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應著“一帶一路”倡議，隨著海上絲綢之路在新時代的延伸，詩歌創作也開辟了一條朝向海洋的航線。越來越多的詩人將筆觸伸向大海的神秘與無垠，抒寫海洋意象與海洋經驗，從而拓寬了新詩的題材，形成了詩歌創作中審美方式的嬗變與生存經驗的更新。

海洋意象與海洋經驗對于中國詩人來說并不陌生。大海晃動著萬頃碧濤，包容萬物。它包容了萬物的生息，同時也接納了死亡；它包容了時間的放縱，同時也接納了虛無。在某種意義上，大海，是時間最直接的表象。當曹操這樣胸懷豪雄之氣的人面對大海時，首先征服他的就是大海對日月經行的容納：“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但是，曹操在《觀滄海》中對海洋的書寫也預示了詩人的位置與書寫范式：一種海邊眺望式的感性書寫。這種對于海洋的眺望式書寫一直延展到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面朝大海，意味著詩人的立足之地仍然是堅實的陸地。事實上，《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是典型的陸地經驗的詩性表達，詩人用想象中的春暖花開遮蔽了大海本身的恐懼，拒絕了直接面對大海不測的幽深與遼闊。這種對于海洋的眺望式書寫構成了審美經驗與生存經驗的雙重自閉，在眺望中，海洋成為陸地的中斷而不是延伸，作為陸地的限制而不是面向海洋的開放。海洋，作為一種全新的審美感受與全新的生存方式被拒絕用于詩人眺望的姿態中。用黑格爾的話說，他們和海不發生積極的關系。

現在，到了必須與海發生積極關系的時刻。詩人們不再滿足于對海的眺望與想象，而是真正地朝向海洋，投身海洋，置身于大海之中。在詩刊社主辦的“海上絲綢之路詩歌論壇”上，詩人們都清晰地認識到了“一帶一路”倡議為海洋詩歌創作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三沙抒懷》《詩遇三沙》《海天集》等詩集的陸續出版，展示了詩人們躍過陸地的邊界，朝向海洋，投身大海的積極努力。詩人們終于擺脫了眺望式、觀光式、想象式的海洋書寫，而是真正讓海洋作為一種詩歌元素內化為詩人的內在生存視野，從而在詩歌中帶來一種全新的生存空間感受與詩歌審美經驗。

朝向海洋的詩歌創作，意味著一種新的生存空間與生存經驗的開拓。在詩歌中，海洋成為祖國的具體構成部分，被詩人具體地感知。詩人李琦在《三沙筆記》中寫道，“祖國在此，有了顏色，氣味，形狀和聲音/藍色的系著白浪花飄帶的祖國/貴重的被波浪簇擁的鄉土”。祖國，不僅僅是大漠孤煙與長河落日，也是無垠的藍系著白浪花的飄帶，這承接著詩人李剛在上個世紀所寫下的“腳下是液體的祖國”，在詩歌中不斷更新著人們對于祖國的認知：無垠的大海的藍也是我們貴重的鄉土。同時，這種生存經驗除了一種外向拓展外，同時也有著詩人向著靈魂領域的內向拓展。

朝向海洋的詩歌創作，意味著“海與詩”構成一種豐富而微妙的互喻關系。海洋在拓展詩的經驗疆域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激發詩歌本身的形式與語音的潛能。詩人蔣浩的作品《詩》是一首典型的“海之詩”。在詩中，“詩與海”之間具有非常微妙的互喻、互文關系。詩歌采用的詩歌體例具有波浪般的片段性質，一種海水涌動的語法和一排排浪式的句群。詩的句子不斷地伸展、收縮，可稱得上像海神普洛透斯那樣變化莫測。“島是這顆心臟。波浪是，船也是。”詩人不再僅僅把海洋作為一個觀光的對象，而是將海洋當成一個立足點，從而重新展開詩人的語言和詩人的世界。當海洋意象內化為詩人的一種生存體驗時，詩人的身份就從大海的觀光旅游者轉化為海洋的原住民，必須去承擔大海賦予他的一切。李少君在《我是有大海的人》中展示了詩人對于大海這一全新生存境域的向往，“我是有大海的人/我的激情，是一陣自由的海上雄風”。大海，成為一種內在的渴求，那里，不是已知的大地的安全與溫暖，而是朝向海洋的神秘、遼闊與未知的冒險。

朝向海洋的詩歌創作，意味著一種新的詩歌審美經驗的體驗。當詩人被命運驅使，來到大海之中，他總會從大海里獲取他所尋找的東西。許多震撼的瞬間，會楔入詩人涌動的生命的潮汐中。在這樣的瞬間里，要求詩人更新自己的詩歌語言與詩歌經驗來適應這種全新的生存經驗，或者說，為這種全新的生存經驗找到一種恰當的詩歌表達。如果再用以前的“風、花、雪、月”的詩意經驗模式，顯然不能夠很好地應對商業化、全球化和海洋化的新的生存秩序。

當一個詩人敢于站在大海邊上，敢于出海，敢于像雨燕置身于海洋的風暴中，詩人才不會辜負這個新時代。同時，如果我們把詩人朝向海洋的創作看作是一種未來命運的抉擇的話，那么，這種抉擇只針對詩歌創作來說才是有效的。我們必須把詩歌創作的抉擇和一個民族的命運抉擇區分開來。事實上，朝向海洋的詩歌創作不過是對時代的一種隱秘呼應。詩人是大地的安居者，同時也可以擁抱海洋遼闊而廣遠的生活。詩人通過朝向海洋的創作能夠提供的只是一種詩歌中的命運選擇：投身海洋，投身于對未知而廣遠的生活的朝向與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