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中，與作家研究密切相關的傳記和年譜是一種悠久的文學史學研究。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認為：“做傳不僅須要史學，還要有相當的文章技術。做年譜卻有史學就夠了。”他指出的正是傳記和年譜同中有異的寫法：傳記還需要文學之技巧，而年譜則不必，重史為全部要義。但梁啟超這樣的提醒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前卻有了另外的走向。胡適在《藏暉室劄記》中一語道出當時作家之文風：“吾國人自作年譜日記者頗多。年譜尤近西人之自傳也。”胡適引出的思考是：在傳記之可讀性與年譜之可信性上，文史各長，或許不可兼求。年譜若近自傳，在增強文學性的同時，是否也減少了史學性？年譜在寫法上究竟是應該讓作者過多現身說話，還是應讓位于史實本身開口？

作為作家研究中最基礎的史料整理工作，年譜是以編年紀事的方式客觀全面地集納作家的生平傳記與創(chuàng)作活動，它是作家一生創(chuàng)作與生活的編年史，是紀傳性和紀實性的整合。所以，作家年譜既有作家傳記的特征，又非純然的作家傳記。它不能像一般傳記那樣，為了尋求可讀性而進行文學性發(fā)揮，或進行合理的情節(jié)性、故事性加工，而是基于史料文獻為史實基礎的客觀還原記錄，不能添油加醋，更不能虛構想象。作家年譜只能根據文獻、檔案、采訪、訪談、日記、自述等歷史材料進行全景式、互證式的白描敘寫，其寫法雖然呈現出條目式、年表式的枯燥，卻是史學研究必須堅持的寫法。按照梁啟超的說法，在年譜寫作中，其實并不需要作者太多的才氣外露，而更多強調作者隱身后讓史實本身開口說話、求真求實的史家紀年寫法。

作家年譜具有“零敘述”的純紀實特性

就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而言，與作家個人史料相關的敘述性文字大體包括兩類：由作家本人創(chuàng)作與編訂的作家日記、自述、自傳與自定年譜，由他人創(chuàng)作與編訂的作家傳記、評傳和年表、年譜。相對而言，自傳、傳記類寫作雖然以史實為本，但往往是一種帶著情感、情緒的追述式或追憶式文學寫作，有時會刻意對細節(jié)夸大或屏蔽，或者在傳主與研究者之間構建某種精神知音而進行想象性對話。不管是自傳還是傳記，都會在史料呈現、還原的基礎上通過“紀傳式敘述”而具有“故事性”特征。而年表、年譜寫作則是一種去除故事、傳奇質地的純史料集成，是對傳主從生平年表到創(chuàng)作年譜進行“零敘述”的純紀實寫法。面對同一個傳主，同樣以史實為本，紀傳與紀實寫法卻大異其趣，年譜作者隱身在史實背后，成為客觀記述、冷靜歸檔史料的史學家，而傳記作者在對傳主跌宕命運“同情的理解”中有時會化身為與傳主進行文字對話的文學家，或是傳主創(chuàng)作與人生來龍去脈的解說員和闡釋者。

在此意義上，傳記可以由很多人寫很多本，可以因年代不同評述重點不同而寫法不同，做年譜卻因為“有史學就夠了”，故以史學研究為圭臬的年譜只要有一本完備優(yōu)秀的就夠了，后來者僅需查漏補缺續(xù)編史料細節(jié)而已，否則就是重復性的研究工作。比如魯迅傳記，已有的30多個版本，有著很大的不同。而年譜面對的問題則是，如果檔案材料有新的發(fā)現，或者文獻尚有新的挖掘空間，年譜才值得重新修訂，增加歷史細節(jié)，以豐富傳主形象的立體性。比如，當代作家路遙，多年來已有較多不同類型的各種傳記類文本、回憶性著作，包括《路遙評傳》《作家路遙》《平凡世界里的路遙》《路遙傳》等，去年出版的由王剛編著的《路遙年譜》，是在綜合了所有傳記資料之后完成的第一本“路遙年譜”。該年譜同時也是作者對兩年前出版的編年類作家年表《路遙紀事》所進行的史料細化和充實。

相較于既受普通讀者又受學術同行歡迎的作家傳記與評傳，年譜寫作更重史料而不重可讀性。上海文藝出版社連續(xù)多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評傳”系列，與作家的年譜對讀，足以勾勒出一個作家在人生和創(chuàng)作上的豐富性。如果說傳記作者的傳記寫法有知音型和旁觀者型兩大類，那么年譜寫法基本是旁觀者型的一種寫作：史料陳述，作者隱身。其中，部分學者既著有作家年譜，同時又著有作家傳記與評傳。好的寫作者能夠以兩套筆墨，兩種寫法在傳記、評傳與年譜之間恪守某種界線。比如徐瑞岳的《劉半農年譜》和《劉半農評傳》，易彬的《穆旦年譜》和《穆旦評傳》等。不同寫法既使故事與史料各有來處各有去處，亦使評論與史料互相使用與互證，讀者所見則是故事性與紀實性各自見長的紀傳與紀實。

完整呈現作家日常生活的“震驚處”與“平凡處”

年譜寫作是在時間軸意義上對作家生平與創(chuàng)作進行的全記錄，不論大事小事只需按照年月日逐條次第鋪排羅列下來，甚至是以一種流水賬式的寫法，完整同等呈現作家人生與創(chuàng)作經歷中的“大變故”與“小確幸”，這種寫法需要的不僅是作家生活事件中不論“震驚處”還是“平凡處”的各種事實支撐，更需要的是歷史細節(jié)的真實還原。這一點與傳記寫作略有不同，同樣都是基于歷史的真實性，傳主生命中的“震驚事件”或思想、創(chuàng)作轉變的關節(jié)點往往在傳記與評傳中成為“亮點”和“重頭戲”，考驗著寫作者對傳主生平活動的取舍判斷能力和文字鋪陳功力；同時，傳記作者如果進入完全的細節(jié)真實展覽而不做任何評判，則傳記寫作更接近于年譜寫作；相反，如果在基本史實上加入較多文學性與故事性的描述，則成為典型的文學評傳。

程光煒先生在寫艾青傳記時用了“年譜寫法”，在寫到極具“閱讀看點”的艾青婚變人生時，卻基本不做評價，而是讓史實說話，用大量真實歷史檔案和與當事人、知情人的訪談，綜合、全面、客觀地呈現艾青婚變細節(jié)與過程，尤其是在書中全文抄錄了艾青親筆所寫、向法院提交的申訴狀《關于四個孩子撫養(yǎng)費問題的說明》，共計3000多字。這些原始檔案是作者與家屬長期溝通后得到的“隱私級別”資料，屬于首次面世，它們使得《艾青傳》更加接近年譜寫法。這種傳記中的年譜寫法在“清官難斷家務事”的無法評述中顯得更為真實客觀，更能完整展現艾青的復雜情感生活與創(chuàng)作情緒之間的關聯(lián)。

事實上，家庭生活的考證與敘述對于傳記或年譜寫作同樣具有“震驚”與“平凡”的效果。實際寫作中，在家庭文獻和日常生活檔案細節(jié)上得到真實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從中管窺作家現實生活困境、思想變動與創(chuàng)作情緒之間的聯(lián)系，往往為傳記與年譜研究提供富有生活氣息和人情味的史料支撐。目前，各種著名作家傳記對傳主家庭紀事方面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或因年代久遠或因家屬不信任不支持而致無從下手、史料闕如，或為尊者諱而回避史實，或以傳聞過度想象傳主故事。這也是傳記與年譜最難著筆之處。從年譜所追求的真實性而言，如果缺失了與文學創(chuàng)作同步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生活，則作家生平的時間軸就會過于跳脫而顯得不夠完整。

作家年譜折射出“大環(huán)境”與“小環(huán)境”

年譜記錄的是一個人漫長的生活經歷，但并非孤立的個人創(chuàng)作史和生活史，而是一個人在其歷史變動里與整個時代的對話，所以年譜寫作實際上具備文學場域與歷史場域所共同構成的“同時代性”——它是“大環(huán)境”與“小環(huán)境”的合成，既包括遠距離的社會歷史大背景與作家生活的現實時代所輻射的“大環(huán)境”，也包括近距離的作家個人交游、工作單位與親友鄰舍等構成的“小環(huán)境”。寫法上，為了凸顯作家當時所處的政治、經濟、文化環(huán)境以及同時代人的整體文學風貌，年譜通過傳主與同時代人的通信、參與政治或文學社團活動等，聚焦作家所經歷的歷史變遷、思想蛻變、創(chuàng)作緣由與文學原型，同時通過“本年”的寫法全景式展示與傳主相關的同時代人和同時代政治、文化大事件，或遠或近，使傳主不是孤立于世，而是共生共存、互動于一個具體的時代文化語境中。

如果說年譜中傳主自己的家世婚戀、個人寫作道路、文學活動等所有細節(jié)的詳盡梳理是一種個人化的“小環(huán)境”復原，那么，“本年”中“同時代”與“同時代人”的史料羅列亦非閑筆而是文學圈的“大環(huán)境”建構。比如王剛的《路遙年譜》引證了大量路遙與他人的書信和同時代其他親歷者的回憶文字。僅1969這一年的編年條目，即已清晰標明了路遙所處的遠距離與近距離交匯而成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環(huán)境，由此帶出路遙文學創(chuàng)作與“特殊的同時代人”影響下的資源與來源：“1969年，路遙20歲，1月23日。北京1300多名知識青年來延川縣插隊落戶。延川來的知識青年主要來自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初高中及清華園中學畢業(yè)的青年學生。”“在延安插隊的北京知青被分配到各個縣的生產大隊勞動，閑暇時間讀書成為主要的業(yè)余生活，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路遙生活的文化環(huán)境。”正是這種背景式勾勒，路遙與其同時代建構起了一種密切的文學與精神聯(lián)系。

從學術角度來看，年譜是最接近史學的文學研究，甚至可以說，年譜最重要也最需要的就是史學研究的方法和寫法。作為作家研究中的基礎研究，史料史實是年譜寫作的學術生命線，年譜作者不必論道不應評判而應退場，讓位于史實本身開口，這才是年譜的真正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