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學問的理想境界當是知行合一。但在現實中并不是很多學者，都能做到知與行并行不悖。從這個角度，法國精神分析學家、“婦女解放運動”發起人之一安托瓦內特·福克的思想與行動留給世人最重要的啟示，或許在于如其生前助手、法國婦女解放運動組織和女性民主聯盟的聯名主席，法國女性出版社聯名社長伊麗莎白·尼可利所說，她既是社會行動家，也是一位思想者，她結合了行動與思想，希望能夠改變既有的文化模式，使我們從現在的文化過渡到一種新的文化，由此讓我們對人類的未來有全新的思考。

福克的思想主要體現于近期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引進出版，法語文學翻譯家黃葒翻譯的《兩性：女性學論集》一書中。在日前于上海建投書局舉行的新書首發式上，女性民主聯盟聯名主席，法國女性出版社聯名社長米歇爾·伊岱爾表示，該書副題中的“女性學”，實際上是福克創造出來的一個詞。要理解這個詞，就有必要回到這本書的標題——“兩性”。“‘兩性’法語直譯就是兩種性別。這看似一個常識，但實際上并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以福克的理解，在婦女解放運動之前，似乎男人就代表了人類的全部，女性是被排除在外面，或者說處于一個非常邊緣的地位，她們沒有自己的聲音，對自己也不了解，而且她們也沒有獲得承認。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女性是一個不可見的群體。這樣的看法，乍一聽有點費解。以西蒙娜·德·波伏瓦為代表的一代女性主義者，不正是為讓女性成為可見的群體做出了卓絕的努力？但在伊岱爾看來，要是把波伏瓦的思想還原到當時的歷史語境里，我們會發現，在波伏瓦那個年代，女性還完全處于次等的地位上。所以，在波伏瓦看來，社會賦予女性第二性的性別，實際上是一種災難。由此，女性必須拒絕成為女性，拒絕社會給予她的性別。“這一點，我們從她的代表作《第二性》書名中能看出來。顯而易見，第一性是男性，那才是完美的性別，而女性是失敗的男性，是次要的。所以，波伏瓦希望抹消社會賦予的性別，抹消男人和女人的區別。”

正是在這一點上，福克的思想和波伏瓦之間有了質的區別。因為，福克并不希望抹消這種區別，而是希望我們承認一個基本事實，就是有兩性。在她看來，人的性別肯定不止是社會賦予的，雖然社會也起到影響，并在性別塑造上發揮很大的作用，但并不能把社會視成唯一塑造性別的因素，更不能因此排除一定的生理基礎。“因為女性有自己獨特的能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的生育能力，女性能把新的生命帶到這個世界上來。這是一種獨屬于女性的能力。而生育是一個接納他者，接納不同于自己的身體的另一個生命的過程。如果做一個比喻，生育仿佛是一個最成功的移植手術。我們知道移植手術，把另外一個身體嫁接到已有的身體上，往往會出現排異反應，生育則是完全接受他者，并孕育他，把他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生育對于他者持有的是一種慷慨的，開放的態度，這是生育核心的問題，也是女性學最基本的出發點。福克把生育作為她思想的核心概念，通過政治、哲學以及象征符號這種各個層面來分析生育這種行為，從而引發我們在意識形態上、宗教上、科學上對于女性問題的思考。”

因為與波伏瓦倡導的女性主義有本質區別，福克的思想被法國知名社會學家阿蘭·圖海納稱為“后女性主義”。但福克的思想并不只是出于對波伏瓦的吸收與反駁，而是有其悠久的思想淵源。如伊岱爾所說，在研讀了弗洛伊德等經典的思想作品后，她發現他們都把女性視為一個黑暗的大陸，認為這是一個不可捉摸、無法參透的領域。“而且在弗洛伊德等經典的思想家那里，往往女性被認為是失敗的男性或是一個沒有性別的群體，她們唯一的存在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等同于男性，或者是等同于男性的力比多。”

在福克看來，這是對女性的身體和思想分別看待，身體是屬于女性的，女性往往跟身體以及動物性聯系在一起，而思想是創造的，并且往往是屬于男性的，只有男性像上帝那樣擁有創造的能力。這種觀念造成的結果是，為了擁有真正的深邃的純凈的思想，就要摒棄肉體，女性就因此受到了貶低。伊岱爾表示，正是基于此，福克認為，只有把女性的身體納入政治層面以及哲學層面的思考，才能讓女性找到她真正的身份，所以身體是非常重要的。事實上，也正是福克自己成為母親，并且生下自己的女兒的經歷，促使她找到了女性處于從屬地位的深刻的原因。“她覺得，貶低女性是出于男性對于女性所擁有的獨特生育能力的一種嫉妒。因為在我們之前所有的社會系統里，女性都是沒有自己的身份，她總是生下來之后通過父親才能確認自己的身份。我們知道，力比多在弗洛伊德那里是指的一種性的能量。所以，只有在認可男性力比多的同時，也承認有女性的力比多，兩種力比多都同時存在，只有這個時候，女性才能真正跟男性達到一個均等，并能夠跟他們真正實現分享。”

而福克的思想，之所以獲得“后女性主義”的命名，是因為她在對女性建立的既有思考的模式之上，提出了自己新的模式。伊岱爾表示，以往的思考模式，要么把女性等于子宮，以至于認定，女性全部的功能就是生育功能，使得女性成為了生育的奴隸。要么認為女性就應該忘記她有子宮，就像波伏瓦曾經說過的，女性就應該去寫書，而不應該生孩子，女性應該成為男人，應該忘記她們自己是誰。“雖然這個思潮非常重要，但它并不能成為一個女性真正被社會所接納的一種范式，所以它現在看起來有點過時了。第三種是歐洲的模式，希望能夠盡量平衡女性的職業生活和她們的家庭生活，兼顧她們的工作和生育養育孩子兩方面，但這是非常困難的，以至于女性反而受到了懲罰，她們辛辛苦苦養育孩子，往往因為養育孩子在職場上受到歧視等等，所以她們并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反而受到了懲罰。”以伊岱爾的理解，正是在這三種模式的基礎上，福克提出了自己的模式。“她希望能真正改變女性被忽視、不可見的處境，希望女性生育功能能夠得到社會真正的承認，因為她把它稱之為生命的生產，讓社會真正意識到生育這種行為的價值，只有這樣，女性的地位才能得到改變。”

福克的與眾不同之處，還在于她不僅是一個擁有深刻思想的知識分子，她的思想如尼可利所說，不僅針對女性問題，還有針對其他問題。她同時還積極投身到社會行動中去，通過用實際的社會運動來改變女性的命運。早在1968年，她就發起了女性解放運動，尤其是賦予了這一運動以哲學上的高度。1974年，她創辦了女性出版社，1976年，她出版了《秋瑾》，把這位中國女英雄介紹給法國的民眾。2013年，她作為編者參與了女性創造者辭典的創作過程。尼可利介紹說，這套書卷帙浩繁，總共三大卷，里面有12000個詞條，囊括了4000年來全世界各個領域的優秀女性創造者，并在其中詳盡介紹了她們的生平事跡。

也因此，當四年前福克去世的消息一傳出，就在法國各大社交網絡引起了極大反響；時任法國政府發言人兼女性維權部部長娜迦·瓦洛-貝爾卡桑表示：“這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她作為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在女性運動史上將留下深遠而重要的印記，她為法國一代人的自由解放所作出的貢獻是無可估量的，她的精神和思想將繼續鼓勵和影響那些致力于爭取男女平等的人們。”

某種意義上，福克能這般數十年如一日推行她的女性學思想，是因為她把這一事業當成了她的生命。這倒是應了中國學者龔鵬程的一句話：“我述學、談學問跟別人談的不一樣，談的是生命史。”繼《四十自述》之后，龔鵬程在人生走過六十歲之際為讀者帶來了他的新作《龔鵬程述學》。在他看來，說“生命”不說“治學”，是因為“治學”和“生命”本是一體。“人生在世，既非貓狗，自當力學。”“生活即是為學。”因此“龔鵬程述學”，實際上是“龔鵬程談生命”，談自己的生命，對自己的生命進行勘察。

但本書又不同于一般的自傳，不采取逐年講故事的方式。龔鵬程另辟蹊徑地以孔門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為敘述框架，以六藝系統統攝學術，在“述學”的同時，又與整個中國文化銜接起來。因此，此書是龔鵬程立足于當代社會對孔門六藝的一次重新探討，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活化”，而傳統文化的“活化”，更在于通過我們的作為，從傳統中找到智慧，讓傳統文化真的在現代社會中產生作用，改造和提升社會文化及現代社會的種種缺失。

讓傳統文化“活化”受到的最大障礙，或許如原臺灣大學教授陳曉林所說，來自于人文社科學界。“到現在，兩岸學界各自都建立了很多的門戶、門墻、典范，但我們也可以看到，越來越嚴重的學術專業化導致的‘道術將為天下裂’。學術碎片化之下專業的傲慢，已經阻礙了學術的進步與發展。雖然龔鵬程提出的很多顛覆典范的想法最后的結論未必正確，卻絕對可以沖擊、刺激到典范里面的人去反思一下典范是否已到了需要重新修整或重新考量的地步。”

以陳曉林的理解，龔鵬程試圖沖破學術和民間的層層壁壘，把以儒家為中心的中國文化在現代性的沖擊下進行活化，背后既深含儒家的生活關切，也有俠義情懷在支撐。陳曉林表示，龔鵬程作為中華武俠文學會理事長，前幾年在大陸，去少林、武當、峨眉、青城、崆峒等凡是有武術源流的地方采訪了個遍，跟那些地方的掌門和負責人都建立了深厚的交情。“在學術界尚未意識到需要更新、轉換其典范的情況下，龔鵬程現在最大的成就，反而是和民間書院、圖書館、社會宗教團體合作，把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生活結合。他的治學并非局限于學術領域，而是延伸到了更為廣闊的生活場域。”

體現在恢復禮樂之學上，讓學者傅杰頗為感慨的是，龔鵬程倡導的禮學不拘泥于考究之形，他實踐的是活的禮學，古為今用的禮學。“他恢復很多書院，然后到處考察。我有幸陪同他到山西臨潭考察當地文廟，他在里面找到很多有趣的東西。他任校長的南華大學成立了一個雅樂團。我注意到，南華大學的師生把所有的古曲，還有各種各樣古代的儀器都復原出來了。南華大學還會舉行一些典禮，這在我們現在很多中小學都沒有了。應該說，復興禮樂是文化復興的重要部分。龔鵬程不僅是這樣倡導，而且身體力行。”

恰如復旦大學教授駱玉明所說，我們不能把精神之源完全建立在西方思想系統基礎之上，但要讓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重新成為中國人的精神資源，則需要做大事、出大師，同時還需要把傳統文化化入中國人的治學與生活日常中。

龔鵬程顯然做到了這一點。他從“自述”到“述學”，看似在反復講述自己，實則因為中國傳統本就強調“為己之學”。“我讀書做學問干什么？就是希望改善自己，然后才能去談改善別人，改善世界。其次，中國哲學中，做學問的方法最特別的就是‘自省’、‘自反’，通過自述的方式，對自己走過的路重新做一些探索和思考。”龔鵬程正是希望從“為己之學“出發，讓文化和生活所有層面都結合起來，讓我們的所思所行，讓生活和學術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