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和意大利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兩端，分別代表了東西方最燦爛的古代文明。著名漢學家馬西尼（Fed?ericoMasini）認為，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來往，也可以說是中國與意大利的來往。馬可·波羅、利瑪竇、郎世寧在中西交流史上的巨大貢獻和象征意義足以說明這一點。然而，意大利文化對于中國的影響并不只停留在古代，自19世紀末起，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幾次重大歷史變革中，我們都能發現意大利文化起到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些文化元素扮演了“他山之石”的角色，在某種程度上對中國社會的走向產生了影響。

僅就意大利文學而言，也許意大利人想象不到，整個20世紀中國人讀得最多的意大利文學作品既不是《神曲》，也不是《十日談》，更不是其他現代作家的小說，而是兩部兒童文學著作：《匹諾曹歷險記》和《愛的教育》。對于前者，我們非常熟悉，那個一說謊鼻子就會變長的木偶已經成了中國幾代人的共同記憶，而后者對于中國現代教育的意義也是不容小覷的。

《愛的教育》是意大利現代作家埃德蒙多·德·亞米契斯（EdmondoDeAmicis）創作的長篇小說，首次出版于1886年，意大利語標題為Cuore，是“心”或“心靈”的意思。這是一部日記體教育小說，寫的是意大利小學四年級學生安利柯一個學年的生活，其間穿插著老師給學生講述的故事，還有父母為他寫的書信。

這本書是意大利在中國知名度最高、社會影響最廣泛、譯本最多的文學著作之一。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它是中國學校推薦給教師、學生和家長的課外必讀書，還替代了很多中小學校的德育教材。它的譯介和推廣使建立在情感教化基礎上的現代教育模式在中國迅速流行起來。如今，《愛的教育》進入中國已愈百年，社會上流行的版本數以百計，但仍然暢銷不衰，它對中國教育的影響可以說超過了任何一部教育理論書籍。1996年，該書被列入《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

包天笑：從“愛”到“倫理”的轉化

小說家包天笑翻譯的《馨兒就學記》是Cuore最早的中文譯本。1909年2月，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創辦了《教育雜志》月刊，該刊從創刊號起開始連載包天笑翻譯的教育小說《馨兒就學記》，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分12期載完。包天笑從日文譯本中轉譯了Cuore中的49則故事，其中有2則被他合二為一，另外他還自己創作了3則故事添加其中，這樣這部連載的《馨兒就學記》就包括了51則故事。1910年8月，商務印書館將連載一年的《馨兒就學記》集為單行本出版，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尤其受到教育界人士的激賞，于是有些學校將此書列為學生課外必讀書目，后來部分章節還被選入了當時的小學教材。1915年升任中華民國教育部次長的袁希濤在上任后不久即為包天笑頒發獎狀，表彰他“創作”了《馨兒就學記》等三部教育小說，為當時的教育事業作出了杰出貢獻。《馨兒就學記》自初版以后，雖然屢屢再版，卻還總是供不應求，即便是連年的戰火也沒有完全中斷讀者對此書的興趣，到1948年該書已經出到了第18版。多年以后，包天笑自己回憶說：“后來有好多高小學校，均以此書為學生畢業時獎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所以此書到絕版為止，當可有數十萬冊。”

《馨兒就學記》在連載的過程中，并不是以翻譯作品的面目呈現給讀者，包天笑以“作者”身份署名“天笑生著”，后來出版的單行本也沿用了這個“作者”的身份。至于包天笑為何隱去自己譯者的身份，我們難知其詳，但一部翻譯作品能夠被中國讀者當作原創作品看待，起碼說明包天笑已成功地將原作品“本土化”和“原創化”，沒有留下翻譯的痕跡。在翻譯過程，包天笑作了大量的修改和增刪，將一切外國元素本土化，例如小說的名字《馨兒就學記》是包天笑為了紀念夭折的孩子包可馨而起的，因此小說的主人公安利柯就變成了“馨兒”。繼而，小說中所有的人名、地名、稱謂、官銜、職業等也都被本土化了，甚至是生活細節和民俗也完全變成了中國人熟悉的內容，例如：毛筆、硯臺、梅子、養蠶、端午節、諸葛燈等等。而且，身為作家的包天笑，還不甘于只做一名譯者，他會在翻譯的過程中加入自己的評論，還會根據情節發展的需要，自己創作一些故事，如果不是與原著一一比對，讀者是很難把這些新創故事找出來的，可見它們與原著的融合度極高。

包天笑對于《馨兒就學記》敘事文體的選擇有一定的被動性，因為受到了時代文化氛圍的局限，但是對于文本內容和情節的“倫理化”改造則是他主動進行的。但是，這種倫理并非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倫理，而是“中國傳統文化框架中以儒家思想為主要內容的道德觀念”。這樣的例證在《馨兒就學記》中比比皆是，其中最為普遍的是包天笑把原著中兒女對父母的愛都詮釋為中國儒家文化中的“孝道”。亞米契斯原著的魅力在于寫出了少年們感受愛的真實過程，寫出了情感微妙的變化，小說中真正觸及人內心的往往不是情節本身，而是人性的真實。然而《馨兒就學記》卻宣揚了仁、義、孝、恩、忠、貞這些中國傳統倫理觀念，從而將西方“愛的教育”轉化為中國的“倫理教育”，將兒童對愛的體驗轉化為成人對倫理的說教。但無論如何，對于20世紀初的中國而言，《馨兒就學記》無疑是一部既契合社會文化需求，又具有西方進步觀念和人文精神的優秀翻譯作品。

夏丏尊：從《愛的教育》到“愛的教育”

夏丐尊是中國現代教育的開拓者，也是中國最早倡導語文教育改革的人之一，他在教學實踐中推行的人格教育和情感教育至今為人們津津樂道。

1921年，甫在上虞白馬湖春暉中學任教的夏丏尊接觸到了日本翻譯家三浦修吾的日文譯本《愛的學校》。這部書深深打動了夏丏尊，他是“留著眼淚讀完的［……］就是后來在翻譯和隨便閱讀時，還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覺眼睛潤濕”。在此書的譯者序言中，夏丏尊干脆說，他以前在讀盧梭的《愛彌兒》和裴斯泰洛齊《醉人之妻》時都沒有體會到如此強烈的感動。

1923年，夏丏尊唯一的胞妹因難產而不幸離世，為紀念亡妹，平復哀痛，他下決心翻譯這部《愛的教育》。次年1月，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大型文化期刊《東方雜志》用一年的時間連載了此書，社會反響非常強烈。1926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了全書的單行本，其一舉成為支撐開明書店經營的主要暢銷書之一。與《馨兒就學記》不同，《愛的教育》在封面上署了原著者的真實姓名，而夏丏尊的名字只是作為“譯者”出現。此外，夏丏尊還將亞米契斯的原序譯出，與他本人撰寫的譯者序言和作者傳略一起列于小說的正文之前，并在卷首附上了亞米契斯的頭像。與《馨兒就學記》一樣，《愛的教育》也受到了讀者的青睞，第一版問世10個月后便全部售罄，此后出版商為滿足市場要求，又重印、再版了二三十次。1927年開明書店的“世界少年文學叢刊”收入了此書，1938年他們又推出了一個修訂版，添加了豐子愷精心繪制的插圖，僅是這個插圖修訂版此后十余年中就再版了近20次。在中國讀者的印象中，《愛的教育》已經和夏丏尊這個名字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而“愛的教育”一詞也因此成為中國感化主義情感教育理念的代名詞。

20世紀2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正經歷著巨大的變革，中國教育也處于一片混亂之中。一方面，千百年來形成的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傳統教育觀念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爆發和深入，西方各種教育思潮不斷涌入中國，中國教育界在沒有形成統一思想和完備體制的狀況下，常常盲目跟風，不知道哪個更符合中國教育的實際情況。夏丏尊用“猴子種樹”的寓言故事非常形象地比喻了當時的教育狀況，批評教育主管部門沒有主見，一味照搬和模仿別人的形式，而丟掉了教育的本質，忽略了對學生的感情，讓他感到非常痛心。20至30年代中國的西方教育思潮和教育改革運動此起彼伏。夏丏尊希望國家教育部門對于各種教育思潮仔細甄別，謹慎引進西方教育制度，明確指出“各國的教育未必適合中國，盲從是要不得的”。他還結合自己在教育實踐中的體驗，提出了“情感教育”的理念。他呼吁教師們：既然選擇了這一職業，就應全心全意地投入，把真摯的情感傾注在學生身上和教學過程中，在學生當中尋找自身的價值，充分發揮教師的主觀能動作用，那些把“熱心和智力提供于學校或學生的教師，必然能得學校的信任，受學生的敬愛，否則，在學生眼里是不堪的”。這是夏丏尊對中國所有教師的期望，也是他對自己的一貫要求。

《愛的教育》這個書名的由來也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夏丏尊對此書寄予的期望和他的教育理想。這部書是他從日文譯本翻譯的，也參考了英文譯本，他用的日譯本是三浦修吾的《愛的學校》，另外他也見過一個名叫《真心》的日文譯本，而英譯本則沿用了意大利文原名Cuore，只是在下面加了一個副標題：An ItalianSchoolboy’sJournal。夏丏尊考慮再三，認為如果音譯意大利文原名為“考萊”，無法讓讀者一目了然，而用“一個意大利小學生的日記”有些啰嗦，不如“愛的學校”那樣簡練、醒目，但是書中的內容除了學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成分。于是，夏丏尊想以他推崇和實踐的“情感教育”作為本書標題，不過又擔心與法國作家福樓拜的小說《情感教育》混淆。最終，夏丏尊選擇了貫穿全書的主題“愛”和作者的寫作意圖“教育”作為他譯作的書名。從此之后，“愛的教育”就成為Cuore在中國的“標準”譯名，也成為了中國感化教育理念的代名詞。

“夏丏尊譯本的讀者很多，影響很大。小說描寫當時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不少美化的成分。可是書中敘述師生間的感情和同學間的感情非常動人。”巴金在《隨想錄》中這樣評價《愛的教育》中流露出的真實感情。黃裳說自己讀的第一本譯著就是《愛的教育》，雖然故事細節早已模糊，但當時心靈上受到的震撼仿佛仍舊可以追尋。樓適夷坦陳《愛的教育》曾觸動過他少年時代的心靈，使他曾渴望有一個人與人相愛的世界，也因此很早就把夏丏尊當作自己的老師。王統照在談及此書的影響時，也曾說過：“我知道這個譯本從初版至今，似乎比二十年來各書局出版白話所譯西洋文學名著的任何一本都銷得多。”“在譯者動筆時，也想不到竟能銷行得那樣多，那樣引起少年的興味。”香港小說家李輝英在《夏丏尊先生》一文中寫道：

《愛的教育》給予中國青少年的影響不能算小。雖然原書的序說：“此書特別的奉獻給九歲至十三歲的小學生們”，雖讀這譯本時卻在初中畢業的那一年，不止十三歲了。根據我的體會，也許十七八歲的青年讀它更合適些。甚至就是為人父的三十八歲的中年人讀它的時候，也仍然要承認那是一好書。［……］我清清楚楚的記得，讀過《愛的教育》以后，我便想到了發奮圖強的事情上，一心要向書中的主人公——小學生安利柯看齊，不怕吃苦，好好用功，多做些或是幫助別人做些有益人類社會的事情［……］雖然我一直都沒有做得到，可是當年它給我的鼓舞卻不小，給我的影響也很大。

《愛的教育》所倡導的愛與寬容，以及從人性的角度對愛作出的闡釋使它跨越了時空的界限，它起初被作為兒童讀物出版，但很快就受到了老師和家長的喜愛，據夏丏尊的女婿、葉圣陶之子、出版家葉至善回憶說：“許多中小學把《愛的教育》定為學生必讀的課外書，許多教師認真地按照小說中寫的來教育他們的學生。就在我上學的小學里，這樣做的教師就不少：有一位王志成先生還寫了一本《〈愛的教育〉實施記》，1930年由開明書店出版。”《愛的教育》一書大受好評，讀者紛紛寫信給夏丏尊，請他多翻譯些這類書籍。正在此時，他的朋友孫俍工從日本寄給他一部日文版的《續愛的教育》，作者是意大利作家孟德格查（PaoloMantegazza）。于是夏丏尊便用心翻譯，先是在《教育雜志》上連載，后來于1930年3月由開明書店出版了單行本。如果說《愛的教育》是和風細雨式的感情教育，那么《續愛的教育》就是堅毅自然頑強的教育，按照夏丏尊自己的說法就是：“《愛的教育》中含有多量的感傷性”，而《續愛的教育》中則“含有多量的興奮性”。在《愛的教育》的光環下，這部續作也獲得巨大成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文藝與教育也面臨著“廢舊立新”的變革。1951年4月，開明書店出版了《愛的教育》的最后一個修訂版（第20版）后就停印了，此后的30年，無論是《愛的教育》，還是《馨兒就學記》都幾乎消失在了讀者的視野中。50年代初，私營出版機構一般還可以像以前一樣自由出版翻譯作品，但上海開明書店卻主動停印了《愛的教育》，葉至善是當時書店的少兒讀物編輯，他晚年回憶了當時的停印經過：

等到一解放，《愛的教育》就不再印了。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受到了哪方面的壓力或指斥呢？完全不是，停印這部小說是開明書店編輯部自己作出的決定。我當時在開明書店編輯少兒讀物，我是這樣想的：如今解放了，咱們中國要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切都必須改變，為了美好的前途，教育更必須改變，資本主義的東西都得立即拋棄——什么愛的教育！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現在說起來我真是幼稚得可笑，很有點兒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小將”。

新的意識形態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代表“小資產階級”價值觀的《愛的教育》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市場，“如果照常重印，在一個時期內可能會一本也賣不出去”。李賦寧主編的《歐洲文學史》中對此的評價是：“亞米契斯在書中提倡以寬容諒解的博愛精神去填平階級之間的鴻溝，實現全民地位平等和感情融合，迎合了大多數人的善良愿望，其實是宣揚了空想社會主義思想。”

在1954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上，時任文化部長的茅盾對“分散自流的，無組織無計劃”的文學翻譯形勢提出了嚴厲批評。于是，從50年代中期開始，翻譯文學作品主要由新成立的國家出版機構出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56年7月，新成立不久的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六千哩尋母記》，書中收錄了《愛的教育》中的三篇故事：《六千哩尋母記》《看護“爸爸”的孩子》和《小抄寫員》，“都是反映意大利人民的困苦生活，暴露資本主義國家的黑暗面的”故事，雖然這本書印了25000冊，但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它和《愛的教育》之間的關系了。

直到1980年，上海書店整理出版“五四”時期的文學名著和譯著，夏丏尊翻譯的《愛的教育》才重又回到讀者的視野中。這個版本從文字內容到裝幀設計都照搬了1949年開明書店的版本，只是從豎排繁體字變為了橫排簡化字，第一次的印量達到了5萬冊。1995年12月，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得到夏丏尊嫡孫夏弘寧的應允，將1930年版的夏丏尊譯本復排出版，并保持了原版的裝幀，一舉成為暢銷書，3年內便重印了5次，總印數達到12萬余冊。1997年，南京的譯林出版社也重新出版了夏丏尊的譯本，此譯本編校認真，裝幀考究，重印的頻率和數量也很可觀。《愛的教育》在中國迎來了新的繁榮期，一直暢銷不衰。

隨著《愛的教育》的回歸和社會

對兒童人格教育的迫切呼喚，人們對夏丏尊倡導的教育方式進行了重新審視，研究和倡導小說中描述的那種情感教育的社會組織也應運而生，1993年一個名為“愛的教育研究會”的民間學術團體在上海正式成立，這是一個非政府資助的社會公益組織，其宗旨是讓學生掌握付出愛的能力，引進國際全新的教育理念，向學校推廣。“關心、尊重、理解、責任”是他們關于愛的基本理念。這個研究會還創辦了一份名為《愛的教育》的報紙，上海的數百所學校都成了他們的會員單位。正如著名翻譯家、作家葉君健所說的那樣：“經過了多年的分裂和戰爭以及伴隨而來的貧困和落后，在人民之間提倡‘愛’‘同情’‘諒解’‘互助’和‘忠于自己的職守’是符合廣大人民的利益的，因而也會推動歷史前進。在這個意義上，這樣一本書對于我們今天的青少年有極為現實的意義。”

時至今日，在《愛的教育》眼花繚亂的中文版本中，夏丏尊譯本依然被視為經典，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盡管夏丏尊的翻譯語言是典型的“五四”時期的白話文，和今天的漢語普通話有一定的區別，而且這個譯本也并非譯自意大利原文，但一些專門從事外國文學翻譯的出版機構仍然堅持出版這個譯本。那么，這個90多年前出版的譯本之所以依然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受到讀者的熱愛，是與譯者“知行合一”的翻譯態度有著直接關系的：夏丏尊作為讀者，充分體會到了亞米契斯筆下流露出的情感，并與書中人物產生共鳴；作為譯者，他的目的是傳達出原著中的情感，以此來感化讀者，因此摒棄了只譯情節，不譯文字的做法，認真細致地處理作者的每一詞語；作為教育者，他通過此書表達自己的教育理念，并努力付諸實踐，以實現情感教育的終極理想；作為作家，他以擅長的質樸文風和洗練的語言為讀者講述普通人的故事，文如其人；作為出版者，他憑借自己主編的身份和對市場的把握能力，使此書不斷再版，滿足社會需求和出版社的利益需要；作為一個具有高尚人格的知識分子，他的家國情懷以及坎坷的人生際遇又和亞米契斯有不少相似之處。這就是為什么夏丏尊所譯《愛的教育》自問世以來一直受人青睞、暢銷不衰的原因。朱自清在評論夏丏尊時曾說過：“他翻譯這本書，是抱著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在動筆的，從這件事上可以見出他將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這也正是他的從事教育事業的態度。他愛朋友，愛青年，他關心他們的一切。［……］他的態度永遠是親切的，他的說話也永遠是親切的。夏先生才真是一位誨人不倦的教育家。”

自2001年起，教育部把《愛的教育》列入中國中小學語文《新課程標準》課外閱讀書目，向全國中小學生推廣，這一舉措再一次掀起了復譯和再版此書的熱潮，全國幾十家出版社都出版了自己的版本，同時也不斷出現各種改編本、節選本，使《愛的教育》成為中國出版時間最久、版本最多、銷量最大、認知度最高的外國文學名著之一，也在中國20世紀文學翻譯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