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美國桂冠詩人W.S.默溫（William Stanley Merwin）在位于夏威夷的毛伊島家中去世，享年91歲。

默溫的詩歌創造了一種獨特的風格——抒情味濃，用詞簡練，時常帶有些許神秘色彩。他曾獲得兩度普利策詩歌獎，美國國家詩歌圖書獎，美國詩人學會最高榮譽獎塔寧獎，以及馬其頓-斯特魯加詩歌之夜的金環獎。2010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授予W.S.默溫為第17位桂冠詩人。

3月18日，《遷徙：默溫自選詩集》（上下卷）中文版譯者伽禾就默溫的詩歌風格與成就接受澎湃新聞記者的書面專訪。

W.S.默溫

澎湃新聞：在戰后美國詩歌界，默溫的詩歌處于什么位置？他延續或開創了什么文學傳統？

伽禾：1952年，默溫的第一部詩集《兩面神的面具》就獲得了“耶魯青年詩歌競賽”大獎，評委W.H.奧登贊揚詩集體現了“西方詩藝的傳統”，從這里可以體會到奧登希望這一傳統在戰后復興，然而后來還有越南戰爭。“兩面神”一面面向過去，一面面向未來，默溫延續的傳統不再是單一的傳統，這關系到他想如何塑造未來。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他就寫下“他們沒有過去/點燃了唯一的未來”這樣的詩句，含義十分明顯。

默溫一般被認為戰后美國詩歌革新的領軍人物之一，他也獲得過許多詩歌獎項和榮譽，但他可能跟許多同時期美國詩人不太一樣，他非常熱愛翻譯其他語言的詩歌，這在美國詩人中也很少見。他曾經說：“做一名美國詩人意味著什么，我還是不知道。”

詩歌是沒有國別的，我們可能更需要從閱讀中去體會他創造的詩歌藝術，以及詩人作為個體的人生體悟。

澎湃新聞：默溫的詩歌大量使用不加標點符號的迂回敘述，你如何理解與評價他的詩歌風格？

伽禾：這可以追溯到1960至1961年，在創作《移動靶》末尾部分的詩時，默溫便開始棄用標點和其他結構上的慣例。他越發覺得“標點意味著忠于書面語言的程式”。他想寫的是喚起聽覺、與口語密切相關的詩。

與默溫相識二十五年的編輯邁克爾·維格斯（Michael Wiegers）認為，放棄標點這種考慮是受到了中世紀用法國普羅旺斯語創作的行吟詩人的影響。的確，默溫之后出版的《虱》就是在法國南部創作的。他在盧布雷薩克買下了一座以前用來晾曬煙草的破敗農舍，從修繕房屋開始，像個本地人一樣在那里生活，并且研習本地的歷史，包括行吟詩人留下的詩歌。

澎湃新聞：你在翻譯他的作品時會如何“處理”他的翻譯風格？

伽禾：如何處理斷行、標點，并不是籠統地處理，而是要落在一首首具體的詩上。如果只翻譯一兩部詩集，我想會比較難“處理”，而《遷徙》是由十五部詩集精選而成，可以清晰地讀出演變的脈絡。

默溫不會做單純的形式游戲，他希望讀者閱讀一首詩時，可以打破慣常的思維，能夠有新的發現。

澎湃新聞：翻譯默溫的作品，會有哪些難點？

伽禾：前面提到的無標點、非常態的分行是難點，但我覺得最難的是能否擁有足夠的想象力，去想象詩的情境。

默溫容易讓人忽略的經歷是他在五十年代為BBC工作時，既要翻譯法國戲劇和西班牙戲劇，自己也寫戲劇，作為廣播劇播出。他回首自己的創作生涯，為讀者選擇的詩有相當一部分如“迷你劇”。

《遷徙》這部自選詩集出版于2005年，當時默溫七十八歲，他希望老讀者重新閱讀哪些詩、希望新的讀者第一次讀到哪些詩，是有充分的考慮。

比如《火窯里的醉漢》（The Drunk in the Furnace，1960）這部詩集，默溫一連選了五首與大海、航行有關的詩，《奧德修斯》《冰山》《霧角》《欺騙島》《波特蘭號啟程》，如今的大海恐怕更多地和某某號游輪聯系在一起，如何想象奧德修斯的大海、第一次見到冰山的水手、波特蘭號傾覆前的情景，這是默溫寫作的源頭，也是準確翻譯的前提。

澎湃新聞：在你的感受中，佛學思想和生態學對默溫的寫作有哪些影響？他的作品是否存在“中國因緣”？

伽禾：默溫第一次去夏威夷毛伊島拜訪禪宗老師羅伯特·艾特肯（Robert Aitken）已是1975年。1977年，他便在毛伊島北端買下了廢棄的木屋和三英畝半的地，以前是菠蘿罐頭工廠，從此一直住在這里，從改良土壤開始，種下一棵又一棵瀕臨滅絕的棕櫚樹。登島十幾年后，1989年，默溫與臨濟宗妙心寺派僧侶、英美文學研究者重松宗育合作翻譯出版了日本高僧夢窗疏石的作品。

我覺得禪宗思想乃至生態學思想，對默溫來說是要去身體力行的，默溫有一首詩，叫《寫給蘇東坡的一封信》，“幾乎在一千年以后/我仍然問著同樣的問題……對你的那些問題/今天我也不比你那時懂得更多”，面對自然，默溫似乎更容易與東亞詩歌產生共鳴。

澎湃新聞：默溫本人也翻譯過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日語、俄語的詩歌。你和他，是否曾就“詩歌翻譯的可能性”展開過探討？

伽禾：默溫在1968年就出版過《譯集1948-1968》（Selected Translations 1948-1968），除了法語、西班牙語詩歌，其中收錄的詩歌是從德語、葡萄牙語、加泰羅尼亞語、漢語、越南語、羅馬尼亞語、拉丁語、希臘語、愛爾蘭語、威爾士語、克丘亞語、愛斯基摩語等語言翻譯而來。這種翻譯行為至少意味著，他沒有把語言視為天然的、不可逾越的藩籬。

默溫說過：“當你在翻譯的時候，你就是在做不可能的事。譯文永遠不會成為原文。”同時他也說過，翻譯是擴展可能性的最便捷的方法，他出版的翻譯作品近二十部，最后一部出版的翻譯作品是但丁的《煉獄》。

澎湃新聞：你眼中和閱讀中的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和同時代其他詩人相比，比如希尼，他有什么不同的特質。

伽禾：我閱讀時常常會忘記他是一個詩人，我讀到的是好看的故事，來自一個會講故事的人。1989年他獲得莫里斯英語詩歌獎時，評委致辭是：“默溫的詩歌力量源于摒棄了一切淺顯、炫目的效果，以絕對的誠實表達情感和思考。”

“在世界的最后一天/我想種下一棵樹”，這已是再簡單不過的一句詩，然而又是無比凝練的詩——如果你聯想到戰火中燃燒的森林，默溫在毛伊島上耕種了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