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尤其是進入新時代以來，“講好中國故事，展現中國形象”成為當下文學發展的最強音。“講好中國故事”首先應以中國人正在展開的實踐為主體，記錄、書寫新時代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回答時代的課題。同時，當下中國是歷史中國的產物，尤其是20世紀中國的產物，“講好中國故事”因此就不能僅局限于記錄和書寫這幾年的巨變，也需要重新講述中國的歷史，特別是重新講述20世紀中國的歷史。在一種長時段、連續性的視野中，把握作為動態的文明體的“中國”。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重述20世紀中國的歷史，正成為當下思想文化界的核心論題。這些年圍繞“新清史”、“蒙元史”的辯論溢出歷史專業的領域，成為當下思想論辯的熱門話題就是表現之一。在“20世紀中國”的論域當中，“新革命史”、“社會主義儒學”等話題也折射出“重述”所帶來的張力。這種“重述”的潮流是中國這些年飛速發展的伴生物。“重述20世紀中國”，重新講述中國獨特的歷史經驗和情感，以新的視角講述中國故事，這種“重述”的潮流是隨著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而出現的。“中國崛起”的歷史圖景不僅帶來了政治經濟上對于“中國道路”的自覺自信，也帶來了思想文化上對“中國道路”的自覺自信。文學向來以對現實變動的敏銳性而著稱，理應對當下社會發展和思想論辯的動向做出回應。

從“20世紀中國”的歷史中取材、講述“20世紀中國”的故事，也曾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的重要取向。但是，相比于過去對“20世紀中國”歷史進步潮流的樂觀描寫，八九十年代文學對于“20世紀中國”的講述多以悲情化敘事為主；相比于過去側重于對集體的描寫，八九十年代文學對于“20世紀中國”的講述多以個體化敘事為主；相比于過去的宏大敘事，八九十年代文學多以日常生活化敘事為主。去政治、去歷史、去現實成為作家們的普遍追求。“20世紀中國”，尤其是“20世紀中國”中的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被與“人性”、“人道”、“自由”等概念對立起來，似乎要肯定后者就一定要否定前者。

上述創作特點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新時期文學”在面對“20世紀中國”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特點。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些創作取向有其歷史意義，但在今天，在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作家們應當在一種更加綜合的視野中逐步反思“新時期文學”的話語模式，重新講述20世紀中國的歷史。就此而言，“講好中國故事”與“反思新時期文學”及“重述20世紀中國”是同步的。

所謂“重述”，是指相對于“新時期文學”的歷史觀點，作家們應該以一種更具內在化和現實感的態度來理解和呈現“20世紀中國”的獨特歷史道路、生活經驗和情感體驗，應該基于20世紀中國人自身的歷史邏輯對于“20世紀中國”這一巨大的歷史存在或者這一存在當中的某些重要時段、重要事件進行書寫與重構。在“重述”中，必然伴隨著對于“啟蒙”、“救亡”、“革命”、“文明”、“個體”、“人性”、“世界”、“國家”等等概念更具主體性的理解，對于啟蒙與革命、文明與野蠻、東方與西方等等二元對立觀念的松動與綜合。

在對“20世紀中國”的“重述”中來“講好中國故事”，特別應注重以下幾個主題：

第一，對“20世紀中國的戰爭和革命”的重述。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文學中，戰爭與革命被做了較為純化的單面的描寫；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戰爭與革命在人道、人性等概念底下趨于解構而多呈現出壓抑性的特質。在這些時期，傳統、啟蒙、革命等常處于相互否定的對立關系中。戰爭與革命是20世紀中國的重大主題，當下中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20世紀當中浴血奮戰的結果。戰爭與革命有其殘酷性，但嚴肅與正面的態度應是戰爭和革命書寫的基本態度。

第二，對“中國城鄉關系”的重述。在20世紀文學當中，對城市的描寫一直是薄弱環節，同時，城市對于鄉村又一直扮演著“不在場的對立者”的角色。相比于“現代的”塵世，鄉村或者被描寫為愚昧的、破敗的，或者被抽象化為詩意的園地。城鄉關系在文學中常處于對立地位。進入新世紀，客觀上具備了從一個更長的歷史視野中來看待鄉土變遷和城鄉關系的契機。在長時段的視野中，對20世紀尤其是改革開放時期的鄉土世界應有更具動態性和內在性的描寫，不僅表現出鄉土世界的苦難，也表現出這種苦難的變化軌跡。對于城鄉關系，也應逐步嘗試擺脫對立的思維格套，以“中國”的整體視野來理解城市和鄉村的關系。

第三，對“知識分子與民眾關系”的重述。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發展中，知識分子常被表現為“受難者”的形象，民眾多呈現為愚昧的群像，知識分子和民眾常處于啟蒙和被啟蒙的關系當中。這種關系模式在當下不少作品尤其是影視改編作品中還有表現。新時代文學更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基于此，作家應對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和自我崇高化進行深刻反思，促使知識分子的形象擺脫理想化和理念化的套路。在大時代的動蕩中，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系不再顯示為簡單的啟蒙與被啟蒙，而是一起在時代的發展中成長和進步。過去作為“精神史”和“心靈史”的知識分子歷史，在新時代作家筆下，應逐漸豐富化為“社會史”。

第四，對“少數民族與邊地”的重述。上世紀80年代的先鋒文學中，少數民族和邊疆世界常被選擇來傳遞“先鋒”和“奇異”的文學效果，少數民族和邊地常流于“景觀化”的地位，這是對“20世紀中國”真實圖景的遮蔽。20世紀中國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多元一體的中國。對“20世紀中國”的重述，應包含對多元一體歷史圖景的完整呈現，從不同的族群、地域、文化的視角對20世紀中國進行書寫。

第五，“重述”中對傳統文學形式的重新評估和選用。上世紀的文學書寫，在文學形式上布滿了向西方學步的痕跡，所謂“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在多數時間表現為空白。新時代文學應自覺在語言、結構等各方面重新認識和汲取傳統文學乃至范圍更大的文史之學的書寫特點，在文體上同時堅持“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對傳統文學形式的采用不是對傳統要素的現成摘取，而是結合講述中國故事的需要，致力于創造新時代的美學風格。

進入新世紀以來，圍繞以上主題對“20世紀中國”加以重述的作品已經涌現出不少。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胡學文的《血梅花》等對于戰爭的描寫，王安憶的《啟蒙時代》、韓少功的《日夜書》等對于新中國成立后重要歷史時段的描寫，都展現了對“20世紀中國的戰爭和革命”的重述；付秀瑩《陌上》對如畫的鄉村風俗的表現、陶少鴻《百年不孤》對鄉紳道德力量的關注，更呈現了20世紀中國鄉村的多維畫面，王安憶的《考工記》、金宇澄的《繁花》、石一楓的《心靈外史》等從不同角度對城市的描寫，都展現了對“中國城鄉關系”的重述；在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宗璞的《東藏記》、劉繼明的《人境》以及韓少功的新作《修改過程》等作品中，知識分子的形象被放置到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不同時段中，在和真實歷史的互動當中，展現了對知識分子形象的重新理解；王蒙的《這邊風景》對新疆地區集體化歷史的書寫、范穩的《水乳大地》和《碧色寨》對滇藏地區歷史變遷的書寫、次仁羅布的《祭語風中》對新中國成立之后西藏地區歷史的書寫，展現了對“少數民族和邊地”的重述；《生死疲勞》對章回體的采用、《上塘書》對地方志形式的采用、《老生》對《山海經》結構的采用、《日夜書》對紀傳體的采用、《古爐》對于世情小說手法的采用等等，展現了在對“20世紀中國”的重述中向本土化文學形式不同程度的回歸傾向。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要講好中國故事，必須具備歷史視野，立足當下實踐，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歷史統一起來。對“20世紀中國”這段歷史的重述是其中的重要一環。新時代的文學發展，應在新世紀以來文學發展的基礎上繼續深化對“20世紀中國”的“重述”，充分展示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戰爭、革命、建設、改革中所表現的一貫的強韌力量和創造精神。同時，對“20世紀中國”的“重述”，只是新時代文學“講好中國故事”的第一步，在此基礎上，還需要有對整個中國歷史加以“重述”，從而展示出作為偉大文明體的“中國”持久的、生生不息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