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新詩和外國詩歌的聯系，大多是單向的，簡單來說就是主要圍繞“引進”開展工作，而很少考慮過新詩的“輸出”。在新時代詩歌發展中，“輸出”應該成為推進新詩藝術發展的向度之一。

和以前經常使用的“新時期”相比，“新時代”除了時段的變化，還具有更豐富的新內涵。在這些變化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發生了變化。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經濟社會的基礎看，“落后的社會生產”轉變成了“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也就是說，中國已經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只是在發展中還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而就人們的需要來看，從“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是一個飛躍，或許可以說，是從生存需要轉向了生命發展的需要，對精神生活的要求達到了一個更高的程度。詩歌無法離開現實，也不應該離開現實，因此，在這種語境之下，包括詩歌在內的文學藝術的發展應該具有新的向度、新的目標、新的手段。

新時代是新時期的延續和深化，是過去主要注重經濟發展轉向全面發展的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是新時代的必然選擇。經濟社會的發展從來不是孤立的，“美好生活”一定會和文化、文學、藝術等精神領域的發展相伴而行，它們也是構成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元素。在關注新時代詩歌的時候，我們應該考慮如何在進一步的改革開放中，實現詩歌藝術的不斷發展。

在這里，我想主要談談新詩面對開放語境時的發展問題與路向選擇。

對新詩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新詩和外國詩歌的關系非常密切。新詩的誕生和外國詩歌的影響有關，那是利用強大的外在力量來實現對長期固化的詩歌觀念、詩歌形式、詩歌語言等的全方位突破。新詩藝術的發展和進步，也和外國詩歌有著深度關聯。在新詩藝術發展歷程中，哪個時期和外國詩歌藝術交流比較密切，那個時期的詩歌藝術就是多元的、豐富的、充滿活力的，推出的詩歌作品和積淀的藝術經驗就比較厚實。上世紀20年代、80年代的詩歌發展就是比較明確的證明。相反，哪個時期的新詩探索和外國詩歌藝術的交流較少甚至拒絕接受和外國詩歌的交流，那個時期的新詩藝術就會顯得比較單一、單薄，積淀的藝術經驗也就比較有限。“美好生活”的內涵是很豐富的，應該是物質和精神同步發展，是外在世界和內心世界的和諧共生，因此，在新時代的開放語境中，新詩和外國詩歌的交流應該也必須是一種不能忽視的選擇，是新詩發展的必然路徑。我們的詩人應該抓住這種趨勢，在詩歌藝術探索中做出更大的成績。

開放就是敞開大門，有來有往，既吸納新鮮空氣，又輸送新鮮思想。在開放的語境中，新詩發展至少應該在兩個向度上做出努力，一是拿來，二是輸出。

在百年新詩的發展歷程中，中國新詩在處理和外國詩歌藝術的關系的時候，我們面對的主要是“拿來”，就是借鑒和學習外國詩歌的優秀藝術經驗，促進新詩藝術的發展。在未來的發展中，這種做法依然會繼續而且有效地延續下去。世界各民族在其發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獨特文化，有些文化是相通的，可以為其他國家、民族所接受和享用，同時為其他國家、民族的文化、文學、詩歌發展提供營養。對于這種優秀的詩歌藝術經驗，我們應該大膽地“拿來”，將其融合到新詩藝術的發展之中，豐富新詩的精神，提升新詩的語言，強化新詩的藝術生命力。

在新詩藝術的借鑒過程中，我們至少需要在兩方面用力：

一是要選擇優秀的外國詩歌作品和優秀的翻譯家。由于文化底蘊、語言、習慣等的不同，外國詩歌在情感方式、語言方式、精神指向、價值觀念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點，和中國新詩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差異，因此，在借鑒和學習外國詩歌的時候，對優秀作品的選擇就顯得非常重要，我們一定要選擇那些在藝術上具有獨特性、創新性、突破性，包含人類共同理念的作品進行翻譯和介紹，而不是那些已經過時，在自己的民族都顯得落后、落伍的作品。對于那些在外國詩歌中顯得非常獨特，而在新詩中有所缺失，但對新詩藝術的發展可能具有推進作用的作品，我們要給予特別的關注。同時要選擇優秀的翻譯家。客觀地說，在百年新詩的發展中，我們翻譯介紹的外國詩歌不可謂不多，但在文本選擇、翻譯水準上都堪稱上乘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有些作品讀起來讓人覺得缺乏新意，有些甚至使人覺得不知所云。這當然有文化差異、文本選擇等方面的原因，但也存在翻譯水平上的問題。外國語言和現代漢語存在很多差異，其他國家的詩歌在轉化為漢語表達的時候，自然就存在很多障礙，直接按照別人的方式生硬地翻譯過來，中國讀者可能難以理解和接受，這種譯本也難以傳達微妙的詩意，而如果只是按照漢語的方式來改寫，可能就會失去翻譯介紹的價值。在既有的翻譯作品中，受到關注最多、影響最大的外國詩歌有很多是由詩人翻譯的。詩歌不同于敘事文學，在詩歌翻譯中，最好的翻譯者可能是精通某種外語的詩人，尤其是中國詩人，他們既熟知原作的文化背景、藝術特色，了解詩人的整體創作、藝術個性和藝術影響，又熟悉漢語和新詩的獨特表達方式，知道新詩需要補充怎樣的營養，可以在兩種語言的詩歌文本之間自由來往，最終以真正屬于詩歌的方式將這些作品翻譯成漢語。

二是要有選擇外國詩歌的基本標準。在任何領域，掌握標準的人是最有發言權的人。翻譯介紹外國的詩歌作品，不外乎欣賞別人在藝術探索中所體現的獨特的、具有生命力的藝術元素和思想理念，獲得美的享受；而對于寫作者，可以從中獲得一些獨到的藝術營養，豐富和發展新詩藝術，推動新詩的進步。因此，在選擇作品的時候，我們不應該見到什么就拿來什么，而應該有所選擇。選擇的基本標準主要看引進的作品是否對中國文化、詩歌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是否能夠對中國文化、詩歌的發展有所修正、補充、完善。從精神層面上說，要考慮那些抒寫人類共同理想、關愛生命、充滿悲憫情懷、高揚人的價值、張揚生命品質的作品，而對那些低俗的、反人類的、瑣屑而缺乏精神價值的作品，則不應該成為選擇的主體。在藝術上也應該有我們自己的標準，那些在藝術表現上顯得一般化、離開外國文字就難以存在的作品，可以少考慮或者不考慮，而那些在不同語言的表現中都具有自身特點，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對中國讀者和新詩藝術探索具有啟示意義的作品，應該重點加以介紹。而就目前的情況看，我們對外國詩歌的翻譯介紹大多都是譯者根據自己的個人興趣在進行選擇，缺乏系統性和規劃，也缺少人力物力的投入，這是不利于引進優秀外國詩歌的。

在過去，新詩和外國詩歌的聯系，大多是單向的，簡單來說就是主要圍繞“引進”開展工作，而很少考慮過新詩的“輸出”。在新時代詩歌發展中，“輸出”應該成為推進新詩藝術發展的向度之一。其實，新詩的“輸出”一直都有，早在上世紀20年代后期，新詩誕生之后不久，美國芝加哥的《詩刊》就翻譯介紹過中國新詩，而在1936年，英國就出版過阿克頓、陳世驤編選和翻譯的《中國新詩選》，在那之后，國外翻譯界一直斷斷續續地介紹中國新詩，出版過多種新詩選本、個人詩選，尤其是在新時期以來，國外文學界、翻譯界對新詩越來越重視，不少中國詩人，尤其是旅居海外的詩人都出版過外語版的個人詩集，也出版過一些影響不小的詩歌選本。不過，換一個角度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詩歌大國，相比于對外國詩歌的“引進”，新詩的“輸出”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范圍上、影響上都還有很大的差距，新詩在國外的傳播范圍非常有限，更是很少被學術界作為主流研究對象。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新詩藝術自身還存在很多不足，創新性、獨特性不夠，加上中國文化、文學的影響力還不夠大，沒有引起國外讀者、研究者的重視；同時，我們在推介新詩方面也還做得不夠，在浩如煙海的作品中，還缺乏可供推廣的優秀選本，對優秀詩人及其作品也很少開展全面的推廣介紹工作，大多只是通過一些交流活動進行介紹。因此，在新時代，遴選優秀的詩人和新詩作品，組織優秀翻譯家對這些作品進行翻譯介紹，向外國讀者系統地推廣新詩，應該是助力新詩藝術發展、實現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之一。

從開放的角度說，新時代的發展目標之一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其中當然包括精神、思想的相互交流與溝通，最終實現國家、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與認同，實現人類的共同發展。在這種語境之下，世界似乎會變得越來越小，國家、民族之間的藩籬應該也會越來越少。而在這個過程中，包括新詩在內的文學藝術可以發揮重要作用，這也是促進新詩藝術交流、發展的重要契機。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機遇，為新詩藝術的發展開辟更加有效的路徑。