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時不太愛看電視，唯獨看科普類節目，多年來瀏覽過電視上許多有關科普的欄目，大多令我失望。我不敢奢望有像國外 Discovery 或 National Geography那樣專門播放 科普影視片的頻道，畢竟就連少得可憐的冠以科普名字的節目，也很少有真正科學的內容，因為它們大半把科普辦成了“獵奇”。

后來有一個《科技之光》的欄目使我眼前一亮。在我的眼里，它是實實在在為公眾普及科學技術知識的，于是我便對這位從未謀面的《科技之光》欄目的主編升起由衷的敬意。這位主編就是1985—2003年任武漢電視臺臺長的趙致真。

趙致真擔任武漢電視臺長期間，主持制作和推出一系列科普電視作品，開辟了《科技園地》（《科技之光》的前身）欄目，先后制作出多部影響深遠的科普電視片，如《歡迎你， 哈雷彗星》《我們應該長多高》《凱麗阿姨講 科學》《怪坡揭秘》《讓科學的光芒照耀中國》《當彗星撞擊木星的時候》《當我們站起來之后》《追尋永樂大鐘》《守護敦煌》《我們的宇宙》等。他多次榮獲各種國家級獎項，并在拉夫伯勒、巴黎、蒙特利爾、里斯本、布達佩斯等國際電視節上獲獎。他是我國在電視上進行科學普及工作的先行者和倡導者，并因此被譽為“中國科普電視帶頭人”。

趙致真在中學時期就是一個熱愛理科、成績優異的學生，向往能夠在大學學習理科。命運卻跟他開了個玩笑，他最后選擇了文科，并于1967年于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 即便如此，他在工作中仍然表現出對理科的熱愛，把科學普及當作他畢生的追求。用他后來的話說，這不僅是一種執著的興趣表達，更是一種責任的驅使。當看到社會上發生的搶鹽風波、轉基因激辯，網絡上出現的成千上萬個“科學算命”的網頁時，他說這些社會熱點事件使科普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做科普是責無旁貸的事。

2003年，趙致真退休了。他回憶說： “我曾在電視臺的歡送會上夸過海口，說我這輩子如果能有點成績，那一定是在60歲以后做出來的。”“原來在‘文山會海’之余做科普，還能取得一點成績，何況現在有了大塊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呢！”

退休十多年的趙致真兌現了自己的諾言。他率領自己的小團隊，先后推出談體育中的科學的《科技與奧運》（35集）、談技術發明歷史的《世博會的科技傳奇》（20集）、 講科學史的《播火錄》（10集），2012年創作并開播了科技電視春節晚會《歡樂與智慧 同行》，2014年在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了《神奇科學》，推出電視專題片《守護南 海珊瑚林》等。

我和趙致真相識是在他退休以后籌備《科技與奧運》的時候。從那以后的十幾年的交往中，我一直關注他所取得的每一個新成果。以我的判斷，他的確達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自己科普視頻的特色。這些特色使他和以他為首的團隊成為一個科普視頻的流派，可以立于世界科普之林。

趙致真科普視頻的特色之一是其優美的文字。

古語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就是說，要讓科普的視頻有更廣的影響，必須在視頻的說明文字上下功夫。趙致真以古人說的“篇無贅句、句無贅字”自勵，對視頻的說明文字字斟句酌，再加上趙致真深厚的文科功底，雖然文字顯得樸實無華，但句句打動人心。以至于單獨把解說詞剝離出來出版成書，仍然能夠成為出版物中的精品！

在2008年《科技與奧運》系列片推出的同時，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將其解說詞單獨結集出版《奧運中的科技之光》，并納入《大眾力學叢書》，受到讀者的廣泛稱贊，同時入選新聞出版總署2009年發布的“全國青少年 百種優秀讀物推薦書目”名單。

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趙致真的團隊又推出了科普視頻《世博會的科技傳奇》，同時解說詞由北京大學出版社結集出版《造物記》一書。這本書圖文并茂，每一位讀者都會被其睿智而樸實的筆觸感動。他介紹了歷史上每一次在世博會上推出的新的、重要的技術革新與發明，涉及建筑、輪船與航海、 火車、電燈、電報、汽車、留聲機、電影、飛機、航天等，還講述了技術影響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前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信剛說： “本書畫龍點睛之筆當屬《人與自然》一章， 作者說‘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發現，莫過于對環境危機的發現’。接著他以人人能懂的事例 解釋了濫殺動物、濫伐樹木的危害，鉛、汞和DDT對健康的損害，等等。對‘溫室效應’ 和‘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以及‘低碳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作者更是以娓娓道來之聲，得發聾振聵之效。”作者最后呼吁“地球不屬于人類，人類屬于地球”。

2015年后，趙致真推出了科技史類科普視頻系列片《播火錄》，北京出版集團正在結集出版其解說詞。可以預料這本書的出版會比前兩本書更受歡迎。

趙致真科普視頻的特色之二是它追求的 深度和獨特的視角。

在我國科普視頻和科普圖書的市場上， 高水平的不多，究其原因，是因為我們高水平的科學家大多忙于研究，愿意花精力做科普的少。因此，凡是受過中學教育的人，看了市場上的多數科普產品，興趣不大。

趙致真做科普卻不滿足于此。他對一個論題不涉及則已，若要抓住一個論題，就必須窮根究底，弄個水落石出，方才罷休。不懂的內容就查資料、請教專家。例如，在寫作《科技與奧運》的時候，他對自己提出一連串兒問題：為什么跳遠運動員起跳以后還要在空中做邁步的動作？單雙杠體操運動員手上擦一些鎂粉（碳酸鎂）的作用是什么？ 運動員感覺到的網球拍上的“甜點”在力學上是怎樣的點？跳水運動員起跳時只有橫向的旋轉，為什么后來會有繞軸向的旋轉？這些問題連有些專業教練也回答不出來，于是他便請教有關專家，有的還委托有關方面做實驗研究，直到得出一個合理的解釋。難怪有經驗的教練和訓練有素的運動員看了都有收獲。

從歷史上看，傳世的科普著作都包含一般人沒有注意到而作者自己獨立研究的結果，像法布爾的《昆蟲記》、薛定諤的《什么是生命》等都是這樣。趙致真做科普，正是以這種精神鼓舞自己：在科普中有研究，在科普中有獨創！

三百多年的科學發展使科學具有無比的 威信和崇高的榮譽，科學史和科學家傳記的著作也汗牛充棟。大凡瀏覽過一些這類著作的讀者都會有一個印象，這些著作大都是以 闡述科學中的事實、規律和定律的發現過程為線索展開的。而趙致真編導的科普視頻系列片《播火錄》，在收集了大量國內外的資料的基礎上，從完全不同的一個角度來講述科學史。

馬克思說過：“科學的門口，就是地獄的門口。”《播火錄》的第一個專題《科學入口處》就是集中介紹科學史上那些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精神從事科學事業的科學家的感人事跡的。他們冒著失明的危險，用裸目觀察研究太陽，以自己的感官為傳感器去嘗試新發現的化學物質，乃至為了 弄清傳染病的來源，以身飼蚊、吞食病菌等感人的事跡。有人說科學是一把雙刃劍，視頻就有一個專題《文明的代價》來介紹人類濫用科學或由于無知吃過的苦頭。視頻還專門就富豪們如何資助科學研究、諾貝爾獎獎金的成功與疏失等方面來講述科學史，使人們有一種別開生面的感覺。即使是專門研究科學史的專家和科學史的研究生看了之后，從史料的掌握上和對論題發掘的深度上也會有收獲。

科學是博大精深的，反映科學發展的科學史也應當是豐富多彩的。以往那種以敘述科學發現和科學規律為主線的科學史敘述方式，不免令人觀后感到沉悶、單調和千篇一律。但觀眾看了《播火錄》之后，會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這系列視頻啟發我們從更廣闊的角度去觀察和思考科學史，也會啟發科技史的作者和研究者從新的角度去研究科技史。

講完了我所體味到的趙致真及其團隊所做科普視頻作品的特點，我還想說一點我的感受。

回想“五四”時期的文化工作者和知識分子，他們提出了“科學、民主”的口號。文化的責任是引領整個民族前進的方向，文化產品不僅要普及點什么而且要使群眾提高點什么。那時候，無論是教材、出版物、電影、話劇、歌曲，都擔負著引領人民大眾爭取民主，接受和學習科學的方向。所以那時的許多文化產品流傳到現在，快一百年了仍然有現實意義。

現在，環顧我們的文化產品，我有一種感覺，文化界不是引領人們前進，而是跟著大眾興趣的屁股后跑。跟隨學界的一股復古熱，前些年媒體上充斥著清宮戲。現在老百姓要講究吃了，于是就有大量的“舌尖”書和電視問世，老百姓要旅游了，于是又有了《爸爸去哪兒》和花300億元打造的新“圓明園”。不是說不需要這些，而是當文化界的主流是這些的時候，我們就會失去方向而變得“媚俗”。這些產品在熱鬧一時之后，不久就會被淡忘，在社會上留不下多少印象。我們每年大約生產一萬集電視劇、八千本小說，能夠出版的小說是兩千本，但有多少是能夠流傳下去的呢？而《科技與奧運》《播火錄》《世博會的科技傳奇》等作品，是堅持科學民主主流文化，提高、引領受眾這一方向上的優秀作品，過多少年之后你再看，還是會有所啟發。

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科學技術水平仍相對落后，特別是有些地區迷信思想還很嚴重，愚昧，落后。我們更不要忘記，鴉片戰爭之后，我們屈辱于列強的歷史，是大刀長矛屈辱于洋槍洋炮的歷史，也是愚昧落后屈辱于現代科學文明的歷史。因此，普及科學知識和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 水平仍然是我們文化工作者重要的社會責任之一。這也算是幾句“盛世危言”吧！

我們平常說“曲高和寡”，是說水平高了，影響面就小了。于是一些人為了“和眾”要“曲低”，也就是為了所謂的收視率、 印刷發行量和經濟效益，就要以媚俗的產品討好大眾，致使大量低俗文化產品傳播。但是趙致真他們的作品不同，不但水平高，而且和者多，它是“曲高和眾”的產品。“曲低和眾”和“曲高和寡”都是容易的，這是一般規律，但要“曲高和眾”，不是一般的功底能夠做到的。這是團隊幾十年合作，不斷學習、磨煉才能夠達到的一種境界，我想我們的科普作品應當向他們學習。文化工作者應當走在時代的前列。

趙致真團隊是一支經過幾十年考驗的有水平、成績卓著的團隊，他們留給我們的一座座科普的高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形成的。但是在我們的體制下，是否能讓這個團隊繼續他們的風格，把他們的品格、知識和才能傳承下去并發揚光大。這是我們值得思考和擔心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的另一種形式。“錢學森之問”說，“為什么我們這么多年來培養不出出類拔萃的人才來呢？” 這是錢學森向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當面提出的問題。前些年，清華大學百年校慶，宣傳歷史上曾經出現的27位大師，都是1949 年以前20多年培養的，1949年至今60多年，連一位大師也沒有出。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不僅在視頻科普界是這樣，在教育界、 科學技術界也大致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