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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散文”是繼“朦朧詩”、“先鋒小說”之后一次新的歷史跳躍。上世紀90年代初，張銳鋒、鐘鳴、于堅、龐培等的長篇抒寫語言匠心，無論在筆法、規制、語境、聲樣、想象力所指方面，在情感、個人風格、原創性和創造性心性方面，都表現甚或爆發出來某種橫空出世的新鮮敘事活力，某種驚人的身段和體量。一夜之間，似乎有一種新的漢語天空照臨大地；又似深山里的一條大河之源，在云遮霧繞的高原無人地帶，汩汩噴涌出熠熠生輝的意象水源。一篇緊接著一篇，一人緊挨著一人，給當年的中國文學的讀者造成連續不斷、目不暇接的興奮狀態，仿佛山陰道上的游客，在一個好天氣里突然佇立在了奔涌清涼的瀑布底下。與此同時，更年輕的作者加入進來：寧肯、黑陶、人鄰、周曉楓、柯平、趙柏田、凸凹、祝勇、馬敘、江子、杜麗、錢紅麗、小引、沈書枝……各有各的精神求索，各人是各人直面世界的正直形象。他們的語言抒寫，結合日常和夢幻、大地和鄉村、河流與街巷、詩和遠方、往昔和今朝、新歷史和舊情懷、滄桑和稚氣、美麗與丑陋……統統在或長或短的漢語世界獲得痛快自由的、前所未有的無盡表述。

《旁觀者》（三卷本）《馬車的影子》《五種回憶》《鄉村肖像》《飛箭》《流水》《斑紋》《舊宮殿》《陰陽臉》《城堡的寓言》《印度記》《你的身體是個仙境》……僅僅這些著作標明的書名，就輕松自逸地劃出一個時代，一種最年輕活躍的新的散文國度，一個語言自給自足的《少年之中國》第一季。同時，這也表明新一代的漢語抱負重心偏移，仿佛心事重重的神奇漢語，在得以不詳地預感到互聯網時代陰影降落的前夜，驟然間用手捂住的一連串年輕急促的心跳，同時伴以一系列的耳鳴目眩；又或者，古老悠久的漢語，以一群倉促間上場，似乎并沒有準備或預習完畢的“新散文”作者群體，對文章之道式做出了亙古回望和殷殷寄語。

毫無疑問，“新散文”諸君，在短短六七年里，開創以及奉獻出的面容各異的文體、法規、書例、聲樣、語態、著作路數等等，恍如中國當代文學一份異常清晰的鳥瞰式的荒原圖樣，一瞬間，給當今以及后世的中文寫作暢滌開各種四通八達的心靈道路，各條荊棘遍布的大小靈魂秘境。“新散文”們是100年來中國人所能“我手寫我心”之最暢快文字、最清新口吻筆觸，無己、無私、無他；無世界、無晝夜、無對錯。緊隨其后的刊物和雜志編輯們，亦值得中國當時代的這一股文學“清流”們集體致敬。凡偉大的創作文字，無不有呼之欲出的讀者同輩人的廣沃土壤，亦無不以其豐富的人性，滋潤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天地人心。

事實上，一部偉大的小說，其前提必然首先是一部敘事體偉大的散文。在散文里人們最先遇見什么？文字。是純然卓越的、個人的語言聲音文字。在中國，早在先秦之前的世代，這就成為了寫作者們的審美共識。書寫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首先，紙張、筆墨、近代印刷技術……正是由費神費腦的歷代書寫催生而就的。你敢說那樣的飛速想象已然終止了嗎？你敢認為互聯網技術可能輕易再造出一個司馬遷和另一個彌爾頓出來嗎？文體、文本、風格，這是一種歷史性的變量。不同書寫體例之間的異同交集，也同樣和同時在鑄造出不同的新的對方來。反正、異同、黑白、上下、死亡、集滅……它們或許是更好的自己；它們一度是同胞的姊妹兄弟。卡夫卡的小說明顯呈現出散文體特征，克萊斯特著名的中篇故事里顯而易見存在戲劇元素，而艾略特詩歌里更集中了劇院和劇場效果氛圍，這些是文學史習以為常的經典范例。

在文體自覺性程度上，或許詩人們略勝一籌，就像莊子路遇的那一棵無用的大樹，因其顯著的偉岸高大而無用。只有有限數量、小額度的幾本書、幾部著作，膽敢真正有效力地挑戰和丈量我們時代：《活著》《尋找家園》《零檔案》《舊址》《哭廟》《告別夾邊溝》《一生讀書有幾多》……20世紀百年，包括21世紀最近20年的中國現當代，最具活力和韌性的文學體例，或許是回憶錄和私人日記，將來，亦可能也包括書信體，即使書信時代已永遠地成為了過去時態。當此風雷震蕩、泥沙俱下的今天，我其實不知道自己是誰，我們其實不知道自己是誰，但也懵懵懂懂地有一點明白自己不是誰。這一點是確實無疑的：懵懵懂懂，不陰不陽，亦新亦舊，又中又西，忽明忽暗；四處游蕩的幽靈，無家可歸的浪子，內外交困的嗓音，有名無實的藝人，可短可長的歌泣。

可是，當大家長篇大論地談論“新散文”的種種好處時，我卻有些臉紅。作為一名作者，事實上，無論是別人還是自己，40年來我最主要的感受是羞愧和不安，是不自足，是一遍又一遍惶惑不安地體認自己的不自知。就我個人而言，“新散文”有、或者說尚有種種的缺失和遺憾；甚至稱之為“缺陷”也不為過。另一方面，會場氣氛傳遞出的真摯心聲，其訊息亦足夠豐富，尤其是有人提出1986年左右的“先鋒小說”問世，給了我特別強大的啟發。某種程度上，的確，1986年時我也正天天鉚足了勁兒在家寫小說，我也差那么一點或者說已經“成為了”先鋒小說作者之一員。蘇童、余華、格非們的寫作，我何其熟悉，他們使小說的語言空間特異、新穎、出離、古怪、奔放不羈，這正是我們此后在散文上悉數用心去做的。更有甚者，他們各人的故事來源、文體本源，也仍舊有一個西方文學新近介紹到中國來的“資源路數”以及“資源優先”的問題。這跟張之洞李鴻章他們當年的“以夷制夷”、“西體中用”，在方法論和人生之境界上，簡直如出一轍。我想，所謂“新散文”以后的順風順勢，自然亦有它時代特定的機運，“天時地利人和”均在其中吧。歷史，有時根本由不得人去言說。

無論如何，中國人在并不遙遠的過去，已經“睜眼看過世界”了。“夷”也好，“體”也罷，一代又一代艱苦倍嘗的國人，就這樣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一步步走過來了。有多少精彩的靈魂，在前方熠熠生輝？又有怎樣偉大的經典作品，河流大山般聳立在了國人身旁？一時之間，我似乎感覺到一種時空倒錯——我又來到了1994年的春天《大家》創刊，又一次臨近了“新散文”的前夜。長夜迢迢何時盡。歷史這樣的曲折環回，偉大的文明形態，也一樣深深涵蘊廣博在我們的山水長河里，在寬闊的長江風浪里。這一次，我要說，我最終想要說：落后于世界并不可怕，落后于我們自己，才是最恐怖、災難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