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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加繆的《局外人》是20世紀最重要的文學作品之一。今年3月，讀客和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推出留法譯者金祎全新譯本，展現《局外人》“冷峻”文字風格。本書除了收錄的加繆資料，還配有由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文學博士、加繆研究者張博的長篇導讀。以下為導讀原文：

出版于1942年的《局外人》，早已是當之無愧的二十世紀文學經典，論其讀者之多、譯本之眾在世界范圍內均屈指可數，其文學和文化影響力早已超越了一時、一國、一語。而在中國，早在1961年便有孟安先生的譯本問世并小范圍傳播，并經過八九十年代柳鳴九先生與郭宏安先生的再次譯介在漢語世界廣泛流傳，其小說意涵在中文讀者中引發(fā)了持續(xù)性的廣泛探討，成為現代小說的經典范例。

在《局外人》中，加繆塑造了一個典范性的現代人形象：默爾索。這位把“我怎么都行”掛在嘴邊的小說主人公，對一切社會規(guī)范都顯得無動于衷、置身事外，同時又以一種近乎魔鬼般冷峻的目光靜觀世人，甚至在自己的審判大會上也仿若一名看客，卻又在諸多隱秘的瞬間表露著對世界的親和，沉浸于其生活的當下性之中。這部簡短的小說，總計不過兩部十一節(jié)，卻在極其精簡的筆墨之間隱下無窮伏筆，使得對于《局外人》的解讀呈現出近乎無窮的豐富性。1957 年，當加繆回顧自己的創(chuàng)作生涯時他說道：“當我開始創(chuàng)作時我曾有過一個明確的計劃，我想首先表現否定性（這個字眼有時用來指涉荒誕）。以三種形式，小說的——《局外人》、戲劇的——《卡里古拉》和《誤會》、思想性的——《西西弗斯神話》。如果我對此從未有所經歷，那么我根本無法將其談及；我沒有任何想象……我知道人們不能在否定性中生活，而我早已在《西西弗斯神話》的序言中對這一點作出了宣告；我依然是用三種形式對肯定性（反抗）作出了預示，小說的——《鼠疫》、戲劇的——《戒嚴》和《正義者》、思想性的——《反抗者》。我已經隱約瞥見第三個層次，圍繞著‘愛’的主題。這是我正在構思中的計劃。”類似的提法在加繆的筆記與言論中反復出現，我們有理由相信它并非簡單的事后追認。《局外人》作為加繆“荒誕系列”中的核心作品，是其日后龐大創(chuàng)作構架的基石和起點，也是我們理解加繆思想演變的關鍵。下面，我們將借助加繆的諸多筆記與散文以及《局外人》本身的線索，對這部作品進行細讀與分析。

《局外人》的誕生

1913年11月7 日，阿爾貝·加繆出生于阿爾及利亞君士坦丁省小城蒙多維。1914年7月14日，由于瘧疾肆虐，其父呂西安·加繆舉家遷回阿爾及爾。8 月2 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呂西安應征入伍，同年8月24日于馬恩河戰(zhàn)役中頭部中彈負傷，10月死于法國北部濱海小城圣布里厄。伴隨著父親的去世，母親不得不帶著出生不久的加繆搬至阿爾及爾郊區(qū)的貧民窟庫爾貝爾，與嚴厲的外祖母及殘疾的舅舅共同生活。在一個文盲家庭中，雖然幼小的加繆時常能從母親充滿愛意的沉默中感到一種無言的溫暖，但卻不得不忍受雙重的貧窮：既缺少物質收入，更沒有任何書籍可供閱讀。加繆便在這樣一個文學徹底缺席的環(huán)境中成長了起來，但卻并未因此落入平庸的泥沼。童年的貧苦沒有折損他生活的熱情，因為他發(fā)現了無價的財富—— 與他相伴的星空、大海與陽光。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生于貧困，但在幸福的天空下，在大自然中，我與之感到一份融洽，而絕非敵意。我的生命因此并非始于痛苦，而是始于圓滿。”而與此同時，1930年一場險些使他致死的肺病讓他對死亡有了深切的體悟；1934年他與第一任妻子西蒙娜·伊耶迅速失敗的婚姻令他感到人與人之間信任的脆弱；他本人的家庭出身和青年時代在阿爾及利亞從事記者工作的經歷，更讓他對社會底層慘烈的生存狀態(tài)有了清晰的認知；而他在求學時代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馬爾羅和薩特作品的閱讀，則使他在文學與哲學層面獲得了關于生命之殘酷與荒誕的范例。凡此種種，使他在創(chuàng)作起步階段便對荒誕產生了多角度的理解。正如他在1937年出版的人生中第一本著作《反與正》中說的：“有兩件事對我極為珍貴，我也難以將它們分離：我對光明與生命的熱愛，以及試圖描述絕望經歷的隱秘執(zhí)念。”這也許便是《局外人》動筆的契機。同年，在24歲的加繆寫下的諸多筆記中，我們可以讀到以下這些片段：

4月

故事—— 一個不愿意自我辯解的人。人們對他產生的看法更受他青睞。他死去時，唯有他始終意識到自身的真相—— 這種慰藉何其空虛。

6月

死刑犯每天有神父探望。由于那被割斷的喉嚨， 那蜷曲的膝蓋，那試圖令一個名諱成型的雙唇，那被推向地面的瘋狂，這一切都是為了使自己隱藏在“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之中。

而每一次，這個人都反抗著，他不愿接受這種便利，他要咀嚼他全部的恐懼。他一言不發(fā)地死去，眼中滿含淚水。

8月

一個人曾在人們通常安置人生（ 婚姻、處境等等）之處尋找他的生活，他在閱讀一本時尚圖冊時突然間意識到，他對他的生活（亦即那種在時尚圖冊中被設想的生活）是何其陌生。

第一部分：他直到此時的生活。

第二部分：游戲。

第三部分：對妥協的揚棄和自然中的真理。

這三條筆記是加繆在開始構思《局外人》時寫下的最初隨想，分別代表了三種不同面向。在4月的筆記中，加繆萌發(fā)了書寫一個“故事”的意愿。故事的主人公似乎是一個冷漠的人，因為他“不愿意自我辯解”，他覺得這樣做毫無必要；他又似乎是一個被動的人，因為他樂于按照“人們對他產生的看法”而非他自己所堅持的看法去定義自我；最后他又似乎是一個勇敢的人，因為他始終獨自守護著屬于他自己的“真相”， 將這一“真相”貫徹到底。這些表面上看似矛盾的性格在經過變形之后幾乎都出現在了默爾索身上。而6月的筆記，則是一個死刑犯人臨刑前的具體細節(jié)，它不但將會在《局外人》第二部第五節(jié)中得到充分的發(fā)揮，更是小說的中心主題之一：拒絕彼岸與來世，堅持立足于此時此刻此生此地。這一基本的價值立場將在《局外人》中得到繼承。8月的筆記，則是一個相對清晰的提綱，其中“游戲”一詞所指代的是人在社會上生活需要履行的游戲規(guī)則，人應該如何參與這場游戲，又或者如何退出游戲，這一問題已經在加繆腦海中形成。在這則筆記中，加繆使用了“étranger（陌生）”一詞，與日后小說的標題（L'étranger）中的étranger是同一個詞，只是在這里使用了法語中的形容詞意義。這個人物一方面在尋找著他真正的生活，另一方面又猛然發(fā)現他只是附著于其生活表層甚至置身于其外， 他每天所經歷的生活對于他“是何其陌生”。在這個瞬間，他對于其荒誕的處境產生了明確意識。這也是加繆本人當時擁有的體會。他在1940年3月的一則筆記中寫道：

這突然的覺醒意味著什么——在這昏暗的房中—— 伴隨著一個猛然間無比陌生的（étrangère）城市的種種噪聲？一切對我而言都是陌生的（étranger），一切，沒有一個生靈屬于我，沒有一個地方能縫合這傷口。我在這里做些什么，這些姿勢與笑容有什么意義？我不屬于這里——也不屬于別處。此后世界僅僅是一片未知的風景，在那里我的心再也無法找到依托。陌生的（étranger），誰能知曉這詞究竟是何意味。

陌生的（étranger），承認一切對我而言都是陌生的（étranger）。

現在一切是明確的，在等待著并且毫不姑息。至少去以同時補全安靜與創(chuàng)造的方式工作。剩下的一切，剩下的一切，不管發(fā)生什么，都無足輕重。

這一則筆記充分表明加繆本人對于局外人隔閡感的體認。他清楚地知道，一個人會距離其生活何其遙遠。對他本人而言，出路在于創(chuàng)作。而正如尼采所謂“人是一種需要被克服的東西”一樣，加繆此后全部的創(chuàng)作，都充分說明了他如何去克服這種“陌生”，去抵達生活的本真，獲得可堪檢驗的幸福。

《局外人》中默爾索的相關體驗，便來自于加繆本人，我們不能因為小說的虛構性而完全把作家本人的經驗排除在外，但也不能簡單地把默爾索與加繆畫上等號，因為加繆比他筆下的人物走得更遠。許多心理學家把默爾索看作加繆的一次自我診斷，這一論點并非無稽之談。回到1937年8月的筆記，按照這一提綱的規(guī)劃，在意識到生活的“陌生”之后，將引發(fā)兩個結論：拒絕妥協與融入自然。《局外人》看似用了更多的筆墨處理前者，只在零星處對后者加以敘述，其實卻分別構成了《局外人》的明線與暗線。用加繆去世后第一套伽利馬《七星文庫全集》的編注者羅杰·基里約的話說，加繆在世時曾親口對其承認，8月的這條筆記奠定了日后《局外人》的基本主題。此后三年中，加繆逐漸對小說加以擴充、修改并完善，最終于1940 年5月完成了全文的書寫。他在當月的筆記中寫道：“《局外人》完成了。”小說完成的時間點雖然恰好是德軍準備發(fā)動西方戰(zhàn)役入侵荷比盧法的時間，但法國于1939年9月3日對德宣戰(zhàn)之后，便一直在西線進行著靜坐戰(zhàn)，使得法國本土并沒有強烈的戰(zhàn)爭氣氛，加繆這段時間的筆記也幾乎不涉及戰(zhàn)爭。所以，《局外人》從本質上是一本二戰(zhàn)以前寫成的作品，我們不能把這部小說看作是戰(zhàn)亂時代的縮影，把默爾索的冷漠歸結于社會動蕩或百姓流離導致的悲觀與茫然，這是一種誤讀；《局外人》的背景完全無關乎戰(zhàn)爭，卻又在法國淪陷的1942年出版， 這一點甚至使《局外人》在問世時一度受到法國批評家的攻訐，認為亡國背景下默爾索的存在坐實了一種賣國賊般的妥協和不作為，這又是一種誤讀。事實上，在加繆的著作中并不缺少歷史車輪的痕跡，例如真正影射二戰(zhàn)法國淪陷區(qū)生活的《鼠疫》與《戒嚴》，以及以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為背景的《流亡與王國》與《第一個人》。而《局外人》所設定的情境，恰恰是最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亦即我們每個人在生命中都必將經歷的平淡到近乎平庸的日常生活。這也是為何加繆在談到《局外人》時會說，這部小說與其說是“寫實的”，不如說是“象征的”，因為默爾索是對我們每一個人生活的隱喻，這種以尋常歷史時期為背景的框架使其可以輕易地與遙遠時空之外的讀者對話并令其代入自我。也正是這一以日常生活為背景的布置， 愈發(fā)使得“荒誕”顯得如此避無可避，因為它無需特定的歷史時機激發(fā)，而是無聲無息卻又無所不在地籠罩著我們的生活， 讓我們無處奔逃。正是面對著這種普遍性的處境，加繆試圖向我們講述，在這個上帝死了、最高價值自行貶黜的時代，人之為人是否依然可能。

《局外人》的意涵

當我們談論《局外人》的主題、談論其主人公默爾索的生活態(tài)度時，無論將其認定為懦夫或英雄、沉淪之人或理性之人，幸福或不幸，一個根本性的概念是繞不過去的，這就是“荒誕”。縱觀《局外人》全書，“荒誕（absurd）”一詞只在小說結尾處直接出現過一次：

在我所度過的整個荒誕的人生中，從我未來的深處，一股昏暗的氣息穿越尚未到來的歲月向我撲來，這股氣息一路襲來，使別人向我建議的一切都變得毫無差別，未來的歲月并不比我已經度過的歲月更真實。

這段話出現在全文的倒數第二段，發(fā)生在默爾索死刑前夜，是他和神父發(fā)生激烈爭吵時的聯想。所以，雖然“荒誕” 一詞僅僅在此出現，他所謂“我所度過的整個荒誕的人生中”，卻涵蓋了小說從開篇至此的所有時間。默爾索對此有所意識，甚至他一開始就已有所知。整部《局外人》都在向讀者呈現這一“荒誕的人生”的本相，比如機械的生活、瑣屑的人生、看似激昂實則空洞的審判等。“荒誕”深入《局外人》外部世界的每一個局部，涉及小說每一處細節(jié)。例如在第一部第五節(jié)開頭，默爾索在塞萊斯特飯館吃飯時看見的一個“奇怪的小女人”，她就餐前后焦躁而忙碌的動作全是由習慣控制的機械行為，掩飾著靈魂的蒼白空虛，她通過這種忙碌偽裝人生的意義。這個女人是荒誕的，但也是尋常的，是日常生活中一個標準意義上的“正常人”，但在默爾索眼中，她“奇怪”。默爾索發(fā)現了這些看似最正常的日常行為中的不正常，因此竭力與之保持距離。他主動脫離了這個群體，在冷眼旁觀中全面解構了日常生活的慣性，打碎了一切似是而非、語焉不詳的概念，從而沖破了它們的束縛。用加繆在他為美版《局外人》所作序言中的話說：“他不參與游戲……他徘徊在社會邊緣……他拒絕撒謊。”人已經在無意識中遭到社會徹底的規(guī)訓，而默爾索恰恰發(fā)現了這一規(guī)訓的存在：世人在母親的葬禮上出于規(guī)范一定要哭泣，至少要表現出哭的樣子，這在默爾索看來是荒誕的，他拒絕這樣的形式。加繆曾經把《局外人》的主題概括為一句話：“在我們的社會里，任何不在母親葬禮上哭泣的人，都有可能被處以死刑。”這其中的邏輯便在于：他不遵守社會的游戲規(guī)則，因而是整個規(guī)則體系的破壞者，所以必須將其消滅。但默爾索認識到這種游戲規(guī)則并沒有先驗的合理性，在此之上構筑的系統(tǒng)是荒誕的。于是他清醒了，在主動脫離這一世界的過程中包含著一種積極性。這種清醒，在加繆看來，是絕對必要的，雖然“這依然是一種否定性的真相，但缺少了它，任何對自我與世界的征服都將絕不可能”。所以，從這個角度看，這個游離于社會常規(guī)之外的默爾索是一位英雄。

但伴隨著這一清醒，默爾索身上產生了第二個結果：虛無。默爾索對生活的態(tài)度是怎么都行，他的口頭禪是“我怎么都行”。就像小說里所寫：“我回答說，我們從來不能改變生活，無論如何，生活都是一樣的，我在這兒的生活也不會令我不高興。”這就使得默爾索在以其積極性脫離了這個看似正常的荒誕世界之后，又開始變得消極，開始滿足于這一距離感，并因此導致生命力的停滯，于是走向了另一種形式的混沌。他看到了生活的荒誕，繼而認為，在一個荒誕的世界中，一切看似有意義的事物其實并沒有意義，因此無須試圖使它們顯得有意義；同時改變也無任何意義，因為一切都是荒誕的，重要的是把這些虛假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打碎并與它們保持距離。因此，默爾索“局外人”的生存狀態(tài)，是洞察與虛無、積極與消極的混合體。最能表現這一點的便是他對愛情的態(tài)度，當瑪麗問他是否愿意娶她時，他說“我怎么都行”。“婚姻”“愛情”這些在正常人中被濫用的詞匯在默爾索看來早已空洞化，其實僅僅是一種常規(guī)。所以默爾索認為它們沒有意義，也就不值得認真對待。然而，當默爾索對“愛情”的常規(guī)概念表達厭棄之時，他卻也在放棄“愛情”真正的情感核心。小說中寫道：“ 比如， 我被對女人的欲望折磨。這很自然，畢竟我還年輕。我并沒有特別想到瑪麗，但我總是想女人，隨便哪一個女人，想到那些我過去認識的女人，那些我曾經愛過她們的各種各樣的場合， 最后我的牢房里充斥著女人的面孔和我膨脹的欲望。”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之間獨特具體的情感消失了，只剩下簡單化的肉欲，瑪麗成為了一個可以被任意替換的人。默爾索他不僅解構了“愛情”中包含的社會常規(guī)，也同時放棄了“愛情”中人與人的真情實感。這導致了精神空間的坍塌。所以，當默爾索面對瑪麗時，除了肉體宣泄，他無法有效地表達他的情感，即使瑪麗去探監(jiān)時，默爾索也只能在她面前語焉不詳地期期艾艾。“我覺得她很美，但我不知道怎么和她說這件事。”這恰恰說明默爾索在完成對日常觀念的消解之后無法重新塑造生活， 他的冷漠因此導致虛無。莫里斯·布朗肖評論道：“他（默爾索）內心深處的感覺方式，其實是拒絕感覺；他的感覺方式在任何可表達的感覺方式之外，并促使他拒絕接受不純粹的、虛假的、與社會習慣及日常生活相一致的形式。”默爾索的“拒絕感覺”導致他無法重新與生活建立切實的聯系。在洞察與虛無、積極與消極之間，后者占據了優(yōu)勢。當默爾索遠離荒誕世界之后，他在重新接近世界時感到了一種困難，而他并不愿意努力解決問題。默爾索的生命因此停留在了破壞之后的荒原狀態(tài)，他也并沒有強烈的生命意志使自己重新生長。在他身上，虛無最終占據了上風。默爾索缺乏強勁鮮明的生命動力，導致他在虛無中靜止。小說的絕大部分篇幅也因此被籠罩在一種冰冷的被羅蘭·巴特稱為“白色書寫”的文字風格之中，這種風格是加繆為了《局外人》量身定制的，并非他一貫的筆法，這也更見其藝術家的匠心。默爾索與世界之間微弱的聯系未能得到強化，卻在不斷放棄時逐漸形成一條深溝。他試圖抗拒并逃避荒誕，卻走向了無根的虛無狀態(tài)，喪失了生活的動力。默爾索的人生也因此落入了另一種荒誕。于是，從這個角度看，默爾索又是一個懦夫。

默爾索在英雄與懦夫之間的轉換，并非是順承發(fā)展和一勞永逸。當他憤怒地把神父推出牢房，大聲拒絕彼岸的希望之時，他的身上又閃耀出英雄的光彩。這使我們回想起加繆1937 年4月筆記中所構思之人性格的復雜性。而加繆的筆法甚至更為深刻和龐大。例如，對于婚姻和愛情，他所秉持的是徹底的否定和無所謂的態(tài)度嗎？按照默爾索一貫的想法，答案應該為“是”，小說的大部分描述也指向這個“是”，但小說卻恰恰在一個細部給我們留下了另一個答案：在第一部第六節(jié)中，當默爾索看到馬松和他的妻子在海邊木屋中說說笑笑之時，他說“可能是第一次，我真正想到我要結婚了”。如何理解這一細節(jié)？默爾索在自我否定嗎？不然。默爾索之所以萌生出結婚的念頭，是因為在那個瞬間他看到了一對夫妻生活的美好，他認可了這種美好所具有的價值，于是在這個瞬間，婚姻不再是單純的社會約定，而包容了具體的人性內容。換句話說，他看到了一種可堪把握的意義正在生成，于是他也愿意將其接受。如果說默爾索的冷漠和對陳規(guī)的抗拒是小說的一條明線，那么他的這類親近與包容則是小說的一條暗線，在這條暗線上，有他和瑪麗在海水中的嬉游，有他在沙灘上休憩的閑適，有他在上囚車的瞬間聞到夏季傍晚的氣息而回想起曾經在城中漫步時的愉悅，有他死刑前夜在星光下向世界敞開心扉時的幸福。如若讀者有能力閱讀法語原文，便會發(fā)現在這些片段中加繆的文筆顯得更加柔軟抒情，與籠罩全書大部分篇幅的“白色書寫” 大不相同。從這個角度看，盡管篇幅比重完全無法相比，《局外人》中卻存在著兩種完全異質的書寫風格。這條暗線涉及的內容在《局外人》中只占很小的篇幅，甚至在閱讀過程中很容易被帶過，但它們卻不能被忽視，正是它們使默爾索的形象更為豐滿。最重要的是，這條暗線指向默爾索生存于世的價值基礎，用加繆在《婚禮》中的話說，便是“身體與瞬間的雙重真相”。對于這一點，《局外人》并未詳細展開，僅僅對現象進行了有限的陳述，如要將其闡明，便需要引入加繆本人的思索。

出版于1938年的《婚禮》，讓我們很自然地將其與當時正在構思中的《局外人》形成互文。在這本散文集中，當加繆說起自己的人生感悟，他曾數次提到一種“身體的真相”：“這個真相會漸漸腐爛，其中覆蓋著他們不敢正視的苦澀與高貴。” 在這必將腐爛的身體中，蘊藏著人類唯一一次的生命以及由這次生命所綻放出的所有機會。而肉體，也恰恰是在這個意義上被加繆嚴肅地提出。他在《婚禮》中寫道：“ 赤裸始終保存著一種身體自由的意義以及手與鮮花的和諧——這是大地與擺脫了文明桎梏的人類充滿愛意的協約——啊！我將皈依于它，仿佛它已是我的信仰。”當人類赤裸身軀站立在大地上時，他將感到土地的厚重與柔軟，感到大地母親源源不斷的生命氣息與熱度，并在這一刻回歸自然，回歸母體，打碎人類社會的一切做作與矯飾并沖破荒誕的侵襲。在自然中加繆感到完滿與富足，他在其中學會了人與自然親密而直接的對話，他身體中的每一種感官都在這一接觸中醒來，繼而深切地體驗到肉身的存在與意義。當加繆勇敢地向著愛情與欲望行走之時，他便跨越了所有人為而教條的道德規(guī)范，重新回到肉體，回到生命的當下，回到未被玷污的純真，回到“大地與擺脫了文明桎梏的人類充滿愛意的協約”，并在這其中懂得何謂抵抗死亡，何謂熱愛生命。這便是1937年8月筆記中那句“自然中的真理”在加繆心中的實質內涵。這也引出了另一個對加繆無比重要之物：當下。對加繆而言，當下與身體一樣，是一種切實可感、觸手可及之物。他在《婚禮》中寫道：“這便是身體與瞬間的雙重真相，面對這出由美組成的匯演，怎能不將它們緊握，仿佛牢牢抓住唯一期待的幸福，使我們狂喜，卻也終會消失。”在意識到人類的肉身必將腐爛之時，也同時意識到應該真正在當下珍惜每一個一去不返的瞬間。人類必將在泥土中漸漸腐爛的身體，在加繆看來正是對永恒的驅逐和對當下的確證。“身體”與“瞬間”于是從這一個角度得以結合為一種共同的“雙重真相”。加繆開始懂得生命的雙重真相，懂得了他散發(fā)著生命熱度卻也必將腐爛的身軀，懂得了每一個一去不返卻無比珍貴的轉瞬光陰。

由此可以看出，加繆把他本人在這方面對于生活的部分感悟賦予了默爾索，同時又有所保留。雖然默爾索在這方面遠遠沒有能夠成功抵達加繆本人站立之處，但他確實對此“雙重真相”有所繼承，他對于神父口中彼岸幸福的堅決抗拒便是最佳例證——這正是加繆1937年6月的那條筆記所要彰顯的核心價值，也正是這一點使他的許多行為可以被我們理解。加繆在美國大學版序言中稱默爾索“不是沒有感覺的人，他的內心被一股堅韌不折而意蘊深厚的激情驅使，驅使他追求一種絕對和真實”，我們很難把默爾索的名言“我怎么都行”看作激情， 他在意識到社會游戲規(guī)則的荒誕之后所引發(fā)的遠離，是一種冷靜和清醒，同時伴隨著落入虛無的巨大危險，唯有對“身體與瞬間的雙重真相”的秉持才稱得上“激情”。小說中默爾索宣泄其“激情”的經典時刻，便是他與神父關于人生意義的重大爭論：“他所有的確定，還抵不上女人的一根頭發(fā)。他甚至連自己是不是活著都不能確信，因為他活著就如同死了一樣。而我，我看起來是兩手空空，但我對自己是確信的，我對一切都是確信的，比他確信，對我自己的生命和這即將到來的死亡都是確信的。”默爾索的這種“把握”，來自于他對于身體與瞬間這些此岸價值的體認，也只有那些和身體與瞬間直接相關的內容，才讓默爾索在小說中獲得“絕對和真實”。例如他和瑪麗的感情：一方面，他確實如前文所述那樣在瑪麗身邊顯得隨波逐流；另一方面，又存在著些什么若隱若現的東西地連綴著他們。薩特對此曾作出過精彩評價：“默爾索與眾不同地思考和行動：他不想認識這些持續(xù)的、千篇一律的偉大感情；對他來說愛情不存在，戀愛關系也不存在。只有當下、具體的東西才有價值。”薩特的這段評論所指向的，正是這一“身體與瞬間的雙重真相”。所以默爾索想和瑪麗待在一起，去享受當下的美好，《局外人》中關于他和瑪麗交往的許多片段都可以從這個角度得到檢視。從這個角度看，默爾索在母親葬禮上的沉默又具有了與抗拒陳規(guī)相平行的另一種可能：默爾索在死刑前夜想到“如此接近死亡的時刻，媽媽也該感到解脫，并準備好把一切從頭來過了。沒有人，沒有人有權利為她哭泣”。這是因為，他的母親也生活在自己的當下之中，并以此走完了她的人生，任何事后追悼都已無必要，對她本人亦無意義。又例如，小說中關于薩拉瑪諾老人和他的老狗的故事，老人每天打罵他的老狗，卻在狗走失之后茫然無措，只能向默爾索尋求安慰，甚至獨自一人在房中哭泣，不愿再豢養(yǎng)另一條狗。他向默爾索回憶起老狗曾經鮮亮的毛色，卻在它未走失之前不斷咒罵它皮膚的骯臟。薩拉瑪諾生活于過去，卻永遠地丟棄了當下。查閱加繆留下的幾份《局外人》手稿和打字稿，這個細節(jié)是小說最后的增補之一，也因此可以讀出特別的意味，薩拉瑪諾的存在正是這“雙重真相”的反例。理解了這一點，方能理解小說的結尾：

我覺得我是睡著了，因為醒來的時候，我發(fā)現漫天的星斗照在我的臉上；田野上的聲響傳到我的耳畔；夜晚的氣味、泥土的氣味，還有鹽的氣味，給我的太陽穴帶來陣陣清涼。夏天睡著了，它那美妙的安寧宛若一陣潮水，涌入我的身體。此刻，長夜將盡， 汽笛聲鳴響起來，它們宣告著這個世上的一次次啟程…… 好像這場勃然的怒火凈除了我精神上的痛苦， 也清空了我的希望，面對著這樣一個充滿啟示與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這個世界溫柔的冷漠敞開了胸懷。我體驗到這個世界和我如此相像，終究是如此友愛， 我覺得我曾是幸福的，現在依然是幸福的。為了讓一切有個了結，為了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獨，我還是希望我被處決的那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用仇恨的喊聲來歡迎我。

這段抒情的文字是《局外人》暗線中的最后一環(huán)，代表著默爾索生命力的蘇醒。此時此刻，當星光灑在臉上的時候，這個在其一生中大多數時候都與世界無比疏遠的“ 局外人” 以一種回溯的方式感到了其一生的幸福，并且“現在依然是幸福的”。這已無關英雄或懦夫，而僅僅是一個人，一個真正的人。在滿天星斗下，在大地與海洋的氣息中，默爾索深刻感到自己與世界隱秘的關聯，終于意識到自己從未真正離開過這個世界，他依舊在穿越他的生活與時代，不在其上，亦不在其外。他不是一個徹底的“局外人”，這也是《局外人》整條暗線所透露的內容，并讓我們回想起加繆在最初構思時的那句話：“對妥協的揚棄和自然中的真理。”在這小說結局的最后瞬間，讀者發(fā)現默爾索的生命力在悄然恢復，仿佛一聲微弱卻清晰的心跳。只有死亡才能讓世界真正與自我分離，而只要活著，即使在這臨終時刻，他也依然能夠體會自己與世界之間深沉的親密。他此時已擺脫了虛無，并在與世界的相遇中迸發(fā)出更猛烈的熱情與愛意。加繆本人說過：“在我們最瘋狂的年代，對這片天空的記憶從未與我分離。正是它使我免于絕望。”如果說默爾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收獲了幸福，也同樣是星光下的大地海洋完成了對他的拯救。盡管這樣的體會姍姍來遲，盡管這樣一場與世界的“婚禮”在一個人臨終前的最后一刻才得以舉行，但畢竟為時未晚。默爾索這段最后的告白暗示著他對自己曾經生活態(tài)度的否決。他在這臨終前的最后時刻，終于“第一次向這個世界溫柔的冷漠敞開了胸懷”。《局外人》無疑是悲劇性的，但也依然透露出一線新聲，這一行行對幸福的追憶與呼喚，將默爾索重新帶入世界，讓他重感與世界相連。清醒、虛無以及對當下價值的體認與堅持，凡此種種以看似矛盾的雜糅方式共同出現在默爾索身上，這恰恰體現著人性的多元與復雜，體現著加繆深邃的目光與豐潤的筆觸，更體現著作家對于單純否定性的不滿足，發(fā)自內心地試圖尋找出路，并因此令他的文字包孕著一種獨特的生機。在加繆1960年1月4日因車禍意外身亡之后，美國作家福克納在悼文中寫道：“加繆說過，誕生在一個荒謬的世界上的人唯一真正的職責是活下去，是意識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他說過，如果人類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們就是走在錯誤的道路上了。正確的路是通向生命、通向陽光的那一條。一個人不能永無止境地忍受寒冷。因此他反抗了。他就是不能忍受永無止境的寒冷。他就是不愿沿著一條僅僅通向死亡的路走下去。他所走的是唯一一條可能不光通向死亡的道路。他所遵循的道路通向生存的陽光，那是一條完全靠我們微弱的力量、用我們荒誕的材料鑄造的道路，在生活中它本來并不存在，直到我們造出它來。”這條加繆用其一生創(chuàng)作走出的通向生存之陽光的道路， 在《局外人》這部早期的作品中，便已在悄然鋪設。

1938年10月20日，年僅二十五歲的加繆在《阿爾及利亞共和報》書評專欄中對比他年長八歲的薩特的新作《惡心》作出點評，他寫道：

確認生命中的荒誕感絕不可能是一個終點，而恰恰是一個開始…… 有趣的并非這一發(fā)現本身，而是我們從中能得出何種結論以及行動的準則。

1938 年的加繆尚未寫出他的“荒誕系列”中的任何一部， 也未曾走訪過巴黎，與薩特這位他日后的密友與仇敵尚不相識。加繆作為一個法國海外殖民地首府的記者，能在第一時間對《惡心》作出回應，充分說明加繆本人對“荒誕”問題的敏感與關注。他的這段話不僅是對薩特著作的評論，也暗含著他本人創(chuàng)作的起點。年輕的加繆在對《惡心》表達了有節(jié)制的贊賞之后，忍不住問道：“為什么不一直走到底？”他隱忍地質疑薩特為何從荒誕出發(fā)又回到荒誕，而沒有接著展開新的行動。所以，今天當我們閱讀《局外人》之時，我們需要始終記得加繆的這句話：“確認生命中的荒誕感不可能是一個終點，而恰恰是一個開始。”這個起點讓我們認識到生命中的荒誕，這種認識絕對必要，卻決不能因此自我放棄和沉淪。默爾索既成功又失敗，每一位讀者都可以用他來檢視各自的生活，重新標定自己的人生。面對荒誕，要像加繆日后在《西西弗斯神話》的結尾處所要表達的那樣：“朝向峰頂的奮進本身足以充實人類的心靈。應當設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默爾索沒有做到，因為他在意識到生活中的荒誕后，沒有繼續(xù)奮進，沒有去推動巨石，還是選擇了遠離。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局外人》被加繆定義為一種“否定性”的作品，而在這種否定性之中，加繆又悄悄埋入對人生當下價值的激情與肯定，這種回旋正是一部偉大作品所必備的豐富，也暗示了一條加繆眼中從否定走向肯定的道路，并一直把我們引向他筆下的西西弗斯，以及所有那些抵抗鼠疫的英勇斗士。所以我們需要做的，便是從否定走向肯定，是成為這荒誕世界中的西西弗斯，無論遭遇何種挫折與艱辛，都始終在肩上扛住“荒誕”的巨石，再一次向著幸福邁進。這樣，當我們踏上征途，便已預先將死亡放置在路的盡頭，于是當如愿走完全程，我們所擁抱的，便不再是簡單的成敗生死，在征途中所散放出的驚人璀璨的生命熱力，無法以任何尋常的目光計量。生命之火，也正是這樣以其全部的勇力抵抗著荒誕。就像加繆所說，西西弗斯“離開山頂并漸漸深入諸神洞府的每個瞬間，他支配了自己的命運。他比他推動的巨石更加強大”。這是西西弗斯下山的瞬間，在這個時刻他沒有巨石可推，卻無比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所作所為，他知道自己將再次推動巨石，并勇于承擔一切。這便是支配命運的力量， 并因此彰顯了他的生命意志。對加繆而言，死亡、苦難、黑暗與荒誕是一個人在生命中必須面對的事物，絕非生活最終的目標，更不是生活的全部。它們并非盡頭，還需繼續(xù)深入，直到在荒誕的世界中建立起新的生活態(tài)度，在上帝死去之后重獲人之為人的尊嚴。

（作者系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文學博士，主要從事20世紀法國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