映改革開放前20年艱難歷程的成功之作，該片以小見大，講述了“小人物的大時代”，引發了觀眾的強烈共鳴，收獲了良好口碑，讓主旋律真正成為“主流”。近期播出的電視劇《啟航》則是反映改革進入晚近深水區的現實主義作品，直面改革中面臨的復雜矛盾和各方的利益糾葛，體現新發展理念在實踐中的引領作用。這些作品都體現了具有時代特征的中國精神。

新時代文藝體現中國精神，應當聚焦形象塑造，努力探索具有時代特征和中國風貌的英雄書寫。文藝作品弘揚中國精神需要形象載體，而英雄形象塑造歷來是社會主義文藝的審美追求。我們的文藝實踐在英雄書寫問題上曾經存在幾個階段的反復：從最初的“完美型”英雄形象塑造凸顯其“高大全”的神性特征；到后來的“缺陷型”英雄形象塑造還原了生活的真實和人性的本真，英雄從高居云端回歸到人世間；再到后來回避英雄敘事，甚至假借“祛魅”之風來消解英雄，出現具有歷史虛無主義特征的“非英雄化”傾向。在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之后，文藝實踐中的英雄書寫出現了新的氣象，我們把這種新氣象稱為“返英雄化”趨勢。例如2017年創造了國產票房新紀錄的影片《戰狼Ⅱ》以及2018年春節檔熱映、贏得好口碑和習近平總書記稱贊的影片《紅海行動》就是這方面的生動范例。前者塑造了“獨狼式”的孤膽英雄冷鋒，后者則塑造了特戰分隊的英雄群像，探索了新時代的英雄主義精神和愛國報國情懷如何通過逼真而生動的影像敘事來打動觀眾的藝術規律。電影領域的返英雄化探索力圖改變媒介過度消費、娛樂化英雄的現象，值得肯定。需要強調的是，“返英雄化”趨勢的出現，并不是要重新回到“完美型”或者“缺陷型”英雄塑造的固有模式上去炒冷飯，而是要面對后現代的文化語境和消費社會的媒介傳播現實，積極探索英雄敘事的真實性與大眾認知的對接點，探索“英雄空間”中的英雄類型多樣性與大眾的英雄觀念變遷之間的對接點，探索英雄形象的新構建與大眾消費娛樂活動中的審美需求的對接點。在這三個對接點中，就體現了當代文藝實踐努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觀，立足于服務大眾、引領消費、提升審美、塑造民族精神而確立的新英雄觀，是對文藝如何培育和弘揚中國精神的積極探索。影片力圖表達國產主流電影改變當今戲仿英雄現象的強烈意愿，以及重塑個性豐滿的民族英雄形象的強烈愿望。通過影片熱映的高票房和好口碑，對觀眾極大地發揮了影響和激勵作用，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新時代文藝體現中國精神，應當放眼全球視域，立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來塑造具有大國擔當的中國形象。如何面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是新時代文藝需要探索的新的實踐領域，也是彰顯中國精神的新空間。習近平總書記要求“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向世界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還對于講好怎樣的中國故事提出了具體要求：“主動講好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故事、中國人民奮斗圓夢的故事、中國堅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故事，讓世界更好了解中國。” 這里的講好“三個故事”就是對新時代文藝面向世界塑造怎樣的中國形象做出的闡述，具有時代特征和全球視野。新時代文藝要積極傳播中國秉持的新發展理念，在講好中國故事的藝術表達中努力塑造“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的中國形象。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發展格局，我們要進一步探索國家形象塑造中如何充分彰顯中國精神和中國價值觀，把握其中的審美特殊性和藝術規律。近期贏得廣泛熱議和良好口碑的影片《流浪地球》就是值得重視的成功案例。該片改編自劉慈欣的科幻小說，是第一部鮮明體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中國電影，并且在科幻與災難的類型電影中改變了以往習見的“逃離地球”模式，創造了舉各國之力拯救地球，帶著地球脫離險境的“拯救家園”模式。影片突出了應對地球災難時中國的引領作用和大國擔當，表現了危難之際中國人的堅忍不拔和自我犧牲精神，是以科幻電影來弘揚中國精神，啟迪和激勵觀眾的成功嘗試，具有重要的示范性意義。

新時代文藝體現中國精神，應當研究接受主體，努力探索消費時代的文藝生產如何贏得大眾的內在審美機制。在新時代文藝實踐中培育和弘揚中國精神，需要重視研究后現代消費語境下的讀者（觀眾）接受心態和審美選擇，積極探索如何將中國精神的豐富內涵轉化為生動的歷史語境和鮮活的時代風尚，在具體的故事和人物塑造中產生深刻而強烈的感染力。從文藝生產現狀看，無論是長篇小說的年出版量，還是國產影片、電視劇的年產量都已經出現過剩的跡象，消耗了太多的資源，但是真正能夠贏得受眾的喜愛和追捧，產生積極反響的優秀作品還不是很多，大量的平庸之作消弭了受眾的消費熱情，也鈍化了受眾的審美感受力。面對處在后現代和消費社會的讀者觀眾，面對審美選擇多樣、文化價值多元的藝術接受現實，新時代文藝如何能夠真正做到“走心”，真正打動具有自主選擇能力和多樣化欣賞機會的觀眾尤其是青少年，從而充分發揮文藝的引領和啟迪作用，是當下最具有挑戰性的現實問題。這就需要在信息多元、選擇多樣的藝術消費格局中積極尋求和建立文藝與大眾之間的審美需求對接及引導機制，實現藝術傳達與藝術接受的共振共鳴。這意味著在新的時代環境下要重新探索王朝聞先生當年主張的“適應與征服”的內在機制和審美規律。上述優秀作品的成功實踐就探索了這種審美機制，需要很好地加以總結提煉，并發揮其引領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