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謝欒梅健教授的邀請。來復旦之前，我在北京參加過兩場分別由《文藝報》和北京文聯(lián)舉辦的“新時期文學四十年”的研討會，再從宏觀的方面，已經(jīng)談不出新的想法。這次想選一個比較小的角度。為什么要選這個題目呢？因為近年我寫過賈平凹、王安憶、張承志、鐵凝等作家的研究文章，發(fā)現(xiàn)他們在新時期初期創(chuàng)作階段，都曾談論過沈從文、孫犁、汪曾祺對自己的影響。從外國翻譯作品影響新時期初期青年作家創(chuàng)作這個流行話題看，這個小題目不被人注意，以為不是個問題。但我不這樣看。因為作家創(chuàng)作資源是多方面的，比較復雜隱秘，如果僅僅談外國翻譯作品，很多問題說不清楚。

所以，我今天的發(fā)言，不是從中國 / 世界的角度，而是從當代文學 / 現(xiàn)代文學的角度來展開。大家知道，新時期初期涌現(xiàn)的一批青年作家，因時代局限，走上文學道路的閱讀主要是十七年紅色經(jīng)典， 也有一些十九世紀西方文學作品。那時大部分作家不是出身科班， 少數(shù)是工農(nóng)兵大學生，知識結構存在缺陷，沒接受過系統(tǒng)文學教育， 基本是自學成才。在新時期初期，他們還來不及系統(tǒng)讀書。當然他們都很有文學天賦。在十七年紅色經(jīng)典中，好作家作品不多，藝術上大多粗糙；十九世紀西方文學作品固然藝術上一流，與中國文化和心理畢竟有點隔。這是一些青年作家也愿意師法現(xiàn)代文學作家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文學與社會的關系。“文革”終結“，四人幫”倒臺，使當時大多數(shù)中國人極其厭惡極“左”政治及其政策，這就有點 殃及池魚的意思，把十七年文學一起厭惡了。那時在很多作家心目中，越是政治性的文學作品越是不好，越是遠離政治的作品便是 真正的純文學，這是一個共識，也是一種風氣。按照今天說法，就是 “去政治化”。這種情緒當然相當偏激、偏頗，也不講什么道理。今天看來，卻失之簡單。文學史就是這樣，它的歷史脈絡、歷史敘述就 是由此一時、彼一時的時間段落構成的，像許多曲里拐彎的小河汊， 遠遠地看十分雜亂，像蘇南縱橫交錯的河流溝渠，沒有規(guī)律。所謂 規(guī)律，其實就是文學史家后來經(jīng)過時間的沉淀，也為便于集中、概括 地分析一個時期文學史發(fā)展的現(xiàn)象，把當年的很多枝枝杈杈剪掉之 后，經(jīng)過一番苦心孤詣的修剪，才形成所謂的“文學史規(guī)律”的。今 天我想做點還原，及所謂重返歷史現(xiàn)場。我由此注意到在青年作家 中產(chǎn)生的不同于十七年文學的新的審美意識，新的文學閱讀對象， 將決定他們在新時期最初幾年創(chuàng)作上的走向和趣味。

第三個原因，我以為是如何寫出純文學的、優(yōu)美的新時期文學作品，是這代青年作家不約而同的、也是共同的使命。在這種情況下，怎樣創(chuàng)作貼近中國人文化心理和審美趣味的小說，使他們把師法前人小說創(chuàng)作手法，完成自身文學成長的目光，很自然地投到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一些曾在新中國成立走背字、被冷落、被遺棄的非主流作家身上。而被他們發(fā)現(xiàn)的寶貝，居然都是有點出土文物意味的一些作家；他們發(fā)現(xiàn)的居然是現(xiàn)代文學史上那些非主流的、寫抒情性的、地方題材的作家，如沈從文、孫犁和汪曾祺等。這可能是受到了香港司馬長風的文學史、華裔美籍學者夏志清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傳播風氣的影響和引導，也許還有其他別的影響渠道。這只是我的猜測，對于一個作家的閱讀史來說，情形可能遠比我這種猜測要復雜和隱秘。必須通過細致的追蹤、收集材料和研究，才能最后看出廬山真面目。而且更可能的是，在每個人身上的差異也許是很大的，不能一概而論。總之，他們覺得這些現(xiàn)代作家的作品，比十七年文學更像“純文學”。他們抒情的、優(yōu)美的、地方題材小說的吟唱，也許更能撫慰這些青年作家在大的歷史動亂之后，急于過一種平靜的、安穩(wěn)的、不再折騰的老百姓的生活心理罷。新中國成立初期，這種安靜生活曾經(jīng)是很多人強烈渴望的，即歷史書上說的“休養(yǎng)生息”。但是真的久違了。

很顯然這是一個奇妙的歷史間隙。很小的、一閃而過的歷史間隙。它就在新時期初期，在大的歷史動亂結束與這一代作家創(chuàng)作成長起來之間。這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文學史角落。或者叫這代作家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不曾被人關心的小源頭。總之，它是我今天發(fā)言的出發(fā)點和關注的命題。為使問題具體、充實一點，不妨引用幾個材料予以說明：賈平凹在《賈平凹、謝有順對話錄》中說“：我記得大學快畢業(yè)了，突然有一天在書店見到一本書，是綜合性的小說選本，里面有沈從文的一篇，我讀了覺得是我那些年看到的最好的小說，就買了。”“后來，我一個同學從西北大學圖書館借了一本書，是沈從文的一本選集，才知道沈從文是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他又對章學鋒說“：接觸了沈從文的作品以后，才知道沈從文寫了那么多好東西！” 他還回憶“：我給出版社寫信——這輩子給出版社就寫過這么一封信，為沈從文這書，我跟他們說，以后再有這人的書咱能不能多給搜集點兒來？其實當時沈從文還在被專政，又過了幾年，沈從文才給解放出來，我才知道怎么回事。” 賈平凹有一篇短文叫《孫犁論》，內(nèi)容是寫他從來不登門拜訪作家，平生僅一次，是在北京開完會后，專程去天津拜望老作家孫犁先生，還帶著一個唐山彩，結果在火車上被弄斷了胳膊。他極其佩服孫犁的小說筆法“：讀孫犁的文章，如讀《石門銘》的書帖，其一筆一畫，令人舒服，也能想見到書家書時的自在，是沒有任何疾病的自在。好文章好在不覺得它是文章，所以在孫犁那里難尋著技巧， 也無法看到才華橫溢處。”“這樣的一個人物，出現(xiàn)在時下的中國，尤其天津大碼頭上，真是不可思議。”王安憶也有此類文章。依我看，王安憶創(chuàng)作成熟期“歸于平淡”的小說筆法，可能取自汪曾祺，也許也不一定。經(jīng) 多年反復磨煉，她的作品顯示出渾然天成的境界。她寫過《汪老講故事》一文“：汪曾祺老的小說，可說是頂 頂容易讀的了。總是最最平凡的字眼，組成最最平凡 的句子，說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輕輕松松帶了讀者 走一條最最平坦順利簡直的道路，將人一徑引入，人們 立定了才發(fā)現(xiàn)：原來在這里。誘敵深入一般，堅決不設 障礙，而盡是開路，他自己先將困難解決了，再不為難別人。正好與如今將簡單的道理表達得百折千回的風氣 相反，他則把最復雜的事情寫得明白如話。他是早洞察秋毫便裝了糊涂，風云激蕩過后回復了平靜，他已是世 故到了天真的地步。”她接著說：汪老“總是很笨拙很 老實地講故事，即便是一個回憶的故事，他也并不時空 倒錯地迷惑，而是規(guī)規(guī)矩矩地坦白出什么時候開始回憶了”，“筆下幾乎沒有特殊事件，都是一般狀況，特殊 事件總是在一般狀況的某一個時節(jié)上被不顯山不露水 地帶出，而事實上，汪曾祺的故事里都有特殊事件，堪為真正的故事”，且與“特殊的結構”形成默契，“實是包 含了一種對偶然與命運的深透的看法”。她還贊揚其語言風格道，“幾乎從不概括，而盡是詳詳細細，認認真 真地敘述過程”，還“很少感情用語”，“然而，時常地，很 無意的一句話，則流露出一種心情，籠罩了之前與之后 的全篇”。 很多人知道鐵凝文學創(chuàng)作的起步階段，受 到孫犁很大的影響，早期名作《哦，香雪》里洋溢著荷花淀派小說那種特殊的氣味，是不容置疑的。因有師徒之誼，她在《四見孫犁先生》這篇文章中充滿感情地寫道， “先生欣賞的古人古文，是他堅守的為文為人的準則”，而“他于平淡之中迸發(fā)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 的文章骨氣”，似乎都“盡在其中”。 雖然馮驥才有孫犁是無法模仿的忠告猶言在耳， 但這股在新時期初 期青年作家中刮起的師法現(xiàn)代作家的旋風，直到尋根文學興起，他們藝術上各尋自路的 1985 年，才開始降溫。

從賈平凹對謝有順的回憶看，沈從文精彩絕倫的小說幾乎是他創(chuàng)作的起點，那是對一個青年作家醍醐灌頂?shù)膯l(fā)。 他帶著崇拜之情北上，以致不小心把送給孫犁的唐山彩胳膊弄折了，連忙道歉，但孫犁先生只是哈哈一笑，放置一旁。賈平凹聲稱自己從未登過一位作家的門，到孫犁家，僅此一次。王安憶對汪曾祺用最平凡的字眼，說一件最平凡的事情的小說筆法，對他歸于平淡的作品境界贊揚有加。鐵凝更是稱贊孫犁小說“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氣”等等。然而，二者之間涌動著一種什么聯(lián)系呢？這是對手法高超、態(tài)度誠摯、樸素自然的現(xiàn)代作家的敬愛嗎？肯定是。但我以為更是他們在表達對曾在當代文學史中消逝的“現(xiàn)代文學傳統(tǒng)” 的敬愛心情。這是他們?nèi)松?jīng)歷中不曾有過的文雅、體面和平和。這是他們文學積累中不曾有過的雍容、優(yōu)美的文學寶庫。這是他們曾經(jīng)缺乏的對人的包容、同情和憐憫，因為在過去教育中，充滿了暴力和粗鄙的東西。這更是一次對歷史廢墟現(xiàn)場的回填。老話說，師人文章，乃是師人之心，就是這個道理。

七年前，我寫過《繁華落盡見真醇——讀汪曾祺小說〈歲寒三友〉》一文。作為同齡人，我理解、同時也感同身受新時期初期的青年作家對老作家們、對現(xiàn)代文學傳統(tǒng)的敬愛之情。在分析了汪先生這篇小說之后，我?guī)С隽俗约旱母锌妥晕曳此肌埃哼@些青年作家和當時讀汪曾祺的讀者一樣，都是被‘不是請客吃飯’理論培訓的一代人。激烈、粗糙、做人精明和大而化之，是這代人的通病。”“這種本領大大超出了前面幾代的中國人。閱世之深，警惕之深，猶如驚天動地地震爆發(fā)前一瞬間驚悚不安的螞蟻和飛鳥走獸。我們對人之警惕，對自己之保護，可能在汪曾祺等舊社會讀書人看來是無比驚訝，無比可笑，也不知所措的。因為我們的成長史中有‘反右’‘大躍進’‘文革’和‘糾正冤假錯案’等等等等，我們不得不這樣謹言慎行，警覺異常，前后矛盾。”這不是自我矮化。這是誠摯之言。 因為新時期初期，我的思想和文學觀念就處在這種歷史的低點。不是我自己愿意處在這一低點，而是歷史把我們摁到了這個低點上，令我們對外面的世界懵然無知， 變成了愚民。在近兩百年的中國近代、現(xiàn)代歷史上，我們可能是處在最低點上的一代人。這是毋庸回避的。

與其是十九世紀西方文學，不如說是這代現(xiàn)代作家的作品打開了我們心靈的天窗，文學的天窗。這次歷史相遇，使不少青年作家免走了很長一段彎路，思想見識和文學趣味很快回調(diào)到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水準上來，這個當代文學史的罕見洼地，就這樣被滾滾向前的時代思潮迅速填平了。但是，到目前為止，這個話題還沒有引起有識者的注意，也沒有開展有效的學術研究。譬如，以新時期最初幾年為節(jié)點，研究賈平凹與沈從文、鐵凝與孫犁，新時期作家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的抒情傳統(tǒng)，等等。我這里，只是提到幾個青年作家，其實，據(jù)我摸過的材料，還有不少青年作家與現(xiàn)代作家有這樣那樣的緣分。例如張承志與魯迅，莫言與魯迅，韓少功與沈從文，遲子建與蕭紅等。這是一個系列性的文學史考察工作，對新時期初期文學中的“現(xiàn)代文學傳統(tǒng)”，對一代青年作家的創(chuàng)作成長史，對我們這一代讀書人的心靈的秘密，都需要一一捋過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