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沈德潛編《古詩源》，最后一首詩是無名氏的《雞鳴歌》。開篇歌曰：“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我樂觀地認為“汝南”的這只報曉的“晨雞”又將高視闊步，雄健“登壇”，響亮地喚來又一個星光燦爛的詩歌時代，這就是二十一世紀中華詩歌的偉大復興。

“晨雞”乃“神雞”也，誰說不是呢。

梳理、考察中華詩歌的發生、發展史，我們可以發現一些重要信息。這就是詩歌與時代變化、經濟發展息息相關。

中華詩歌的出現距今己有四五千年的歷史了。如《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周易》里的爻辭有些句子也是押韻的，如《屯》六二的爻辭：“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與《彈歌》句型基本相同。再如爻辭《歸妹》：“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就用了兩個對仗句式，并且出現了三字句。中華詩歌由最初的二言詩階段萌芽，經由四言、五言、七言為主要句式的《詩經》、《楚辭》、漢樂府階段，生生不息，一路浩浩蕩蕩走來，這就走到了魯迅先生所說的“文學的自覺時代”——魏晉南北朝。至此，中華詩歌完成了歷史的偉大孕育，正催生一個成熟的、輝煌的時代：唐朝與唐詩。

用不著懷疑的是，經濟、文化、政治推動了詩歌的發展。《詩經》《楚辭》反映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文化特征，而漢樂府與五言詩的流行，則顯示出兩漢之際的社會文化生活狀況。

隋唐科舉制度的出現，開科取士，平民與世襲士族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競爭上崗，特別是世襲領地變革為地主經濟，大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這樣就為有為、有志者提供了施展拳腳的舞臺。一般民眾也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與奮斗，參與社會政治、經濟事務，實現為國家建功立業，封侯拜相的最高理想。國家也因之出現了生機勃發的繁榮局面。唐詩，反映的就是唐朝的時代特征。

那么，經過晚清至民國以來的時代大巨變，尤其是在經過四十年國家全面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中華民族己經獲得民族經濟自信與民族文化自信的今天，中華詩歌沒有理由不迎來又一次輝煌，從而出現又一個時代高度。不輝煌、無高度才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且莫高興得太早，可能還有一段艱難的路要走。因為這是一條通向中華詩歌現代化路徑，它同經濟建設的現代化一樣，同樣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

詩歌的現代化，重要的是思想觀念的現代化。

看來這只“晨雞”雖然具有“神性”，己經孵化成熟，但她還沒有破殼，還要啄破包裹在自己身上的胎衣和硬殼，才能引吭高歌，一顯風釆。那么，到底是些什么樣的東西附著或是包裹在詩歌身上，需要去啄破呢？我歸納了一下，主要有如下四點。

（一）要啄破由文言文轉變到白話文的“語言”障礙，實現中華詩歌的當代語境寫作

無論傳統舊詩還是自由體新詩，都面臨著一個當代詩歌語言的重新認識與時代轉換的問題。

對于舊體詩語言來說，承繼的是文言文寫作傳統。五四以后白話文對文言文的全面覆蓋，今天白話文生態已經形成。如果舊體詩歌寫作仍然運用文言文，不僅自己感到別扭，還會給今天的閱讀產生語言障礙。我以為今天的舊體詩詞還是要堅持當代語境下的寫作。舊體詩詞的“舊”，主要表現在平仄格律的“舊”、詩詞體制的“舊”，其他東西，都要隨時代變化而變化。總之是要有語言的當代面貌。

對于今天的自由體新詩而言，同樣需要深度認識漢語言文字的特點。從詩歌語言來講，不能不承認幾千年來的中華詩歌實踐，其觸須伸向了各個領域，也抵達了種種可能高度。它所創造的詩歌語言形式其美學價值是不容忽視的，也是深入人心的。上世紀末葉，西方先鋒文學藝術式樣在華夏大地上閃亮登場，進行了充分的演示，用力不可謂不大。如文學方面，小說語言的重新解構，朦朧詩的語言實驗；美術方面，行為藝術大行其道；建筑設計方面，各種怪式樣層出不窮。如此一來中華大地就出現了“唱歌不是用來好聽的，而是用來尖叫的”，“衣服不是用來穿的，而是用來行走的”，“房子不是用來住的，而是用來爭論的”這么一些“超現實主義”奇觀，真正的令人嘆為觀止。但是結果如何呢？結果還是絕大多數作家、詩人、建筑師設計師等，又理智地回歸到文學及其它門類的現實主義傳統。

（二）要啄破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急劇變革附著在詩歌身上的不適應癥，實現詩歌的當代文明寫作

中國社會從農耕社會跨入工商社會、信息社會用了不過三十多年時間。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人雖然到了今天，但想法卻還在昨天。也就是人的身體雖然進入現代社會，但是許多思想觀念還停留在農業社會，尤其對于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詩人更是這樣。科技創新、社會發展快得令人頭暈目眩。農耕社會遺留在人體內的“觀念固化物”是不容易清除掉的，它甚至伴其終生。而人都有懷舊的情結，詩人尤甚。這就事實上妨礙了詩歌創作的時代發揮。

中華舊體詩歌是從農耕文明的土壤里生長出來的，因為舊體詩歌活潑的生命力，傳統對于今天仍然有一種強大的影響力與覆蓋力。傳統是一雙無形的巨手，某種程度上仍然操控著今天的舊體詩歌寫作。以至于我們今天的不少舊體詩歌寫作者還是習慣于傳統思維，念茲在茲的還是小橋流水，梅蘭竹菊這么一些詩歌意象。但是一個令人痛苦的事實是，對于今天的大多數詩人來說己經回不了“老家”。老房子己經拆光了，再也見不到煙熏火烤的土坯墻壁，也聽不到吱嘎作響的木門聲了。如果有，那也只是旅游景點的刻意裝飾，一只湖南湘陰電烤爐生產的涂滿了法國花粉的“馬家窯彩陶罐”。而顯然這不是你要去的“老家”。“老家”只在你的想象中，甚至有些奢侈的“夢鄉”。

在已經跨進工商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的時代門檻，并且己經生活了不少時日后，我們的詩歌思維是不是也要與時俱進，適應這種轉變呢？回答當然是肯定的。這就需要我們的詩人用全新的當代視角來打量詩歌。特別要強健詩人的脾胃來消化經濟全球化、社會現代化。在莊稼的無土栽培已經成為現實的今天，詩歌的生長土壤無疑也要做到“有土能生長”，“無土也能生長”，具體說就是要在“當代文明”的營養液里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但是進入當代社會后，詩歌是不是就一定得是硬梆梆、冷冰冰，沒有柔軟、沒有生意、沒有溫度，面目可憎的那一種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一方面我們看到，人可以改變生產條件；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知道，人雖然很能，對于無以窮盡的宇宙時空而言，怎么著都是小打小鬧。人無法根本改變自然。大自然仍然超越人而存在著。把眼睛放大里看，放遠里看，我們居住的星球，其實沒有太大的變化。我們要改變的，只是觀察世界的那一雙眼睛和感知世界的那一顆心靈。發現自然、貼近自然、回歸自然，從自然中吸取愛的源泉和生命的力量，任何時候都是詩歌創作所必需的。

（三）要啄破詩歌創作的理論局限，實現中國文學藝術傳統理論與西方現代文學藝術理論成果共享、優勢互補的詩歌創作理論自覺

無論是舊體詩詞還是自由體新詩都面臨一個理論局限的問題。今天的舊體詩詞創作主要吸收的還是中國傳統文學藝術理論的營養與指導。是“詩言志”“思無邪”，是“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是《文賦》《詩品》，是《文心雕龍》《六一詩話》，是《滄浪詩話》《蕙風詞話》《人間詞話》等等。而今天的自由體新詩，因為是直接從西方移植過來的，主要吸收的是西方文學藝術營養和指導。是丹納的《藝術哲學》，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以及各種名目繁多的“主義”，如“形式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非非主義”“后現代主義”，還有“現代派”“印象派”“魔幻派”等等，不一而足。

客觀地說無論是東方的文學藝術理論還是西方的文學藝術理論，都是人類文明的偉大成果，都應當受到應有的尊重。中國文學藝術理論與傳統詩歌創作實踐相互促進，產生了屈原、李白、杜甫、陶淵明、蘇東坡、李清照、辛棄疾、郁達夫、納蘭性德、毛澤東等等一大批或偉大或杰出的詩人，各個時代也都產生了同樣或偉大或杰出的詩歌作品，出現了唐詩宋詞元曲三個文學高峰。中華五千年文明歷萬劫而不衰，詩歌所起的作用，怎么評價都不過分。現當代自由體新詩創作，雖然歷史還不夠長，經驗還不夠豐富，詩體還不夠成熟，但是自由體新詩人順應時代潮流，學習和吸收西方文學藝術的表現形式，大膽實驗、大膽創新，同樣產生了如郭沫若、郭小川、艾青、徐志摩等一批重要詩人，出現了《女神》《團泊洼的秋天》《大堰河，我的保姆》《再別康橋》等一批重要詩歌作品，為中華文學畫廊增添了驕人的一頁。

在一個全面開放的時代，事實是我們的舊體詩人和自由體新詩人都吸收和消化了東西方文學藝術營養，只是有學習的程度不同，主動學習和被動學習的差別。只是東西方文學理論的相互浸潤與自覺吸收消化還沒有形成一種風氣，相互抵觸、瞧不起的情緒也是有的，這就不利于今天的詩歌創作。我們倡導舊體詩要多吸收西方文學藝術營養，自由體新詩要多吸收中華傳統文學藝術營養，形成東西方文學藝術理論成果共享，優勢互補的理論自覺，這才是可取的態度。

（四）要啄破舊體詩人與自由體新詩人互不兼容的尷尬現實，實現“新”“舊”攜手、共生共榮的中華詩歌發展局面

首先，在名稱表述上不宜用“中華詩詞”表述“舊體詩人”，用“中國詩歌”表述“自由體新詩人”這些個詩歌概念，他們應該同屬“中華詩人”和“中華詩歌”。雖然這是歷史形成的概念，在今天卻極不利于詩歌的繁榮。

用“中華詩詞”表述傳統詩歌也不是很準確。當然這是一個約定成俗的詞，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長此下去，“謬誤也會變成真理”的。所以該較真的時候還是要較點真。“詞”這個詩歌概念出現較晚，大概是在晚唐。“宋詞”出現后又有“元曲”，后來又有明清興起的“對聯”。對聯有韻，是詩的另一種表現藝術。毫無疑問歸屬詩歌，要受到應有的尊重。而且“詩詞”的“詩”雖然也包括了古體詩，但其本意似乎更偏重于“格律詩”。那么用“中華詩詞”這個概括既沒有照顧到前數千年，也沒有照顧到后近千年。現在用“中華詩詞”時，往往要加上一句說明“其中包括古體詩和曲”，這是不科學的。

五四后出現的“自由體新詩”，是相對于舊體詩詞的一個詩歌概念。因為近百年來的主流詩歌形式是自由體新詩（其中包括歌詞），這樣“中國詩歌”就是完全排除了中華舊體詩歌的一個專屬于新詩的詩歌概念，這同樣是不科學的。

毫無疑問，不管舊詩新詩，凡是中國人寫的詩歌（其中包括海外華人的漢語詩歌寫作）都應是“中華詩歌”。人為地將舊詩新詩分割開來，既不利于中華詩歌的整體推進，也不利于中華詩歌的海外傳播。

詩歌有它自身的變化發展規律。我們發現百年新詩在不斷的變，今天的新詩不僅跟五四時不一樣，也跟建國后十七年不一樣，還跟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不一樣。舊體詩今天的回歸傳統、堅持傳統也是一種時代新變，亦如當年韓愈的古文運動，事實上也是時代創新。中華詩歌將來到底是舊體詩吃掉新詩，還是新詩吃掉舊體詩，還是會創造一種既不是今天舊體式樣，也不是今天新詩式樣，而是一種全新的式樣？對此今天的人誰也無法預測，也沒必要預測。

但是可以斷言一點，在今天這個時代，舊詩還不可能取代新詩，新詩也不可能會吃掉舊詩。因為，事實是新詩舊詩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作者群，也各有各的讀者群，這就是中國詩歌的現實。那么用“中華詩人”表述新舊詩人，用“中華詩歌”表述舊詩新詩就是詩歌繁榮發展的理性選擇與時代選擇。

其次，在制度設計和政策扶持上要讓“新”“舊”兩家，同在一個屋檐下，同喝一壺春天茶。由于歷史的原因，新詩人歸屬“主流文學”陣容，舊體詩人則是自娛自樂的個人雅好，根本入不了“流”。當然現在這種現象有所改善。但是長達近百年時間，一個風光在前，一個寂寞于后，所形成的優越感或落寞感，其心理影響是一下子消除不了的。可以預期的是，隨著文化體制的深度改革，人為設置的新舊詩人體制屏障和觀念差異會自然消失。

再次，無論是新詩人還是舊體詩人都要放下身段，仔細地打量對方，多看對方的長處，親近對方，分享對方的成功與快樂，把笑容和掌聲送給對方。這樣，對方的創作也就是自己的創作；對方的成就也就是自己的成就。這樣，詩歌的整體力量就會放大。這樣，全社會都會高看詩歌界、鼓勵詩歌界，良好的中華詩歌文化生態就會自然形成，包括舊詩新詩在內的“中華詩歌”的偉大復興也就能夠實現。

蔡世平，知名詞人、一級作家、中國作協會員。國務院參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館中華詩詞研究院原常務副院長，中國國學研究與交流中心特聘專家，中國當代詩詞研究所所長，中國楹聯學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