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爾維亞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的名著《哈扎爾辭典》有陰陽兩個版本，而帕維奇的人生，其實也有一個“陰本”，那就是由他夫人雅斯米娜·米哈伊洛維奇講述的故事。帕維奇的生平，較之卡夫卡、博爾赫斯、納博科夫、卡爾維諾等其他20世紀重量級文豪，實在不為國人所知。我們只能從國內陸續出版的帕維奇作品、他妻子的回憶，再加上譯者的序跋中，抽絲剝繭地組合起一個模糊的形象。2018年末，筆者得知米哈伊洛維奇女士的作品《愛情故事的兩個版本》有了中文版（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且是與帕維奇合著之書，于是很快購入。

《愛情故事的兩個版本》，薄薄的一冊書，九萬字，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遲到的情書》，圍繞帕維奇的小說片段展開，實乃作者對亡夫的回憶文，感情真摯，貫穿了對亡夫含蓄隱忍而又痛徹心扉的懷念。這種感情，借遲子建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開篇所述，就是“我想把臉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讓人看到我的哀傷”。

《遲到的情書》同時也是帕維奇作品《雙身記——一部虔誠的小說》的解碼書。米哈伊洛維奇女士直陳：“我讀了《雙身記》，一本獻給我的小說。”正如《雙身記》情節一樣，寵妻狂魔帕維奇果真一次次地帶夫人來到巴黎——這座他倆都很迷戀的城市，在巴黎享用大餐、游覽購物。米哈伊洛維奇稱：“我一直相信，男人的聲音和他們挑選鞋子的品位決定了他們的魅力！”我們可以腦補帕維奇一定具有迷人的嗓音和不凡的品位。甚至帕維奇自己都不無自黑地寫道：“失眠的夜里，我決定不再清點活到現在到底買了多少雙中看不中用的鞋子。”

可以比照楊絳回憶錢鍾書的《記錢鍾書與〈圍城〉》一文。該文中楊絳自稱努力避免寫成所謂“亡夫行述”之類的文章，她回憶了錢鍾書創作《圍城》的過程，“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我不用說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這是何等默契！帕維奇與米哈伊洛維奇的生活也有這樣令人羨慕的場景，“因為我們總有說不完的話……因為我們對彼此的迷戀。”

然而，兩人的婚后生活并沒有想象中的那般“神仙眷侶”，同樣存在著柴米夫妻的煙火氣，“貧賤夫妻”的“百事哀”。兩人之前都經歷了一段失敗婚姻，帕維奇甚至可算凈身出戶，“一位享有世界性聲譽的作家，卻連一張寫字桌都沒有”，“未來的婆婆借給我兩只水壺，前夫還留給我一臺攪拌機”。在這種一窮二白的情況下，兩人度過了17年有情飲水飽的日子，也總有說不完的話。靈魂伴侶這個詞，他們當之無愧。在筆者看來，帕維奇的文學地位，就好比是巴爾干半島的博爾赫斯，而他的妻子與博爾赫斯的遺孀也頗有相似之處，首先是兩對夫妻之間的年齡差距。瑪麗亞·兒玉比博爾赫斯小40多歲，而米哈伊洛維奇也較帕維奇年輕30余歲。維系老夫少妻感情的重要一點，就是妻子對丈夫的崇拜之情。瑪麗亞·兒玉與米哈伊洛維奇結識未來丈夫之時，他們都已是舉世聞名的文豪。我們可以從《雙身記》中看出這種情愫，小說中“我”的妻子，就是“我”的書迷。在米哈伊洛維奇的講述中，也不難看出這種“迷妹”情結。作為女性，又同樣具有女性共有的占有欲和敏感，“那種女性特有的獨占之愛，馴順的，滿懷同情，卻又難免緊張，神經過敏”。

不囿于書迷的身份和崇拜之情，妻子身體里還有個聲音，不甘心居于丈夫名聲之下：“‘但你也是作家啊’，我聽見身體里有一個聲音嚷嚷著。”類似的語句在全書中多次出現。全書第二部分是與書名同名的《愛情故事的兩個版本》——夫婦倆合作的一部小說。小說的第一部分，是米哈伊洛維奇所寫《女人的故事：文學遺產》，與其說是小說，更像是真實的“亡夫行述”，小說中的“我”要求丈夫為自己定制一個故事，“得到一處雖不真實、卻永遠屬于我的房產”，為此，“我”甚至拿出了自己的稿酬作為獎勵。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縮寫分別是M.P和J.M，顯然正是夫婦倆的名字縮寫了。故事中丈夫寫成的作品《白色的突尼斯塔形鳥籠》，現實中也的確是帕維奇的作品。我們可以回看第一篇《遲到的情書》，米哈伊洛維奇已在文中劇透，要求丈夫“寫一篇以我為女主角的故事”，所以，《女人的故事：文學遺產》某種程度上真是一部回憶錄。有意思的是，鳥籠這個意象，在米哈伊洛維奇看來，“猶如生活的隱喻，人們卻誤以為它是生活的本來面目。每個人的生活都近似牢籠。只在極少數時候，鳥兒得以從籠中放出，自由地飛翔。盡管還是在屋子里！但畢竟獲得了隱秘的自由。”莫名讓人想起了《圍城》，以及“圍城”之喻。

丈夫對待這篇小說的態度非常認真，仿佛在打磨精美的藝術品，甚至冷落了妻子，而且最終還收獲了意外之喜，不僅贏取了妻子的稿酬，還進一步激發了靈感，寫成了系列小說出版并獲獎。妻子半是出于占有欲，半是醒悟地發現：“他愛他的作品，這些作品才是他唯一的真愛！其次，是他自己！”或許天神不該把皮格馬利翁的雕像賦予生命，人家愛的可能就是那雕像本身。

從這個故事中，能看出米哈伊洛維奇隱藏的與丈夫較勁的心結，雖然丈夫已經是著作等身的文豪，而自己的作品無論數量抑或質量，都遠遜于丈夫，但她就是不服氣，一直努力創作，想為自己贏得文壇的一席之地。同時，還能看到米哈伊洛維奇的女權思想：“按市場行情，男作家和女作家的報酬并不相同，男人和女人從事其他工作時也是如此。”也許這種對性別不平等現狀的無奈和不滿間接成為了她開展文學創作的動力。“我是一位女作家，我寫作；偶爾，我也戴首飾。”

日本作家井上靖創作了《敦煌》等很多中國古代題材的歷史小說，生前數次訪華，晚年之時終于來到了自己年輕時就描繪的西域。帕維奇沒有此等幸運，生前未能踏上哈扎爾故土，由妻子代為完成了遠行。米哈伊洛維奇也與兒玉一樣，去了丈夫筆下常常出現卻從未去過的地方。兒玉在博爾赫斯去世十年后訪華，米哈伊洛維奇則在帕維奇離世三年后到訪阿塞拜疆。全書最后一篇《哈扎爾海濱》，就是記錄這次阿塞拜疆之行的游記。阿塞拜疆政府出于對于帕維奇及《哈扎爾辭典》的尊重，斯人已逝，故邀請遺孀前往昔日哈扎爾汗國的所在地。

在帕維奇離世后的三年里，在米哈伊洛維奇的努力下，全世界范圍內有包括漢語在內的超過40種帕維奇著作出版。她還用了三年時間修訂《哈扎爾辭典》，累到咯血。當然，得益于亡夫的名聲，她游歷世界各地，在學術機構做關于帕維奇的主題演講。

文豪遺孀的際遇大抵如此。如果遺孀本人也是位才華橫溢的女性，如楊絳、米哈伊洛維奇，我們就能通過她們看到作家人生的另一面，如月球背面那不為人知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