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唐弢先生在他那本很有名的《晦庵書話》中曾兩次談到巴金的譯作。一次是說巴金翻譯的高爾基早期短篇集《草原故事》有四種版本，他認為，論譯筆，后出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版“最佳”，“因為這末一次重印，經過了大大的修改，譯文和前三種差得很多”。巴金是從英文轉譯的，唐弢曾就其中一篇對照過其他人的譯文，他認為，巴金的譯文“有幾處比從俄文譯過來的還好，更接近于高爾基的原意”（《草原故事》，《晦庵書話》第461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9月版）。其實，《草原故事》（后改名《草原集》）不止四個版本，在這之后，巴金還是根據俄文重譯和改譯了該書。多個版本，反復翻譯，能夠看出巴金對這些小說的偏愛。唐弢在另外一則書話里，則說“屢印屢改”簡直就是巴金翻譯的特點：

巴金對自己譯作極認真，又誠懇地向讀者負責，所以重版一次，即思修改一次，作家中對自己譯作屢印屢改者，當推此公為第一名。我酷愛這種態度，又喜歡研究研究他怎么個改法，所以他重印一次，我即再買一本，大掏腰包，此則不能不向老朋友鄭重抗議者。（《過客之花》，《晦庵書話》第466頁）

這是知人之論，從中能夠看出巴金對于譯作的嚴謹態度，甚至不是態度，而是顯示了譯作在他心中的地位。的確，幾乎在他開始創作的同時，他的翻譯生涯也開啟了。《巴金譯文集》中所收迦尓洵的《紅花集》中《信號》一篇就是他最早的翻譯作品之一。他自己說過：“我寫作只是為了戰斗，當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東西進攻，跟封建、專制、壓迫、迷信戰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樣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術教師學習。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揀來的別人的武器戰斗了一生。”他強調：“不用說，我的努力始終達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別人的作品變成我的武器。”（《〈巴金譯文選集〉序》，《巴金全集》第17卷第299、第29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由此可見，巴金把譯文作為“武器”，自己的創作之外，還用了別人的，也就是他把這些譯文的作用和價值已經等同于自己的創作了。作為“盜火者”，他的前輩周氏兄弟也是這么對待譯文的，巴金與之一脈相承。

《木木集》收錄屠格涅夫的《木木》《普寧與巴布林》兩部中篇小說，前者寫于1852年，后者完成于1874年。“木木”是一條小狗的名字，小說展示了聾啞農奴的悲劇性命運，小說的人物原型就是作者的母親和她的看門人。在專橫的女地主的壓迫下，啞奴心愛的姑娘被迫嫁給一個酒鬼，相依為命的小狗“木木”也被淹死，絕望中，他不辭而別……英國小說家高爾斯華綏說：“在藝術的領域中從來沒有比這個更大的對于專橫暴虐的抗議。”作者的抒情筆調，感染了眾多讀者，英國作家加萊爾認為這是世界上最感動人的故事。《木木》是世界短篇小說中的瑰寶，它的影響超出了文學本身，據說1883年屠格涅夫死后，他的遺體運回俄國，俄國防止虐待動物會為了這篇小說曾派代表參加他的葬禮。

《普寧與巴布林》是屠格涅夫對童年和青年時期的回憶。小說中祖母的形象，和她專橫、反復無常、不能容忍一點反對意見，跟作者母親有許多相似之處。男孩和普寧的友誼，以及他們朗誦《羅西阿達》詩的事都是根據真事描寫的。普寧就是屠格涅夫母親的秘書、家奴費爾多·伊凡諾維奇·洛巴諾夫。屠格涅夫后來說，他是“第一個喚起我對于俄羅斯文學作品的興趣的老師”。英國作家愛德華·加爾奈特認為，理想主義者普寧這個人物可以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擅長的繪像相比。巴布林，據作者自己說，也是“照活人摹寫的”，這是19世紀俄國文學史中平民知識分子的全新形象；小說中的穆莎也是一位新型的女性。屠格涅夫的晚年創作，既能夠把握恢弘的時代巨變，又能寫出人物內心的微妙變化，創造出很多具有高度歷史感和現實感的人物形象，是了解巨變中的俄羅斯的生動教材。

《散文詩》是屠格涅夫的文學絕唱，有人說，“他這些散文詩乃是俄羅斯文學中這一困難而獨特的體裁的最完美的典范”。這組作品作者最初所擬的總題是“一個老年人的手記”，它的寫作，最初并非為了發表，而是只想讀給身邊的朋友聽一聽，在朋友的勸說下，他才拿出去發表，編者征得他同意后，改為現名。寫作它們時，作者已經進入暮年，身受病痛折磨；遠離故土，心含悲傷情緒，這些都化作憂郁的文字散布在每一篇散文詩中。這是一個人生命的歌唱，雖然它們都是短章，然而，真誠、自然、飽含深情。

巴金也是在遠離祖國的時候開始決心翻譯屠格涅夫散文詩的，在以后的日子里，這些篇章也伴隨著他，帶給他力量，他說：“1935年我在日本東京非常想念祖國，感情激動、坐臥不安的時候，我翻譯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詩《俄羅斯語言》。他講‘俄羅斯語言’，我想的是‘中國話’，散文詩的最后一句：‘這樣的語言不是產生在一個偉大的民族中間，這絕不能叫人相信。’ 我寫《火》的時候，常常背誦這首詩，它是我當時‘惟一的依靠和支持’。”他還說：“譯者喜歡屠格涅夫的著作，也曾為它們花過一些工夫……”雖然謙稱本書是他的“試譯”，然而卻被視為精品得到幾代讀者喜愛。

巴金說：“我平常最愛看一般人不看的書，因此我也愛譯一般人不愿譯的書。”《獄中記》應當屬于此類。作者亞歷山大·柏克曼是著名的安那其主義者，巴金早年曾與他有過交往，他的重要經歷在這本《獄中記》中有詳細的描述。翻譯這樣的書，對于巴金來說，不僅僅是思想上的原因，而且，還能讓他感受到一個純潔的心靈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的養成，能夠感受到人類的基本精神價值的護持。巴金曾贊揚道：“14年的監獄生活都不能改變他的信仰，卻反而使他寫出叫遠在英國的老加本特也驚嘆贊揚的《人類心靈之記錄》了。” 《人類心靈之記錄》便是這本《獄中記》。

然而，寫這樣一本書，作者揭開的是自己痛苦記憶。他的戀人高德曼曾記述他寫作的情景：“每天他不是坐在書桌前面眼睜睜地呆望著空虛，就是狂熱地動著筆，仿佛被什么冤鬼驅使著一般。他時時想把他寫好的東西毀掉，我必須和他掙扎許久才能夠把稿子保存下來……接著又有一些時候他會逃進樹林里面去，怕和人間接觸，他躲開我，而且特別躲開他自己和那些在他的筆下活起來的鬼魂。我不知費了若干的苦心才找到適當的方法和適當的話語來撫慰他的受迫害的靈魂。”

《家庭的戲劇》是亞歷山大·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的一部分。赫爾岑出身俄國貴族家庭，青年時代就發誓要為社會的平等和正義奉獻一生，后遭遇流放，又流亡歐洲進行革命宣傳活動，英國學者以塞亞·伯林認為赫爾岑也許是當時“最偉大的歐洲政論家”，他在歐洲創立的第一家自由出版社，為后來的俄國革命的爆發奠定了基礎。在小說《誰之罪》《克魯波夫醫生》《偷東西的喜鵲》以及大量政論文之外，赫爾岑的這部回憶錄《往事與隨想》“是一部深刻而且生動的杰作，是赫爾岑賴以不朽的最大憑據”。（伯林語）

《往事與隨想》寫于赫爾岑流亡歐洲期間，是他花了15年以上時間寫成的一部包含著日記、書信、散文、隨筆、政論和雜感的長篇回憶錄。它生動地記錄了俄羅斯和西歐社會思想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人物、場景和作者個人的思想發展過程，在書中作者把個人的生活事項和具有社會歷史意義的一些現象有機地結合起來了。有人說，它“是時代的藝術性概括”。作者自己說這是“歷史在偶然出現在它道路上的一個人身上的反映”。

《家庭的戲劇》是《往事與隨想》的一部分，涉及作者家庭的變故等個人遭際，屠格涅夫生前見過這一部分的原稿，他后來對人說：“這一切全是用血和淚寫成的：它像一團火似的燃燒著，也使別人燃燒……俄羅斯人中間只有他能夠這樣寫作……”譯者巴金稱贊：“赫爾岑是出色的文體家。他善于表達他那極其鮮明的愛與憎的感情。他的語言是生動活潑、富于感情、有聲有色的。他的文章能夠打動人心。”

《草原故事及其他》收錄的短篇小說和特寫都是高爾基的早期作品，正是這些作品的發表，讓人看到高爾基的文學才華，一時間，這位文學新人震驚歐洲。有的文學史家曾經說過：自此至俄國第一次革命這段時間，高爾基與托爾斯泰并列，成為最受關注的俄國作家。高爾基的傳奇人生和他的影響曾經是文壇神話，光環散去之后，重新面對他的文字，我們發現，它們依舊閃耀著光芒。

斯托姆（1817-1888）是德國詩人、小說家，1849年發表《茵夢湖》（巴金譯作《蜂湖》）之后，更是名聲大噪。這部作品，在作者生前即印刷30多版次。作者自認為，它是“德語詩文之明珠”，并希望在他身后，“還將長久地以其詩與青春的魔法抓住老少讀者的心靈”。“詩與青春”是作者吟詠的主題，懷念往昔是作品憂郁的情調，這些在本書各篇作品中回旋，讓讀者讀后也千回百轉。譯者巴金說，“對一些勞瘁的心靈，這清麗的文筆，簡單的結構，純真的感情也許可以給少許安慰吧”。

巴金在少年時代就喜歡斯托姆的小說，學習世界語時曾背誦過世界語譯本，外出旅行時常帶著斯托姆的書，“有空就拿出來念幾段，我還可以背出一些”。在抗戰期間，他翻譯了這些作品，并表明：“我不會寫斯托姆的文章，不過我喜歡他的文筆。”

尤里·巴基（1891—1967），匈牙利人，是世界語運動的積極推動者和主要作家。巴金曾這樣介紹他：“匈牙利詩人兼小說家尤利·巴基是世界語文壇上的第一流作家。他用世界語寫成了小說、詩歌、戲劇等8部創作集。他的長篇小說《犧牲者》曾經被譯成了13國文字，在各國銷行很廣……他的《犧牲者》……得到世界語文壇冠冕之作的稱譽。他的作品有一種舊俄的悒郁風，但里面卻依然閃耀著希望。他頗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是直訴于人們的深心的。在他，所有的人無論表面生活如何慘苦，社會地位如何卑下，恰像一塊濕漉漉的抹布，從里面依然放射出光芒來；換言之，即是在悲慘齷齪的外觀下面還藏著一個純潔的靈魂。”

小說《秋天里的春天》1929年創作于布達佩斯，兩個孤苦無依的孩子的純潔的初戀、不幸的命運感動了無數人，巴金說：“如果叫我用這題材寫一部小說，我一定不會像巴基那樣寫。然而我讀著巴基的小說的時候，我的眼睛竟幾次被淚水潤濕了。這是感動的眼淚，這正如那個老賣藝人巴達查爾師傅所說，是灌溉心靈的春天的微雨。”學者、出版家陳原說，巴金的這個譯本，讓他在少年時代“一看就迷上了”，并且“眷戀了半個世紀”。

收錄在《夜未央》里的作品，曾經深深打動過少年時代的巴金，并對他信仰的選擇和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巴金是這樣說《夜未央》的：“那本書給他打開了一個新的眼界，使他看見了在另一個國度里一代青年為人民爭自由謀幸福的奮斗的大悲劇。在那本書里面這個15歲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夢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終身事業。”談到《吿青年》，他認為：“它像親密的朋友一般給我們說明了一切，它的話是我們可以了解的。讀了它，我們就覺得一線光明把我們的頭腦完全照亮了。”

《夜未央》的作者廖·抗夫（1881-1913），是波蘭并不知名的作家，也是波蘭社會黨的一分子，25歲時他在柏林用德文寫成這部劇。在1907年年底，該劇在巴黎公演，立即轟動，此后兩年連演百余場。《夜未央》不僅忠實地寫出了俄國虛無主義者的精神面貌，最重要的還是寫出了感情與義務之斗爭，愛與死之角逐，以及為了信仰獻出一切的殉道精神。《告青年》原為克魯泡特金《一個反抗者的話》的第六章。作者克魯泡特金（1842-1921），是俄國革命家、思想家、地理學家，他是巴金服膺的前賢，巴金曾引用他人的話贊美他是“在人類中是最優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偉大的良心”。《告青年》是作者對于即將踏上社會的青年如何選擇人生道路的告誡和勸說，在書中，他表明：只有萬人獲得安樂，才有個人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