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淡淡的霧，糯糯的風，夢一般地把我又一次帶到嘉興。

40多年前曾第一次走在這座城的老街上。那是從上海坐火車來瞻仰南湖紅船。殘存的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跑累了，用二兩糧票一角錢在沿街的小食店買了一只鮮肉大粽子。吃一只就可抵一頓午飯了。在這以前，我還從未見過那樣大個兒、裹著鮮肉的咸粽子。此后幾十年，雖遍嘗天南海北的美食，卻再也沒吃到過料那么足、味那么好，那么油旺、米糯的嘉興粽子了。

后來我才知道，這座江南秀城的歷史正是由一只粽子揭開的。

令嘉興人自豪的是馬家浜文化。遺址中一只古拙的骨哨吹出了先民們辛勞的田園牧歌。7000多年前150粒炭化了的稻谷，證明了嘉興不僅是中國水稻最早的栽培地之一，也是地球上最早的水稻種植地之一。因此，三國、唐、宋、民初這座秀城均稱為“嘉禾”。

說到底，叩響了人類文明的馬家浜文化就是稻作文化。出生在北方古城濟南的我，少年時負笈南方，接受了“江南風土歡樂多，悠悠處處盡經過”(唐·張籍《江南曲》)的詩意生活。在江南情結已成為我生命的重要部分時，一個問題卻一直存在：完全不同于北方的江南詩性文化是如何從歷史深處翩然而至的？

一批江南文化學者的新著回答了我的這個疑問。晚唐以后，無論是楊行密、徐知誥還是錢镠，作為地方政權的君主，他們治理下的江南雖然沒有咄咄逼人的王霸之氣，進而發展為唐宗宋祖那樣的偉業，卻形成了亂世之中人們物質和精神上的寧靜家園。其中的原因正是同資源分配有關。很長一個時期，中國政治的中心一直都在北方，而且主要集中于關中、河朔兩大地區，這自然依賴于這些地區強勁的經濟發展，以及完善的政治權力體系足以令其控制全國的資源。但是，西晉后期的板蕩以及唐代的安史之亂幾乎徹底破壞了這一體系，不僅北方經濟再也無法獨立支撐起對中國的統治，而且原來的江南與中原那種依附關系也由緊密變得松散。稻作文化或曰魚稻文化，這種方式依靠的是大自然提供的條件，不需投入太多的人力資源，憑借自然的優越，江南民族在幾次面對人類食物鏈大破壞的情形下仍然可以保持著相對富足而穩定的食物來源。即使在中國大的政局動蕩的時期，接二連三發生大的軍事殺伐，江南依然明顯地保持著她的區域優勢。相反，黃河流域的北方民族土地貧瘠，產出有限，無法滿足社會對食物的迫切需求，在食物分配體制強制性驅使下，北方民族便逐漸發展了政治——倫理文化，這種文化偏重于以社會倫理為核心，強調的是如何調整社會人際關系間的和諧。個體精神自由和審美潛能在生存壓力下不得不退居其次。

終于又到了被稱為“生活著的千年古鎮”的西塘。

坐在柳葉般的小船上沿河而行，“荷葉似云香不斷，小船搖曳入西陵”，兩岸朱痕猶在的雕梁畫棟之間，到處嵌進了橋，望得見水。岸上店家密匝，前店后坊。前店坐著賣豆腐的老板娘，后坊卻拴一頭騾子，顛著頭“的篤”“的篤”拉動石磨磨豆漿。水鎮西塘被9條河流劃成8個板塊。家家臨水入影，戶戶粉墻高聳。人處其間，不知是人在畫中游，還是畫在心中移。廊棚下不知哪一家的野楊梅樹，把靠河的房子遮了陰。老屋的主人說，秋天時果子熟透，“吧嗒”“吧嗒”地掉落河里，掉落在大青石的河埠上。掉落在大青石上留下殷紅一片，掉落在河里引來游魚爭食啄，河面上便漂起一片胭脂紅。水鄉的路在船上，西塘人會把櫓做成琵琶的形狀，琵琶櫓一搖，小船便在“欸乃聲聲”的櫓歌中，在綠水清波中起舞了。

河埠上大都刻著“鼻紐”，講究一些的刻成獸頭狀，兩邊有孔，用來系船。船停靠后，手扶被稱作“吳王靠”“西施靠”的木欄桿上得河埠，老屋的八仙桌上菜已上桌，一籃椒鹽鳑鲏魚，一碗荷葉粉蒸肉，一盞毛豆菱肉，一缽餛飩老鴨煲，還未等端起盛滿了“嘉善黃”的酒碗，“饞蟲”早已被引出。“棄置功名意若何，一天煙雨好披蓑。江鄉鱸膾尋常事，贏得身閑脫網羅。”（明·蔣誼）以江南魚稻和水利構建起來的江南詩性文化，為秀城再造了一座審美的精神家園。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樂山”也好“樂水”也罷，都是為了在親近自然中恢復被壓抑的人性。美麗靈性的山水，最易使人從社會倫理、道德價值等等社會規范束縛中脫離出來，使疲憊的身心獲得片刻的舒展和安息。

老子在《道德經》中把“居善地”列為七善之首，認為只有選擇了居善地，方能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處于杭嘉湖中心的嘉興，雖然不如上海摩登，不似杭州有閑，但惟其如此，才能說它是江南詩性文化的核心和原版。沿河老樓門樓上“維和集福”的題額，奉法惟謹、崇文厚德，“其俗少陰狡”，絕少小市民氣的民風，都說明著嘉興人已褪盡了先人粗獷好斗的粗糙，顯出了成熟與圓滿。泛舟南湖，我試圖從淡霧籠罩的煙雨樓找回歷史的足印。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之所以把最終改變了中國歷史的一次秘密會議移師嘉興南湖，是否和對嘉興民風有足夠的了解有關？佐證我這一想法的是關于南湖的另一故事。1932年4月29日，上海虹口公園“轟”的一聲巨響，使正在慶祝“天長節”的侵華日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大將等眾多高官當場斃命。事發后，投彈勇士、韓人愛國團團員尹奉吉英勇就義。流亡在滬的韓國獨立臨時政府領導人金九等被日軍懸重金追緝。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是嘉興義士禇輔成等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掩護金九等從上海乘火車到嘉興住下。金九在日軍眼皮子底下居然一住就是兩年多。嘉興以她充滿母愛的蒙蒙煙雨庇護了小草一樣柔嫩弱小的初期中國共產黨，浩淼的南湖為韓國志士放生。拭去這座城市風花雪月的歷史風云，她原本是一座英雄城市、榮譽城市。

感受著同樣的江南詩性文化，嘉興和蘇州的味兒也絕不一樣。蘇州精致而舒適，多有歸隱之士。聽一下蘇州這些園林的名字吧：王獻臣造“拙政園”，清光祿寺少卿宋宗元來蘇州養老，重造“網師園”，網師者，漁夫，漁翁也；北宋詩人蘇舜欽丟官后流寓蘇州，修建“滄浪亭”，號稱滄浪翁；被參劾落職的任蘭生回到同里，建“退思園”，以示“退則思過”的心跡；沈復生在蘇州寫“浮生六記”；范蠡幫助越國滅吳后，從嘉興發棹，帶著西施也來了蘇州歸隱……

而南宋以后成為了“龍興之地”的嘉興似乎注定了是“出發”的。作為一方“罕習軍旅，尤慕文儒”的熱土，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巴金(祖籍嘉興)、茅盾、王國維、豐子愷、徐志摩、朱生豪、張樂平……連接起來是一部頂尖的文化名人卷。他們都從嘉興“出發”。在東米棚下17號的莎士比亞專家、詩人朱生豪的臥房和書房，我久久徘徊。正是在這間簡陋的房子里，朱生豪忍受貧病交加的困苦，從1943年開始，以兩年時間，譯出莎氏全部悲劇、雜劇、喜劇共31部。1944年12月26日，朱生豪在肺病不治的生命最后時刻，兩次在昏迷中突然雙眼直視高聲背誦莎劇原文，音調鏗鏘，絕命而去。直到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亞全集》，內收朱譯31部劇本，朱譯本仍以譯筆流暢、文辭華贍，被公認為一流。張樂平在嘉興的3年里，每天到嘉興北門外中基路的豬廊下收集“小癟三”的故事，在這里創作了不朽的連環畫《三毛流浪記》。茅盾寫完《子夜》后用所得之稿費在烏鎮造了新屋，準備在這里創作長篇小說《先驅者》。只是因為1936年10月接到魯迅先生在滬病逝的消息，才中斷了寫作立即趕回上海。偉人毛澤東兩次來嘉興，都和“出發”有關。一次是1921年來嘉興建黨，不消說是一次開天辟地的出發：一次是1957年農歷八月十八日來海寧觀潮，那時正是新中國最好的時期之一，詩人政治家胸中一定構思著新的“出發”。孫中山先生在袁世凱病死的1916年農歷八月十八日攜夫人宋慶齡來海寧觀潮，心中醞釀的也一定是“出發”，不然怎會親題“猛進如潮”四個大字呢？

作為一個北人，我曾特別在意魯迅先生《北人與南人》中的那一段話：“相書上有一條說，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貴。我看這并不是妄語。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機靈，南人北相者，不消說是機靈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謂‘貴’，不過是當時的成功。在現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業了。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小小的自新之路。”畢其一生研究中國國民性的文化偉人魯迅把北人南相、南人北相看作是中國人的自新之路，這可不是一般的評價。

嘉興地處吳根越角的首善之地，得天獨厚，它除有小橋流水之柔，更兼有錢江大潮之剛。這方水土哺育著剛柔相濟、南人北相的嘉人。而如今富庶蓋全國的秀城，已證明了嘉興人已“做成有益的事業”。

于是，突發奇想的我想為西塘的口號“生活著的千年古鎮”添上這樣一句：“行進著的江南文化”。橫批呢，就用中山先生的“猛進如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